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具有同一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公平正义观都源于对资本主义不公平现象的深刻反思,并且他们都极为关注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关注实质正义。马克思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出发来关注现实人的不平等状况,而罗尔斯则从逻辑设定的无知之幕之后引申出正义原则;在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上,马克思是革命式的,而罗尔斯则是改良式的。马克思与罗尔斯在公平正义观上的紧密联系和迥异的学术见解,对建构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公平正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重思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

罗尔斯在建构其正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多次谈到马克思的思想,并从中获得重要的思想资源,并给予很高评价。正义问题是罗尔斯解读马克思的核心问题。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二是通过回应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争论,提出马克思预设的正义观;三是分析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超越正义的社会是否值得期许。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蕴含着双重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他抓住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实质,但对共产主义与正义的关系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读。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对融合限度的反思——驳近年来西方学界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倾向

《正义论》曾长期被西方左翼学者看作是为福利资本主义的辩护之作。进入21世纪,罗尔斯在两部新著中把福利资本主义斥为不正义,并申明他自己的正义理论吸纳并克服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西方学界遂出现了一股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潮流。然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罗尔斯的契约论政治理论在人的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路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这就使得雷曼、亨特和布鲁德尼等人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尝试很难取得成功。     

罗尼·佩弗“激进的罗尔斯主义”的社会正义论

罗尼.佩弗(Rodney G.Peffer)是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重构马克思的正义论,并且利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修正了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了他后来自称为激进的罗尔斯主义的社会正义论。对于当前致力于建构社会正义理论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佩弗的社会正义     

柯亨对罗尔斯的四重道德批判

柯亨在肯定罗尔斯理论进步意义的基础上,从差别原则、帕累托最优的现实可行性、基本结构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四个方面对罗尔斯进行了道德批判。在批判中,柯亨试图通过对正义的拯救,论证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真正、彻底的自由和解放之路。     

两种不同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罗尔斯和马克思平等观之比较

面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回应.被誉为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领军人物的罗尔斯,以其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表达了对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然而,由于仅仅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狭隘视野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是不彻底的,最终陷入抽象平等的困境.与此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回应一方面指向其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指向其作为背景的只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社会理想,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在一种人类正义的规范之下表达了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由于超越了政治解放的狭隘局限,因而,马克思人类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辩,而是在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寻求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想目标、价值原则和现实途径.     

何种社会合作?——在马克思、罗尔斯与诺奇克之间

罗尔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合作冒险"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们不仅有利益的一致,也有利益的冲突。正义的两原则为人们提供了公平合作的基础,能够对合作中的利益和负担进行公平的分配。诺齐克对罗尔斯的合作理论进行了批评,其核心观点是:罗尔斯正义原则中的差别原则并非中立的原则,这一原则偏袒社会合作中的禀赋较差者,不能被当作社会合作的公平基础。马克思的"协作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指出只有在与工人的合作中,资本才可能产生利润。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足以反驳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批评。一方面,社会合作中的禀赋较好者(例如资本家)必须与禀赋较差者(例如劳动者)合作,才有可能获利;另一方面,在禀赋较好者与禀赋较差者形成的合作中禀赋较差者天生处于弱势,需要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调整以补偿其天生的"不幸"。     

《马克思与正义理论》评介

正义概念一直是政治理论家最为关注的重要概念之一.自柏拉图起就是如此.在当代,正义理论依然是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主流话语,具有极强的学术号召力.其鲜明例证便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带来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政治学和规范伦理学的空前繁荣.但在西方的一些学者眼里,"柏拉图的正义概念是令人关注的,但基本上是错误的,罗尔斯的正义概念让人着迷并令人钦佩,但它不合时宜而且抽象深奥,只有卡尔·马克思才是最易于理解的理论家,他追求概念的清晰明了"(《马克思与正义理论》,第326页).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所具有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殊魅力,中国学者在进行伦理学和政治学研究时,更是不能不到马克思那里寻求答案.     

社会选择思维与《正义论》的建构方法

针对现实正义问题,阿马蒂亚·森批评罗尔斯的建构方法是不必要的,但罗尔斯通过批评社会选择理论,阐明了建构方法的理论诉求是通过建构非经验的选择约束框架——原初状态,让"互不关心"的人们达成社会合作.罗尔斯与森在理论方法上共享了一种社会选择思维——社会原则由个体选择产生,但建构方法论证了社会合作的理性规范,这是社会选择理论无法论证的.鉴于所有针对现实正义问题的经验选择均有赖于一个社会选择框架的存在,而社会选择框架以社会合作为前提,罗尔斯的建构方法是经验选择的必要前提.     

得失之间：论D.布鲁德尼对青年马克思的罗尔斯式解读北大核心

布鲁德尼对青年马克思的解读展现了一种以罗尔斯资源重构马克思的理论努力和新型理论动向，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较多关注。他的解读紧紧围绕马克思的规范理论和“证成难题”展开，认为马克思持有一种关于人的本性和良善生活的规范理论，但由于拒斥哲学从而导致其无法在当下资本主义条件下证成其观点的正确性，为此须引入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论证方式。其解读存在较多理论偏误。他有意无意抬高了青年马克思而贬低了成熟马克思，事实上导致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弃，其“证成难题”也并非理解马克思的关键。其解读总体上属于“资产阶级实践哲学”的行列，不能归入马克思主义的阵营。欲真正理解马克思，还须站在马克思本人的立场上并秉持思想的整体性和发展性原则，更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核心理论成果。     

精神文明建设本身也要“抓两手”和“两手抓”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抓两手”（“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和“两手抓”（不能“一手硬,一手软”）的这一说法,既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种立场、观点,又是观察社会发展的一种方法论。尽管这一说法在实践上还没有能完全实现,但是,在理论上似乎已经属于“无需论证”的课题了。但是,“两手抓”和“抓两手”这一说法是不是只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之间？我认为,精神文明建设本身也同样存在“两手抓”和“抓两手”的问题。由于这个“说法”还没有得到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重视,因而在客观上影响了精神…     

论G.A.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思想

G.A.科恩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也是将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第一人。在对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反驳了自由至上主义者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原则,另一方面又批判了罗尔斯正义思想的差别原则,从而捍卫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突出了平等的规范性意义,将平等作为马克思公平正义思想的理论内核突显出来。研究G.A.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思想,不仅能够把握住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争论的焦点,明确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而且能够为阐释马克思的平等观,揭示马克思公平正义的思想本质提供理论资源。     

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一种可能的建构

尽管马克思自身并未表述过一种系统的正义理论,但是在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兼容决定论与能动论、从而兼容规范性理论的前提下,我们能够通过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适合正义存在的条件而建构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由于这一正义理论基于道德规范的历史性原则,从而超越了近代道德哲学之完备形态的康德道德哲学,且由于其基于人的自由发展原则而对不平等分配加以调节的理论进路,而比罗尔斯正义论的差别原则在直觉上更为自然,从而也更为优越。比之社群主义道德哲学试图回到古代、从而陷入时代错置而不具可行性,这一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理论亦更为合理、可行。     

共同体中的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新理解

人们往往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这是按照康德—罗尔斯的思路来理解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但实际上,马克思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正义理论的。而黑格尔法哲学所关注的是共同体中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承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正义理论就是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今天,我们在建构正义制度的时候,也要关注每个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     

马克思社会革命的理论前提及其当代价值——以《论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作为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理论的超越,蕴含着超越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该理论前提得到充分提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有其自身固有的限度及其特殊性,这种限度和特殊性阻碍了人的真正解放;社会革命则致力于超越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原则,在普遍性的高度上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这既是马克思社会革命的理论前提与实践原则,也应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针与行动指南。因此,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蕴与现实内涵。     

马克思与罗尔斯思想的比较性研究——访丹尼尔·布鲁德尼教授

正丹尼尔·布鲁德尼(Daniel Brudney)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与罗尔斯思想研究专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教授的亲传弟子。其代表作《马克思试图远离哲学》《罗尔斯与马克思:分配原则和人的概念》《青年马克思与中年罗尔斯》等都曾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他在中国学术界也受到高度重视,多本著作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笔者围绕青年马克思与中年罗     

走向永久和平:罗尔斯与康德

罗尔斯的“万民法”理论尽管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有着种种关联 ,但决不是后者的现代版。二者有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和平观”的具体方面 ,更在于二者从根基上相去甚远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以其道德哲学为基础 ,以形式的实践理性为核心的批判理论 ;而罗尔斯的万民法理论则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姿态、紧紧围绕现实的计算理性出发、为“宪政民主社会”的现在和未来作辩护的理论     

论普遍交往与公民社会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交往以及人类社会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交往形式做了系统的考察,首次创建了普遍交往理论.马克思的普遍交往理论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对人类历史具有一般的解释力,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以及现代化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普遍交往观还蕴含着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内容,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有重要启示.尽管马克思当时’还没有遇到今天这样的公民社会发展问题,但马克思从“普遍交往”的视角出发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定位中国的公民社会,为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佩弗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社会论"批判

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就是建立一个能够保证社会经济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正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应当关心的问题,但人们在讨论社会正义问题时多直接借用西方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有关思想,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论》。那么,我们能否直接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找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