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定在”与“社会定在”概念及其独特意蕴

在德语语境中,"Dasein"概念在最初发展中就获得了现实性和具体性的规定。随后黑格尔以思辨辩证法的逻辑赋予了"Dasein"以变易性、有限性和否定性,并在对市民社会的思考中赋予了"Dasein"以特定经济关系的现实内涵。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颠倒了黑格尔对"Dasein"的既有设定,重新赋予它以肯定性、现实性和基础性的意蕴。但由于此时马克思没有真正把握黑格尔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而主要是在国家法的语境中把市民社会之定在理解为政治定在,因而他将这里首次出场的"社会定在(social Dasein)"概念主要把握为政治伦理关系,并在具体思考中孕育出新的理论生长点。但在中英文的转译中,"Dasein"和"social Dasein"的特定内涵通常被遮蔽了,因而亟待重新发现与辨析。     

“社会共和论”——共和传统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可归入共和传统。马克思认为"政治共和"仅实现了政治国家的解放,由于市民社会内部"私人的等级"的存在,人依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扬弃和超越"政治共和",实现"社会共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人的解放。当社会完成了内部的"社会解放"和外部的"社会的解放",人类共同体将演进到马克思理想中"社会共和国"的应然状态。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发端,经由批判政治国家、批判市民社会以及扬弃市民社会这三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逐步成为奠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从《莱茵报》时期到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早期马克思是一位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支持者,使用的是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而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人的解放"思想构建了一个对市民社会批判的一元框架,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市民社会将会被真正的共同体所扬弃的观点,完成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建构。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理论探究中的四重视角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问题的理论探究 ,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由发萌而日趋炽盛 ,以致形成了时下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市民社会运动”。此一基于现实层面的研讨与反思 ,因其关涉跨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战略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难题 ,因此 ,它所表现出的深度、广度 ,在某种意义上为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一种全新视野。引起了包括哲学界在内的中国政治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文化学界等人文学科的广泛兴趣与深切关注。它们分别从各自学科的不同角度 ,分析、探求市场经济中国发育、创构市民社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     

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家族精神的破灭——兼论“市民社会”研究进路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市民社会及其概念演变史，探讨市民社会的历史内容与范畴规定，揭示市民社会研究的现实意蕴。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是反封建的产物，市民社会的建立是对封建家族精神的彻底否定；欧洲近代以来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两个传统事实上不过是对一个新型社会要求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只有在“现代化社会”这一更高范畴中才能被完整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历史使命是寻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现实道路，因而要求必须打破“市民社会”与“国家”两极分裂对待的思维方式     

浅析董仲舒眼中的王道

董仲舒的哲学尽管把"天"摆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自然的、社会的、心理的一切都托付给"天",一切都由"天"决定;但其立论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宣扬.抬高"天"的地位,而是通过把"天"融入其思想中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帝国的社会管理和君王的行政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服务.所以董仲舒的哲学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宗教神学以及充满所谓的神秘主义,其实质上仍是一种政治哲学.     

论社会转型期的地方政府能力

地方政府能及时了解来自个人和团体自发产生的意图及制度的预期收益 ,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来自中央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化的桥梁 ,其制度安排往往带有实验性 ,具有收益大、风险小的特点。同时 ,社会转型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挑战 ,需要地方政府迅速提升政治生产能力、适应能力、综合能力     

“真正的分工”的历史生成及其内在意蕴——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考察

"真正的分工"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地发生并形成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随着"真正的分工"即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出现,不同的个人分别承担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的现象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历史地看,这种"真正的分工",不仅意味着作为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的分工本身的巨大变化,而且意味着人类生存方式的结构性变迁,特别是随着不同于物质需要和物质生活的精神需要和精神生活的真正形成和发展,人类文明才真正发展繁荣起来。     

再论中国社会的"关系"及其公共性提升

本文试图探讨中国社会的"关系"与信誉(trust)、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治理(governance)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现实中,信誉、社会资本、治理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在社会意义上,信誉是一种有别于个人层面的社会信誉.社会资本是一个源于经济学的有用概念,但被广泛使用于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治理是一种政府管理的新型调控机制,通常强调不同社会部门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网络.为了保证社会领域中的"公共利益"或"公共性",上述概念已被社会科学家们所使用.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面对一些社会问题难以发现及时而合适的解决方案.在中国环境中,"关系"对于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起着决定性但又是负面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关系"基本上依赖于个人信誉,阻碍着基于客观信息的社会信誉的形成."关系"的个人因素如此强大,致使人们不愿意在日常生活和商务活动中消除个人关系.其次,狭义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无论男女据此均可获取某种利益的个人关系网络.但是,社会资本的"社会"则意味着,资本的社会维度将赋予超越个人层面的社会利益.从总体上看,动用"关系"是为了达成个人目的而不是其他原因.再次,基于"关系"的中国人虽然正在逐步改进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在与外国人的商务活动中仍然保持着"关系"的巨大影响.有鉴于此,提出中国社会中基于关系的治理远胜于基于规则的治理的有关假设是非常自然的."关系"的未来命运理应转向公共领域,而在公共领域中,社会信誉、社会资本和基于规则的治理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可以发挥主要作用.这将引导中国走向成熟的全球化.     

论市民社会与民法典的互动关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真正体现了现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现代市民社会是脱离了政治国家而相对自治的.在这种体制下,最适宜的规则就是民法,民法的各项制度保证了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市民社会是民法及民法典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发达也促进了市民法的广泛发展.同时,民法典的制定不仅是法律的编纂,而且是对社会的改造,这种社会改造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构建.     

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以《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的现实冲突为起点,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以"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为理论主题,经历了1843—1848年、1848—1871年和1871—1883年三个发展时期,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也经历了巴黎-布鲁塞尔时期、伦敦前期和伦敦后期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由此奠定了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思考和把握"社会政治哲学话语"的有效路径。     

从“我”到“我们”:霍耐特社会自由观的历史叙事

霍耐特新著《自由的权利》沿袭承认理论,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为蓝本,试图进一步向黑格尔主义复归,以此来克服现代政治哲学脱离社会分析而只关注纯粹规范原则的缺陷。霍耐特通过理论溯源和历史梳理,依次论述了消极自由和反思自由的来源、本质和界限,指出两种基于"我"的个体主义的自由观只具有规范性意义上的可能性,而非经验性意义上的现实性无法以此为基础构建社会正义秩序;只有黑格尔的基于相互承认关系并因此强调"我们"的社会自由观才真正具有现实性。霍耐特正是以此为起点在"个人关系""市场经济"和"民主决策"三个机制性领域上进行规范性的重构。但从全书论证来看,霍耐特未能充分地给现存社会机制提供一种合理性论证和规范一致性论证。     

西方治理理论的缺陷与马克思治理思想的超越

当前治理理论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最早提出"治理"概念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正面临着民主批判的两面性、国家定位的模糊以及对治理和治理理论可能性的怀疑三方面问题。这些冲突根植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个人-共同体"和"国家-社会"两个维度的矛盾。作为治理理论兴起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已经解体,治理理论发展需要新的政治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结构关系的批判性观点,提供了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依托,与中国的治理实践共同拓展了治理理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现实的个人·实践活动·社会生活条件──马克思学说中的三个本质因素

现实的个人·实践活动·社会生活条件──马克思学说中的三个本质因素韩庆祥只有把握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因素，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学说，进而才有可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以纠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那么，马克思学说中最基本、最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现实的...     

“发现”康德先天观念综合与商品交换关系现实抽象的关联——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初解

索恩-雷特尔第一次明确提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重新解读康德的"认识论革命",在他这里,康德的认识论构架本身是商品生产中发生的特定历史结果,知识的形式能够先验于感性世界,恰恰因之于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的历史性挣脱和分离。这种分离遮蔽了劳动创造性关系在商品交换活动的现实抽象所生成的一种构序社会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先验性,而这种社会先验才是康德-黑格尔先验观念的真正根据。索恩-雷特尔第一次指认了商品交换中发生的现实抽象并不仅仅是主观思维的活动机制,作为概念生成的真正劳作工地是发生于社会存在中的一种客观抽象,恰恰是这种现实抽象建构了先验的社会生活形式,并由此规制了思维形式的主观抽象活动以生成思维形式。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对过去三十年问三次集体行动浪潮的一个回顾

本文在总结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形象变迁的基础上,针对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事实,指出了经济利益重构和经济利益博弈是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地形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并提出:在三个不同的时期,围绕特定稀缺资源的争夺,构成了解释过去三十年间三次集体行动浪潮参与者主导形象变迁的一个根本机制.在提出一个扩展了的时间框架之后,作者探讨了这三次集体行动浪潮更迭所揭示的三大趋势--世俗化、基层化和暴力化,并结合"历史-文化的"视角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现实,对中国集体行动场域的未来图景,在宏观层面上做了一个初步的推测.     

超越“市民社会”:重思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权利与权力及其相互关系,一直被视为法律中的重要现象;以权利制衡权力也被视为现代民主的重要成就。权利与权力的这种关系,又往往被划归到不同的主体,即个体与国家。这些理解,其实是基于以契约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主张。权利与权力的对立,根本上来说是产生自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马克思在其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借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以及对犹太人问题的探讨,分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背景、后果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分析从根本上来说,是超越了市民社会的原则,超越了原子似的个人,以"社会化的人类"为新的立脚点的,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权利与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政治社会的财产权到历史-生产定向的财产权——马克思对若干近代理论资源的批判

洛克、卢梭以及黑格尔有关财产权的思想代表了近代财产权理论的三种主要路向,分别对应着英、法、德三大思想传统,这三种路向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财产权问题理解为政治问题,并且始终立足于政治社会来思考财产权问题:洛克提出政府的目的即在于保护财产权,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从根本上优先于政治社会;卢梭一方面认为正是财产权(私有制)导致了不平等以及奴役,另一方面又认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所做的一切承诺的真正保证"1;至于黑格尔,则在拒斥自然权利或者说自然法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财产权理论。区别于近代财产权理论的理论范式,马克思将聚焦点置于市民社会并致力于揭示诸种财产权理论的"经济基础",其批判的切入点是被普遍承认的"劳动确立所有权原则",而在揭示古典自由主义有关财产权的两条规律的明显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将财产权问题批判性地导回生产领域,从而开启了历史-生产定向的财产权理论。     

马克思社会革命的理论前提及其当代价值——以《论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作为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理论的超越,蕴含着超越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该理论前提得到充分提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有其自身固有的限度及其特殊性,这种限度和特殊性阻碍了人的真正解放;社会革命则致力于超越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在普遍性的高度上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这既是马克思社会革命的理论前提与实践原则,也应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针与行动指南。因此,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蕴与现实内涵。     

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

非政治公共领域是本人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的一个本土概念,通过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与法律秩序之间二种不同形式的行动实践剖析,揭示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是如何通过行动实践促使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从而在微观层次探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之潜在动因。同时,通过这二种形式的行动实践的微观分析,试图对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理论——社会行动理论做出新时代的解读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