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礼义,制法度”——从“礼”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荀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法理论,但并不必然导向法家学说。他一方面接纳与改造了法家之法的客观性与公正性特征,强调了礼的"法度"标准之功能,另一方面借鉴法家之法的人为性特征,建构起礼的起源理论,把礼从个人规范扩大到治国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礼治论"。"礼治论"具有二元化的治理结构:"礼"之功能为建构秩序,其实质在于定"分",其目标在于"治";"法"则有别于"刑",主要是指官僚所应施展的各种规定。在"天-地-人"三才架构中,齐朝廷用"礼",以礼为标准来发掘和选拔人才,并将秩序与和谐普及于下层社会;正官僚用"法","法"之运用,便成为"礼"治的一环。荀子"礼治论"的擘画与先秦法家有着相当的距离,却成为自西汉以后社会政制架构的基础。     

荀子“礼”论的审美意蕴

以往对于荀子美学思想的探讨多是从其“乐”论出发,而对于“礼”论中隐含的审美思想发掘不够。实际上,荀子的“礼”论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蕴。首先荀子将“礼”奠基在人的丰富感性基础之上,将生命本身的存在作为价值建构的原点,表现出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和尊重;其次荀子认为与“礼”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是以具体而物化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人存在的各种生命情态,具有一定的审美效果,是对于人类生命情感的美化和装饰;最后“礼”的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在于通过“行义之美”,构建一个“美善相乐”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不仅具有伦理和谐的意味,还具有审美大化的韵味。荀子的“礼”论不仅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论荀子的“圣人制礼说”

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的考察,荀子提出了礼的起源问题,并给出了"圣人制礼说"的回答。他认为,自历史发展之初,每个人都有因为无止的欲望而进行争夺的趋恶本性,导致社会生活变得资源短缺、混乱不堪。圣人对此"化性起伪",制作出了能够矫正人性、规范社会的"礼"。在荀子看来,"礼"产生于圣人的后天努力而非人的先天本性;圣人制礼,是实现、发挥自我价值及规范、引导社会的有力举措。     

荀子的“礼”与规范文化

<正>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磨砺出了治理中国社会的诸多理论思想及价值观念,然而,这种思想观念如果不能化作人们普遍的行为方式,就不能真正地影响现实并指导社会运行。战国后期的儒学大师荀子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在社会血缘政治关系行将解体和社会秩序亟待重建的历史关头,深刻论证了传统礼义对于社会生成的作用,从理论上说明了礼义思想化作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的意义和方式,从而塑定了传统中国的规范文化。1.规范造就社会     

论荀子的“一民”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先秦各学派对战争这一社会现象无不给予重视。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的儒家也不例外。但相对而言,孔、孟议兵的言论较少。议论较多并形成较为系统的军事思想的是苟子。《苟子》书中,《富国》、《王霸》、《夏道》,《议兵》、《强国》等篇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军事著作。苟子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一民”。对苟子的“一民”思想,有必要加以认真探讨。一、“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什么？这是谈兵论战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战国末楚将临武君与苟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谈论军事时,临武君说：“上得天时…     

论荀子的“上下俱富”思想

在荀子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先富民后富国,最终达到"上下俱富"的社会。他的这种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过"分"为其提供法理上的保证,并以"薄俭"节其流",以及重视生产和轻赋的"开其源"方式作为具体实施的策略来实现的。可以说,比起先秦其他诸子讨论的经济问题,荀子的这种思想更加关注民生,讨论问题更具有现实性与针对性,即使对现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与启发意义。     

论荀子的“中道”哲学

中或中道是先秦儒家哲学方法论和价值观的精髓,是儒家道统的核心精神。荀子对中道的哲学原理及其实践意义有透彻的领会和阐发,并且将中道精神贯彻在其整个学说体系中。本文对荀子的中道哲学及其具体运用进行分析论述,说明其对儒家中道传统的贡献。     

荀子的“乡愿”思想

<正>谭嗣同把"荀学"和二千年来的封建意识联系在一起,认为荀学皆"乡愿",能从根本上体现这一点的便是荀子的"外圣内王"的政治思想,即以儒家立国,以法家治国。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会导致社会人才的严重虚伪不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要有良知、道德感和责任感,如果失去了这些,那就是虚伪的市侩阶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唯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自己的外在身份与内在品质相统一,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     

从“智心”到“诚心”——荀子心论思想新探

荀子的"心"具有两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理性认知与伦理实践之心。在这一层境界中,人的心通过理性的认知能力来使得心中之"义"获得必要的道德知识,以此指导自己的伦理实践和教化"性"中的情感与欲望。第二层境界是"诚"心及"大清明"之心。这一层境界的达到需要人通过"虚壹而静"的工夫来达到完全自足、自在的心本体。从第一层境界到第二层境界的跨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正是在进行伦理实践的过程中体会到心的开放性和超越自我与他人对立的必要性,从而通过一系列工夫进入到第二层境界之中。     

礼养与性朴:《荀子·礼论》研究

探讨《荀子·礼论》是研究《荀子》专篇思想的重要尝试。《礼论》一篇可划分为三小节,分别讨论"礼养""礼文""丧礼"三个论题。礼养与性朴是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两个观点。荀子认为,礼的确立是为了养护人的欲望,欲望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礼的意义和目的是"养",养欲、养情、养德。篇中"性者,本始材朴也"的说法表明,人性原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质朴的。这与《性恶》的观点非常不同。《性恶》与《礼论》在人性的说法、性伪关系、礼与情欲关系上都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性朴的思想在《性恶》外的《荀子》其他重要篇章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荀子是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     

从孔孟思想的分歧探究荀子礼学

从理论承继角度看,荀子的礼学直接源于孔孟学说的分歧。孔子主张"仁礼并重",人们常用"仁内礼外"来概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孟子则把为学的工夫化约为"求放心"、"简约",背弃了孔子依礼言仁的传统,对人文世界建构过程中的客观性维度缺少关注。荀子宗主孔子,批评和重新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法先王",提出"性恶论"、"法后王",以申张自己的礼学。     

荀子“礼”背后的合理性原则及其局限

在荀子看来,"道"是人发动行为时应依据的准则。但为何要依"道"来行动,而不应依"非道"来行动,其背后必有一根据,即有一原则,这一原则也就是决定道之所以为道的原则。由于"礼义"是作为"权"、"衡"之"道"的实质,这一原则也即是"礼"之所以为道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荀子那里只能是"合理性原则"。但荀子对"礼"的合理性进行的正面阐发只是其效用性,这就带来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是某些基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这一视角而来的具体的"礼",必然会在某些情况下与个人当下的乃至长远的利益相冲突,导致其从效用性而言的礼的合理性原则无法落实为个人"心应可道(礼)"的决定原则;二是只从效用性上言"礼"的合理性,使得"礼"的道德涵义处于悬空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礼"与"法"的界限。     

礼与法——荀子与法家的根本差异

荀子的礼与法家的法看似接近,都具有制度化、成文化的特征,实则非常不同。荀子的礼治仍是在孔子的思路上,即良治是按照周朝的制度遗存进行改良,而且其礼学的关注点是普遍的人。法家的法治则认为周朝的礼制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而其法学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特殊性思考。这种差异决定了法家之学具有的是特殊的时代价值,而荀子的礼学则更具有普遍性意义。     

传统思想中的“礼”和“礼仪”——兼论“礼”和“礼仪”的道德功能

我国对“礼”和“礼仪”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传统道德中许多关于“礼”和“礼仪”的论述 ,包含着合理的思想内核。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笔财富 ,充分发挥它的道德功能 ,广泛地开展礼仪教育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试论荀子“和合”思想

荀子的"和合"就是指人人共同协作,从而能得生时和居、死时合聚之欢。首先,从"合"上讲,"和合"主要是指与父母亲人在生时的聚合,并且这一聚合在其死后也能继续延续下去,即通过思慕使人得生死合聚之全。其次,从"和"上说,"和合"即调和人心以得其同。一方面,(声)乐以调和的方式使人心同好公道,使人能得和乐境界;另一方面,君子调和人与万物的关系,使人能合群居住、和睦相处。"和合"既有对人的生的考虑,也有对死的思考;既有对个人修养的探讨,也有对整体人群之道的考量,是人生之乐的重要方面。和合在荀子那里是一个有着全面和深层次内涵的概念,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     

论荀子的兵学思想

荀子是先秦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解诸子之蔽,取百家之长,建立了集大成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荀子还非常注重论兵。荀子的兵学思想十分丰富,从中可以看到儒家一脉相承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在新形势下对传统思想的发展、充实,显示着荀子自己的特色。     

“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     

荀子思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突破——序方达《“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荀子所处时代,乃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开始了精神突破,并以此为轴心时代奠基,而突破的核心是从以帝王为中介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向以圣贤为担纲者的精神秩序的结构性转变。在具体秩序内容上,这一转变意味着从治出于一(治教的浑沦未分)到治出于二(治与教的分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荀子提出了圣与王在新秩序结构中的不同分工。同时,先秦诸子的这种理论创构也推动了经史子的这种中国古代知识谱系的生成。方达的新著同样是在上述背景下,围绕着荀子务于治的问题意识,经由经与子、圣与王、礼与治、教与政等多重视域,对荀子思想展开了系统阐释,解决了现有研究中的部分难点,对推动荀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论老庄的反“礼”思想──兼与孔子“复礼”思想比较

“礼”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在先秦,尤其是西周时代对于治理社会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史载“周人尊礼尚施”（《礼记·表记》）,因此才有后人的“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年》）的说法。然而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