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社会角色责任思想探赜

儒家不仅阐发了角色责任伦理,还建构了名分责任伦理和位分责任伦理。儒家传承发展了《周易》关于"位"的思想,提出了许多"位分"和"位责"的主张,阐释了当位、正位、立位等观念。先秦儒家文献没有"名分"概念,但分别从"名"和"分"两个维度把握"名分"问题;儒家很注重名位、名号、地位、身份等名分,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正名的责任伦理思想传统。儒家鲜明地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等一系列角色责任定位。儒家伦理既是一种德性伦理又是一种角色伦理,无论是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还是其他学者彰显的儒家德性伦理学根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兼容并包的。     

责己和责人:儒家责任伦理主体指向的二元结构

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儒家阐释了作为道德活动的责任伦理主体指向——责己和责人,从特定维度丰富了儒家的责任伦理学和角色伦理学。历代儒家既讲责人又讲责己,但更重视责己;同时,儒家并不否定责人,而是主张敢于责君、敢于劝谏,提出了以责成人之道的思想范式。儒家凸显责己,彰显了重责己轻责人的价值导向。     

儒家行为责任伦理论要

儒家伦理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伦理系统,它兼具德性伦理和德行伦理、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儒家伦理学无疑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但是它也是一种以行为为中心的德行伦理学。而儒家所阐发的行为伦理构成了儒家德行伦理学的核心,它所揭示的"行""为"和"行为"范畴的义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责任伦理所包含的做事、不做事、应做事等本质规定性,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实践理性智慧。儒家行为责任伦理体现为三大层面:一是行为责任伦理的基本规定,二是行为责任的内容指向,三是行为的责任伦理要求。     

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及其局限

对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和研究进路,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一方面,儒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儒家伦理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相对性,另方面,生命伦理学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因此,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儒家伦理不能自发地成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和核心价值.只有在认真地清理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在不断地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或称之为"儒学创新"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才能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处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儒家视阈内群己关系之考察 ——以“仁”为中心的展开

"仁"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儒家对群己关系以及家国天下的理解,绝非对个人价值采取轻视的态度,而是强调个人道德追求与共同体内在价值的交汇融合。儒家依"仁"而形成了个体通向共同体的交往方式和规范,这既源于己(个人)的追求,也体现了群(共同体)自身的价值指归。儒家仁学思想中对群己关系的理解,主要从"个人道德完成""共同体价值实现"以及"物和他者之宇宙生命体共存"三个维度展开并相互融摄。进行儒家群己观研究,有益于解决生态危机下的现实冲突和构建新的社会伦理与价值取向。     

舍勒伦理学与儒家的关系——价值感受、爱的秩序和共同体

舍勒认为价值感受先于客体感知,由此将伦理学建立在情感质料的先天基础上。儒家"亲亲而仁"的伦理学与之相通,并可以从舍勒的"情感的价值先天性""善恶的非现成性""爱的秩序""人格生成""榜样追随"等思路中,找到表达自己独特学说的新话语。但双方关于共同体的看法有重大分歧,反映出两边在看待爱的源头、价值等级化方式和家庭中的本己人格诸方面的深刻差异。     

仁者自爱:儒家传统的道德生命观及其哲学基础

"仁"是儒家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观念。在"仁者爱人"的层面,儒家仁道的基本精神在于要求行动者为他人而抑制自我、奉献自我。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为他"向度的单纯强调之上,则儒家的仁道就可能沦为一种对行动者自身缺乏积极价值关怀的片面的自我否定。因而,在"为他"的深处还要体认到"为己",而这一语境之下的"为己"是在"成己"的意义上而言的,其实质内容在于行动者道德生命在深刻意义上的自我实现,这就是儒家"仁者自爱"观念的基本内涵。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只有在仁者自爱的基础之上,仁者爱人方始成之为一种真正出于行动者自律的道德实践。由自律而行为,"爱人"也就具有了"为己"的性质,而不再是单向度的"为人",从而扬弃了道德规范的外在性与异己性,而这也正是孔子所倡导的"仁者安仁"的逻辑基础。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儒家伦理是利他主义吗？ ——兼与王海明教授商榷

利他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将儒家伦理判定为利他主义者颇不乏其人。王海明先生不仅认为儒家伦理以利他主义为总原则,而且认为儒家思想是当今中国崛起的枷锁、包袱和障碍。而深入分析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可见,与王先生建立在"经济理性人"意义上的"为己利他"伦理观不同,以"立己立人"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蕴含着利他、利己的双重因素,并在"内圣外王"的人文理想中超越了利他、利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正面的人性情感为价值优位的"为己之学"和"仁本主义"。儒家这一伦理观有着深厚的人性根基、民族积淀和实践智慧,至今仍是重建中国伦理最重要的传统资源。     

略论儒家生命伦理精神及其理论渊源——以“生”为视角

儒学语境下的"生命"概念,不同于当代生命伦理学语境下的"生命"概念,而是表现为具有特定内涵的义理系统,其中,"生"可视为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总纲和根本精神。儒家这一"生"之伦理思想与原始的崇"生"观念、上古天命意识以及上古气论,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对儒家生命伦理精神及其理论渊源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从更原始、更本真的意义上正确解读儒家生命伦理精神,这也是在当代构建真正的儒家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前提。     

由衷之言的伦理困境——孔子的言语伦理思想

"修辞立其诚"是儒家言语伦理学构建的核心命题,它包含"非礼勿言""言必及义""无征不信""言之必行"和"时然后言"等言语伦理原则;儒家由衷之言的伦理困境实际上是传统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生存困境在言语问题上的反映,这种以牺牲言语效用价值以维护言语道德价值的致思取向,对当代言语伦理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书讯

正《成人之道——儒家伦理文化》一书包含"儒家与伦理""心性与德性""人格与修养""人伦与社会""五常与做人""原则与方法""传统与现代"七章,共计18万字。作者唐凯麟先生是我国著名伦理学家。本书阐发了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成人之道",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于个人心性修养、人格培育、人生境界的提升以及对于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本书以严谨的学理为基础,是由伦理学家写给大众的儒家伦理文化普及读物。入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杨简易学中的“自”“己”“我”

"自""己""我"及围绕其形成的一系列范畴,在杨简的《杨氏易传》中经常出现,这些范畴理应作为考察杨简心学思想以及解易方法的一个重要视角。"自""己""我"这三个范畴的含义有同有异,它们的频繁出现体现了杨简心学思想中突出主体意识的一面。这三个范畴都有多层次的含义:"自"包括了"本心"本自善的先验性、"本心"自然善的自发性、"本心"各自善的主体性等含义;"己"既具有贬义的"己私"意,也有强调"本心"主体能动性的"能己"之意,还有扩充自我的"己易"说;"我"有"毋我""无我"中的我执的含义,以及具有"唯我论"倾向的"易道在我"说。     

儒家自由主义何以可能？——狄百瑞儒家“人格主义”的实质及现代意义

为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概念,狄百瑞提出儒家"人格主义"一说,来阐发儒家之于个人、社群和国家的自由主义精神。狄氏认为,儒家自由主义精神昭显于孔子仁学一期,经宋明新儒家发展为由本心而发的道德实践,形成了一套关于个人自我养成(为己之学)、社群自治(修己治人)的理论表达范式和实践经验,与西方"个人主义""社群主义"相比具有一定优异性。再者,中国古代虽没能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但儒家思想中并不缺乏公民意识,东亚社会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儒家政治文明构想及其现代价值。因此,在狄百瑞看来,儒家自由主义精神贯穿于为己之学、修己治人与政治文明之中,具有一整套异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洽方案。     

做好“常人”——儒家生生伦理学对一种流行观点的修正

尽管海德格尔的"常人"概念主要是生存论意义的,《存在与时间》也不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但生存论意义与伦理学意义不能截然分割。在海德格尔那里,"常人"这一概念具有难以否认的负面色彩,这种倾向在其后来思想的发展中不断加强,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儒家生生伦理学的思路与其不同。儒家生生伦理学以伦理心境解说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这就决定了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在本质上属于"常人"的范畴。虽然追求善的生活不能满足于"常人",但这一步工作仍有重要价值,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堪。成德成善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从"常人"状态中解脱出来,而是做好"常人"。     

应用伦理学视域对孟子“人”的概念的反思

儒家道德哲学在理论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转向中一直缺席,但儒家道德哲学并不缺乏与应用伦理学契合的"人学"因素。孟子用"四心"和"四端"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展现了人内在的"心-性-情"这一道德结构,其关于"人"之伦理性的论断与西方的"伦理"观不谋而合,同时也从自然-自由的角度阐释了人内在的道德人格之平等和自主,这与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精神颇为一致。特别是"仁"与"人"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明了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哲学能够参与到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确证中来。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还是基础主义的?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意志”缺席?“谁”来负责?——回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批评

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明智希求"。实际上,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大致是同心通理的。因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能"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而应采取对所有大思想家的思想都友好而同情的"人类文明主义"态度。     

杨朱的"人本主义"伦理学

杨朱的思想以"贵己""贵生""为我"等主张而知名,但如何认识和把握它则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偏差甚至误解.从广义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去定位它是可行的方式之一.杨朱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对人的生命和权利予以了高度肯定,将快乐的最大化看成是人的最好的生活,并由此否定了人被名和物质所支配而牺牲自己的异化("殉名""殉物").     

超越社群主义的群己观——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群己之辨及其现代意义

群己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从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荀子的"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都表明先秦儒者更加重视群体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就忽视个体生命以及个体利益,儒家实际上认为个体和群体在最终的利益和价值上应当是合一的。这样一种群己观,在与西方社群主义群己观的对比中,可以更加凸显出其理论特质,并呈现出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