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虚”与“求真”:陆王心学与伊本·阿拉比修心学说比较

<正>中国的心性之学,肇始于孔孟,发展于庄禅,完备于陆九渊,集大成于王阳明。孟子以心为宗,建立起心性论的基本框架,堪称心学始祖。南宋陆九渊直承孟子,提出“心即理”的心性观,其心性修养论与庄禅哲学存在密切联系,明儒王阳明全面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性思想,提出“致良知”的思想命题,直指本心。至此,具有完备体系和丰富内涵的心学学派正式形成,这就是学术思想界所称的“陆王心学”。     

陆九渊心学的体用论

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心体、心之体和心之本体概念,指的主要不是存有论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人心的本来体段、本有状态。在其实质上,指向人的伦理行动的先验根源;在其功能上,它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展开提供价值法则和意义担保。统观陆王心学的体系,在体用思想上,应当说都是体用兼举的,两个体用论的具体意义也是有差别的。陆九渊以好善恶恶、好仁恶不仁即传统儒家的"好恶"观念来诠释"心之用"的思想,对后来王阳明用良知之"是非"即先验性的道德判断来推进儒家"好恶"思想,进而建构其即体即用的心学学说有直接影响。     

理学的伦理向度——从张载到王阳明

如何平治天下、安顿社会与如何成就自我,是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前者涉及世间秩序,后者关乎人格之境;作为价值的关切,二者都以"当然"为题中之义.从哲学的立场与形态看,理学本身又有注重气、理、心之分,张载、二程与朱熹、陆九渊与王阳明便体现了以上的哲学分野.在理学的系统中,气、理、心并不仅仅是本体论的概念,它们同时或在更实质的意义上涉及"当然";对气、理、心的不同侧重,往往体现了对"当然"的不同理解.与关注"当然"相联系,气、理、心的考察,又与心体与性体、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格物与诚意、本体与工夫的种种辨析彼此交错,理学由此展开了复杂的思想画卷.     

论陆九渊与王守仁“以心解经”方法之不同

"以心解经"是陆九渊与王守仁在解释经典时所共同遵循的思路,但二者在具体方法应用中却形成了诸多差异:陆九渊解经依据"心本论",但又保持"理本论"的某些观点,讲究"发明本心"、"知先行后"的思维理路;王守仁解经则抛弃"理本论",以彻底的"心本论"架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极力突出"心"的作用。从解释方法形成的客观情境上看,二者"以心解经"的方法均有着自身合理性。不过若仅从形式上判断,王守仁较陆九渊在方法体系上要更为完备。     

李二曲“心体”论诸说——从对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融摄说起

"心体"系宋明理学一重要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它直接肯定道德主体与道德法则之同一性。在李二曲哲学中,对"心体"问题的辨析是其建立道德形而上和道德主体论的拱心石,也是二曲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切入点。其"心体"之意大致指心的本然性质、面貌、状态;心之"体"即性之理。二曲"心体"论即像朱子那样重视其认知之义涵,强调心体之"虚明",又继承王阳明重视"心体"作为道德本体之传统,强调心体之"至善"。李二曲"心体"论体系所涉及概念较多,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蕴含着主体意识、道德本体、修养工夫等内容。其"心体"论逻辑终点为"人心",它有可善、可恶之可能性,当人心与世运发生冲突之时,李二曲主张"明心"与"体理",使"心体"能明善复初,葆有其性。     

陆九渊的做人之学及其对朱熹之学的批判

“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陆九渊之学以其鲜明的“做人”色彩对朱熹之学展开了批判。就笔者所接触到的今日研究陆九渊思想之文来看,虽有指出这个特点者,但语之未详。私下以为,如能从此角度再述陆九渊思想,对于加深对陆九渊思想的理解,进而加深对王阳明之学的理解,或许更为有利。因此,特作短文,以请教于大方之家。     

陆九渊《春秋》“讲义”的经学思辨

不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六经”及其“注”本身都是不可或缺的主题。陆九渊积极评价唐代《春秋》学的发展,要求区分实理与行事,“知本”明理是治学的根本所在。“先立乎其大”的“大”并不与心划等号,它其实是指心中所具之理。陆九渊《春秋讲义》的中心在“讲”义。义或礼义作为“中国”的标志,体现了华夏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实理实说”,孔子修《春秋》是包括匡扶正义的霸业在内的。但在华夏内部,则重在君臣大义与维护它的礼制制度。陆九渊不满于汉儒天人感应论走向歧途的牵强附会,但更在意人们对天人感应神圣性的疏忽和懈怠。他要求从宇宙论的根源去看待灾异,而这根源实乃发明圣人之心而来,最后则落实到君王救助灾异的主体职责上。     

论陈献章心学思想的理论意蕴和特色

陈献章心学思想的理论意蕴及特色可概括为：一、主张以“静坐”方式来涵养心体,体认“善端”,强调在心体上作工夫,明显具有将为学工夫心学化的倾向;二、为学宗旨是“以自然为宗”,表现出一种对于超越道德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与陆九渊心学相比,具有将道德伦理色彩淡化和消解的特点;三、“宇宙在我”,则是凸显主体之心的知觉功能作用,以主体之“觉”来体验自我与宇宙的同一,从本体意义上克服和消解了朱陆从不同方向来膨胀“道”（理）与“心”的偏颇,兼融了朱陆对立的道学与心学,从而表明陈献章心学是从朱熹道学中走出,经过对儒、道、佛诸学的整合,完成了走向陆九渊心学的转变,标志着明代心学思潮的真正开始。     

杨简对陆九渊心学的超越

杨简既继承陆九渊,又在"心即理"、批评孟子和《论语》、以心解经、坚持心一元哲学等方面超越陆九渊心学。体现为对"心即道"的重视,不盲从旧权威,通释和遍注群经,突出吾心"常一"的经典解释原则,批评对心即道的割裂,将心学与经学相结合,在心一元论和"心即道"思想的框架下更加突出心的权威性,发展了陆氏心学,并对后世心学和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陆九渊《易》说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体系中,多有依傍<易>论、融汇<易>理者在.对<周易>这部经典,陆九渊虽然没有进行系统的阐释,却以随机指点的"圆而神"的形式,发挥了许多精辟的论说."无极""太极"之辩、"乾坤易简"的原则性观念、"三才之道"的哲理内涵、<复><艮>二卦及"三陈九卦"的义理精蕴、<周易>经传所示社会人事观等,构成了陆九渊<易>说的最主要内容.     

易简工夫终久大--《周易》与陆九渊的心学

陆九渊以心解《易》,以此为其心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展开寻找到经典根据。其心学的本体论、工夫论和境界论与其对《周易》天地人三才一体的理论、三陈九卦之序、《艮》卦"艮背行庭"之旨、太极本体的解释关系密切。他的心学智慧也反过来丰富了《易》学的文化宝藏。     

杨简《尚书》学研究

杨简《五诰解》是陆九渊心学一派《尚书》学的代表作,其借解《书》批驳《孔传》,阐发"道心不动于意"、"心本静"、"三才一贯"的心学思想,提出"不起意"静悟本心的修养方法,以此反对程朱一派道心人心之人性论及格物致知之修养论,带有鲜明的学派特色。梳理杨简《五诰解》的训诂及义理阐释,可以发掘时代思潮的论争。     

从“精神”梳释考朱陆之辨——以陈建《学蔀通辨》为例展开

陈建《学蔀通辨》设专编批驳陆九渊及其后学以至王阳明之学为一部部禅学,认为"作弄精神"、"识心见性"是诸学为禅学抑或近禅之共性。在陈建问题视域之意义上,陆、王隐然成为一共"禅"性之"心学"学派。"精神"一词的意蕴成为陈建批驳陆、王诸学之一大关节,然事实上亦成为衡定陈建立论得失的一重要关节。仅就"精神"意蕴之于陈建、朱子,较之陆学以至王学则皆似同而异趣,甚而涉及儒释道之异旨。     

元代净明道与朱、陆之学关系略论

本文就元代净明道所受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以为:朱、陆学说之所以能对元代净明道产生巨大影响,乃与其多活动于江西有着密切的关系;元代净明道的宇宙观实多吸取了朱熹之学,而其修行论则多受到了陆九渊之学的影响.但是,净明道并未能很好地消化朱、陆之学说,由此而导致了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些矛盾.     

象山心学视野下的九卦之序——兼与张勇先生商榷

宋代理学的易学维度,是中国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陆九渊虽然没有像程颐、朱熹那样系统地注释《周易》,但对九卦说的重视程度实远胜程、朱。陆九渊赋予了九卦丰富的心学内涵,而其中的某些内容与康德的实践哲学亦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陆九渊对于九卦之序的心学诠解,是其道德哲学的缩影。     

一部系统研究宋明心学的力作——简评刘宗贤著《陆王心学研究》

一部系统研究宋明心学的力作———简评刘宗贤著《陆王心学研究》吴光宋明理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学的主流,而不是她的全部。而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性即理”派（简称程朱理学）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即理”派（简称陆王心学）则是宋明理学中的主流派。其他还...     

鹅湖之会:心学与理学分野

心学与理学的分歧在于认识理的方法上,即朱熹主张泛观博览、格物致知,陆九渊主张先立其大、发明本心。由吕祖谦主持召开的鹅湖之会,明确了二者的分歧。在对理本体的理解上,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者又是绝对的一致。方法殊途,本体同归。吕祖谦哲学兼取朱、陆,且具有折衷色彩,故成为心学与理学理所当然的调和人。鹅湖之会的准确时间应是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6月5日。     

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与朱子学主张的三教三道、"本天"与"本心"之分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教同出一源,三教一道,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儒家与佛老的差异不在以心为学,也不是认心为性,而是在于见道有偏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世与出世之分。"虚无"也并非佛老专属,圣人也讲"虚无","虚无"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也是境界上的无执无着。王阳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异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以来理学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加深了儒佛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     

从心的二重性看王学的特点

王阳明的思辨体系以良知为其逻辑起点。王氏在以理为良知的内容的同时,又赋予良知以吾心的形式,这种包含二重性的良知既不同于朱熹的超验天理,亦有别于禅宗的自心与陆九渊的吾心,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就主体意识而言,正是从良知的二重性出发,王氏一方面注意到了个体在是非判断与价值评判中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以普遍之理规范主体的思维、意向活动:这里既有反对相对主义的一面,又有以天理抑制主体的独立思考的一面。就心物关系而言,王氏既以良知为万物的普遍本体,又强调其流行发用于具体事物之中,这种心物一体论带有明显的泛神论性质。王氏的的以上诸说不仅在中国哲学的逻辑演进中留下了独特的历史轨迹,而且涉及到了若干至今仍值得反思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