中国古典阐释学的“河图洛书”模式

在《"阐""诠"辨》一文中,张江提出建设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想,这使中国传统有无自身阐释体系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古典阐释学虽然涉及古代经典的方方面面,但以儒家经学为主导。自西汉以降,《易经》被推为群经之首,相应也使河图洛书成为阐释原型。从中国文明史看,河图洛书作为一种诠释模式,既解释历史也被历史解释,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中国文明进程则表现为向这一述史模式不断回溯又不断放大其解释边界的过程。据此,抓住了河图洛书,也就抓住了中国古典阐释学体系的关键,同时也可以借此为中国人文科学的整体进展理出一条纵贯的轴线。     

阐释的普遍性

钱锺书先生汇通中西,指出清代朴学与西方阐释学皆由文字训诂到文本理解,悟出理解与阐释是一"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之循环过程。本文笔者认为,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讲到篇章字句之关系,以"舞容回环"取譬,于此所谓"阐释循环"之概念便已初见端倪。中国传统中关于语言能否尽意、关于阐释之多元和读者之作用等等问题,均有诸多论述,可以为我们建立以中国话语为主干的现代阐释理论,提供丰富的资源。然而阐释学讨论语言、表达、理解和解释这类第一层次的基本问题,具有普遍性,我们完全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以中国传统的丰富资源和古典论述为基础,借鉴西方阐释学理论,作出既有自己特色、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贡献。     

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的经堂歌探析

正一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以儒诠经",用儒家思想阐释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的信仰功修与儒家纲常伦理相契合,从理论上阐明伊斯兰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条目,与儒家无异";同时也选择伊斯兰教和儒家典籍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以经诠儒",引导民众"不滞方隅之见而悟心理之同,不涉异端之流而秉大公之     

经学为“体”,文学为“用”——欧阳修《诗经》阐释的二元维度

欧阳修的《诗本义》以求取"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为解诗之本。在寻绎"诗人之意"的层面,他据上下文理求诗,剖析了诗歌发生的心理特征,并考之以"人情",体现出"文士解诗"的思想原则和阐释方法。但欧阳修把达"圣人之志"作为解《诗》的最终旨归,体现了经学为"体"、文学为"用"的阐释原则。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的"阐释的循环",是《诗本义》最核心的释《诗》方法——"据文求义"的阐释学原理。     

经学为“体”，文学为“用”--欧阳修《诗经》阐释的二元维度CSSCI

欧阳修的《诗本义》以求取"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为解诗之本。在寻绎"诗人之意"的层面,他据上下文理求诗,剖析了诗歌发生的心理特征,并考之以"人情",体现出"文士解诗"的思想原则和阐释方法。但欧阳修把达"圣人之志"作为解《诗》的最终旨归,体现了经学为"体"、文学为"用"的阐释原则。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的"阐释的循环",是《诗本义》最核心的释《诗》方法——"据文求义"的阐释学原理。     

试论一种总体阐释学的任务

阐释学/解释学(Hermeneutik)具有多重意义。当代阐释学可望在保持多元样态的基础上成为一种"总体阐释学"(Gesamt-Hermeneutik),它要在哲学与方法、科学与人文、艺术与哲学之间进行创造性综合,即它面临三项任务:首先,要在阐释学内部"平衡"作为哲学的阐释学与作为方法的阐释学;其次,要在阐释学外部"调解"作为科学(自然科学)方法的"说明"与作为哲学(人文科学)方法的"阐释";再次,更要以现象学的思想姿态,"持守""解构"与"建构"的二重差异化运动,开辟"艺术-哲学"或"诗-思""二重性"(Zwiefalt)创造之道。"总体阐释学"不是要重归同一性哲学传统,而是要以未来为基本定向,成为未来哲学的思想方式(广义方法论)。     

孟子“义袭”说辨正

在论述如何涵养"浩然之气"时,孟子以"集义"与"义袭"相对。他认为:作为涵养工夫,"养气"与"集义"须臾不可相离。唯有如此,"浩然之气"方得充实与浩大,以致"塞于天地之间"。"集义"即"配义与道",体现的是行为的"居仁由义"性。与此相对,"义袭"之为则属于"行仁义",是不具有道德自足性的,故不能生发、滋养"浩然之气"。所谓"其为气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其义为:"浩然之气"乃是"集义"所生,非为假"义"之名可自外而一举袭得之也。     

中阿“共生观”:从理念到实践的成功建构

"共生观"为中阿文明交往中的价值沟通奠定了坚实的共识基础。"以儒诠经"更成为中外文明史上一项独特的、合乎客观需求的创造,凸显出伊斯兰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间的"融合",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探到了一条适宜的道路;中阿民众在"丝绸之路"上和合共存上千年所凝结成的"丝路情"已积淀成"传统友谊",并形成互信的政治关系、互惠的经济关系与包容的人文关系等;如何在"丝路战略"框架下进一步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将是今后推进中阿文明交往的新目标。     

孔子的“一贯之道”与心身秩序建构

本文论述孔子的"一贯之道",具体展开了二重维度:一是孔子对尧舜三代以来历史文明核心价值理念之传承的一贯性,二是孔子在其思想的完整结构之中对这一价值理念之贯彻的一贯性。此二重维度上的"一贯之道",作者认为实即是《论语》的"允执其中"。"中"即"皇极",即天道,即性,即"仁",是为"中体"。"忠"以"正心"为义,"恕"以"如心"为义。"忠"借内省过程使本在之"中体"得以自觉建立,是为内在精神活动意义上的"允执其中";"恕"借经验活动使"中体"得以展布流行,是为外向行为实践意义上的"允执其中"。以"仁"为中体,以"忠"、"恕"为中体得以内在建立与实践展开的二重维度,孔子不仅继承了三代以来的"一贯之道",而且切实地重建了个体的心身秩序。"仁"的哲学,即是"中"的哲学。     

论孟子之“义”

孟子的"义"由性所发,以"羞恶之心"为"端",隐含于其中并关联性之本然,超越了对象性关系的内外之分而具有普遍性。作为"人路"的"义",也是性善之动能的展开,既表现为对善的思、求,也表现为对恶的自然抵制。义路既落实到按照心性要求的人伦关系,同时也承认身体性的角色人伦关系,孟子以此勾画了"义"的人伦秩序。义通过生出的浩然之气,构成了人成为天民的条件和通向获得天爵的道路;义路最终又归结到"性"、"心"上来。     

“新子学”与经典价值的再发现——由“新四书”的建构谈起

"新子学"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构,首先要对经典文本的结构进行重构。借鉴"新四书"由"道统"到"经典",再到"经典的阐释"的建构模式,"新子学"在不尚一统、多元共生的子学精神下,以元典时代的子学经典为基础,构建子学经典体系,发现历史上被掩盖的子学经典的价值,在当代语境下对子学经典进行阐释。对子学经典的阐释以"知人论世"为支点,注重"诸子"与"时代"结合的特征,充分发挥人在阐释中的作用,并结合当下语境探寻诸子之学与当代社会的普适性,避免误读与庸俗化。     

道教南宗白玉蟾“道心论”考述

"道心论"是指在唐宋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道教南宗的创立者白玉蟾在阐释"道心"关系时所形成的一种修道证道理论,其核心是以心解道、以心释丹。"道心论"是道教南宗理论的基石,南宗关于性、神、炁、精的理论阐发皆受制于此。其理论创建集中体现在白玉蟾《蟾仙解老》中,主要有三个思想内涵:"道即心,心即道",道心不二论;"道由心生、心由道有",道心互化论;"道者,心之体;心者,道之用",道心体用论。道心论涉及道心关系、身心关系和性命关系诸层次问题,其中,不二论与体用论主要是解决修道根基问题,互化论则是针对修道实践问题。通过"心"为中介,将形上之道论与形下之丹法整合起来,构建了极富特色的"道—心—丹"丹道理论模型,成为宋代道教丹法思想演进中极重要的一环。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新时代经典诠释的视域与径向

正中国伊斯兰教的学理传承和经典诠释史,除去唐、宋有限范围内的口耳相传外,明清时期特别是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经典的诠释,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典诠释的汉语话语体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由明清汉文译著家倡导而践行的"以儒诠经"。"以儒诠经",不只是"诠经",重要的还是"以儒"。"以儒"是经典诠释的一种创新,它使仅     

略论徐梵澄的精神哲学与儒家诠释学

徐梵澄先生是当代中国的学术大家和思想大家,他关于中国精神哲学的整全性理解,贯彻的方法就是经典的互诠、互证以及相互的转义,并有效地融入了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文化的忧患意识。徐先生所持重的儒家诠释学,试图提升儒家之精神性和神圣性的维度,为重建中国儒家的"永恒生命"提供了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徐先生以儒家的生命哲学为安身立命之所(圣门),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新儒家"。     

老子“玄同”思想义解 社会公共体与生命共同体的建构

<正>社会共同体的建构《老子》一书五千言,看似往而不返,实则有着明确的逻辑理路。开宗明义所言之"道"非"常道",其所言之"名"亦非"常名",并以有无之和合而为"道"玄妙之所在;继而以"遮诠"的方式对"道"进行描述而非定义:"道"     

“以百姓心为心”:章太炎《齐物论释》阐微

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对象,聚焦于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对于“俗情”、“俗谛”的肯定性阐释,分析了章太炎如何运用佛学的“中道”义来导引其阐释;进而分析了章太炎如何以对“俗情”的肯定来抒发其志在救世的“菩萨一阐提”精神;进而分析了章太炎如何以“两行”之道来绾合“丧我”之义与对“俗情”的肯定,并区分了这种新的“两行”之道...     

刘逢禄之“例”学

孔子作《春秋》,三传为之诠解,传以经言大义,后人理解"微言大义",或以孔子口传密授,仅公羊得之;或藉"义例"褒贬言之。清人刘逢禄认为,阐释圣人微言大义,必须兼有师法传承与义例褒贬,方能彰明圣人著述思想。清代发扬今文经学,尤推何休,义例之学同时得到重视。论文认为除了经学内在的汉学溯源,清代对"例"的研究,有一部分影响来自清代对"律例"的不断修纂,深化了经学家对"经例"的重视与诠释,同时将汉代藉经义以决狱的做法重新发扬,刘逢禄即具代表性人物。     

什么是“以儒诠经”

正"以儒诠经"指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用宋明理学阐释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亦称"用儒释教"。明清时,中国还没有《古兰经》汉译本,加之当时我国穆斯林已普遍使用汉语,一些地区的穆斯林群众已经不懂《古兰经》的文义,伊斯兰教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衰退现象。加之明清封建统治阶级中有的人认为伊斯兰教"不敬天地,不祈神祉,不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岁为年",有对其禁绝之意,一些民众     

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由四个面向观马一浮易学

本文以《系辞上传》"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二句为引线,分由"象"、"辞"、"变"、"占"四个面向,观察并探讨马一浮的易学特色、风貌、主张及阐易焦点。全文依次提出马一浮"观象"的五个特点、"玩辞"的三项要义、"观变"的两大面向、"玩占"的三点观察,以见其全面且多元的阐易概况,象数为源、义理为重的易学倾向,观照经传、尤重阐扬"十翼"的丰富内涵,积极体究、通贯融会的阐《易》精神以及心贯万事、致力存心养性的易学核心。并由此以小见大,验证易学于马一浮哲学体系中确乎扮演要角,而透过其精湛开阔而又契会甚深的易学见解,亦可略窥其足堪为当代新儒家开路先锋之一,洵非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