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汉学再评价─—兼评方东树对汉学的回应

一、“汉学”名目及学风特点汉学、宋学的概念是由清人江藩提出的,他著有两部传记式的小书,名为《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是分别记述清代的考据学家和理学家的。对乾嘉时期所盛行的考据学,不名为“经学”,也不名为“考据学”,又不名为“清学”,而名为“汉学”,江藩本人显然有其道理。乾嘉时期的学术以惠栋、戴震两家为大宗,前者称为吴派,后者称为皖派。江藩为惠栋的再传弟子,他之所议标榜“汉学”的名目,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惠栋方可称得上乾嘉学术的典范。《汉学师承记》卷二说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遂于易,…     

宋学经典诠释的哲学意蕴

经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学发展到宋代,形成了以讲义理为主的宋学,而理学思潮占据了其中的主要成分,代表了宋学发展的趋势。与经学史上的汉学和清学(清代新汉学)相比,宋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具有独特的哲学意蕴及自身经学体系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一、汉、宋、清学经典诠释之特点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西汉。虽然西汉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但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哲学化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与汉学经典诠释的特点以及宋学受宋明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影响所形成的学术特征有关。清学对经典的诠释则主要受东汉古文经学的影响,亦思辨意…     

对清代考据学几种不同的看法

近年来,国内一些报刊陆续地发表了一些有关清代考据学的文章,对有关清代考据学的性质、观点与材料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清代考据学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把对这几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摘要简介如下:吴则虞在《论考据》一文(见《文汇报》1962年3月18日)中认为,从性质上说,“考据就是调查研究,是任何工作不可缺少的步骤,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必经历程。”考据“本是搜集材料,鉴定     

论陈澧《汉儒通义》

<汉儒通义>是陈澧生前最为看重的著作之一.对乾嘉学术专尚考据的不满及对考据学衰微的担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原因是陈澧著作<汉儒通义>的出发点,而<汉儒通义>特殊的著作体例中蕴含了陈澧治学的原则和精神,包括对清儒治学家法的继承,对宋学精神的依归和治学的理想境界.<汉儒通义>是陈澧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研究清代学术由乾嘉向晚...     

再谈哲学史研究的“纯化”与“泛化”

依据著名哲学史学家萧萐父先生提出的"纯化"与"泛化"的两种哲学史研究范式,我们着力发掘并凸显清代哲学的形上学——"道论"思想,着重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角度揭示清代学术,尤其是考据学的思想史意义。对后现代一些思想家反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观点重新进行了哲学的反思,肯定其合理之处,同时也为现代性宏大叙事方式的合理性进行了理论的辩护,并从学术研究方法与学术形态变化的角度,深化侯外庐、萧萐父诸先生的"明清早期启蒙说"。本文还就当代中国哲学新概念的生产方式做了初步的思考。     

清代朴学兴盛与碑学关系研究

朴学,以考据、训诂为中心内容,亦称考据学。清代中前期,朴学大为盛行。清代书法的发展趋势与朴学兴盛的学术风气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清代,金石文字资料的出土数量日趋繁多,而训诂恰是以切实可靠的实物为依据,朴学学者对于金石碑版的搜寻、学习、探究以及进行的艺术实践为金石碑学以及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朴学的兴盛继宋代之后又一次推动了金石学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碑学的发展。金石碑学理论以及碑学书法的兴起,打破了数千年来帖学一统江湖的大局。     

“宋学”、“理学”与“理学化经学”

一、“宋学”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其学术走向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从治学方法上将汉代以后的经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学”,一类是“宋学”。汉学偏重训诂考证,宋学偏重义理诠释。但是,“宋学”概念并不意味有宋一朝的学术。北宋庆历以前的80年间,经学的主要成就是邢?所主持修纂的《论语注疏》、《尔雅注疏》、《孝经注疏》等经书,这可以说是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仪礼注疏》、《周礼注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义疏体经注的延续。它是汉唐经学的绪余,是“唐学”,而不是“宋学”。“宋学”从什么时候开始…     

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

一在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中,顾炎武是唯一被后世公推为清代朴学之开山祖的大家,毫无疑问,这位继往开来的学术领路人,是我们由以揭开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之谜的关键人物。《四库全书提要》论明清学术之异曰：“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四库全书提要》卷十六经部,诗类二《毛诗稽古编》,第一册）此中“明代说经”云云乃显指明代理学（主要是心学）而言,“征实之学”则指清代朴学。据其所云,明代理学与清代朴学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其学风的不同──前者“虚…     

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论清代《四书》学的学术转向与道统传承

清代考据学以实证方法治经,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理学末流日益走向空疏的弊病。但是,经学的实证化经历了一个由技到学的过程,工具理性不断向价值理性渗透,新的经学体系得以建立。在清考据学中,最能体现学术界思想变动的是《四书》的治学活动。学者们从字词训诂入手,群经     

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乾嘉考据学成因诸问题再探讨

就有清一代学术而言,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或称“经世致用”思潮);二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思潮;三是晚清的春秋公羊学思潮。三个阶段学术各有擅场,但并非截然划界。而就清代学术发展的主线而言,能贯通清代学术全程、并称得上清代学术特色的,那便是“     

经学时代下的清代学术观--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札记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全书共分上下两篇,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即上篇“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下篇则“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2—493页)按着这种划分,清代学术理所当然地被置于经学时代之下。冯友兰讨论清代学术主要围绕着道学(宋学或广义的理学)的继续和今文经学两个问题展开,检视所论,其中不乏卓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本文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时贤。一、道学的继续讨论清代学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与宋学的关系。冯友…     

从思想倾向和著述体例谈《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

清末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总括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贡献概有三项:一是辑佚书,二是精校勘,三是通小学.清代考据学家通过辑佚,把大量散失的古代佚文从现存的古书中辑出,使人们读到原先所看不到的书籍.他们又通过校勘,把古书中的各种错讹加以改正,使人们能够看懂原来因错讹而无法读通的古书.他们还运用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对大量古代典籍加以解释,使人们能够理解原来误解或不解的古书.除此三者之外,清代考据学家还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辨伪.清代考据学家辨伪的成绩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揭露某部古书是后人伪造的,使之不与真书混淆;其次是将伪书抄袭他书的材料逐一列出,以说明这些材料的时代性,并作为研究该时代而非古代的材料.清儒大规模地辨古书之伪应该说是宋明辨伪学术潮流的继续和发展.一方面,他们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纯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辨伪的结果在客观上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思想史意义.比中,伪《古文尚书》之《大禹漠》篇的所谓十六字心传原本是陆、王心学的一个重要依据,此书之伪被揭露出来后,十六字心传便失去了经典的根据.因此,我们可以说,辨伪在客观上起了破除传统旧说的作用.     

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高秀昌（《中州学刊》编辑部）１９９６年５月７～９日,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原宋学研究会、濮阳行政学院、开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哲学研究室共同主办的“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何谓保天下?——顾炎武的风俗教化思想发微

在以经世为方向重建道统之后,顾炎武特别重视风俗教化。他的风俗研究将历代风俗变迁与天下兴衰治乱联系起来。他考察了清代之前的风俗,将教化与风俗结合起来,强调教化对于保持风俗淳美的重要性。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指出,"保天下"重于"保国",并且人人有责。要"保天下",就必须从人伦风俗和教化角度思考天下问题。他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就是风俗的败坏。为推行风俗教化,顾炎武突出了耻德的重要性,认为知耻是教化的前提。只有士人有廉耻,天下方才有风俗。     

技与道之间──近代科学观念的早期变迁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学自明清之际以后的再度东渐，西方的科学也逐步被引入中国。然而，近代思想家对科学的理解，却经历了一个从技到道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既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衍化的重要侧面，又为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历史前提，其中蕴含着值得注意的思想史意义。一道光以前，清代学术以朴学为主流，乾嘉的考据学，可以视为其较为典型的形态。在朴学的形式下，经学呈现出某种实证化的趋向，其特点之一在于以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技”来治经产当然，在清代学者那里，作为经学研究的手段，以语言、文字学等形式表…     

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及其意义——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

“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揭橥的考据学方法论,乾嘉以来成为汉宋之争的一个焦点话题.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可以清晰考察钱穆汉宋观的演变.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早年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晚年则逐渐转向温和的认同,这反映了他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基...     

顾炎武的经学批评

顾炎武的经学批评,针砭宋明陆王心学之弊,对扭转清代经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容忽视。 一、对陆王心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陆王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首先,他认为明朝的灭亡,陆王心学要负主要责任。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     

论宋学禁欲取向的根源及其在思想史上的结果──从韩、李异同说起

本文集中探讨了宋学的产生问题。文章指出,儒学复兴运动的核心是排斥佛老、在 政俗两方面清除宗教迷狂与重塑儒家的身份认同、确立儒之为儒的根据,而这两点与“宋学群体” 的兴起,是一个同步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韩愈、李翱以及北宋的新学、蜀学、洛学等都 在寻找着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其中,洛学由于最能满足宋学的总体趋向,因此,最终成为一般 思想界的普遍共识,因而被普遍接受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