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对传统礼乐文化的贡献

孔子对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则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礼乐文化。因此,对孔子的礼乐观作文化学上的探讨,实在是研究孔子思想乃至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课题。 研究孔子的礼乐观及其对礼乐文化的贡献,离不开《论语》中有关礼乐的言论。《论语》论礼乐,或单言礼,或单言乐,或礼乐连词,或礼乐对举。现简要摘举如下: (一)单言礼共57条。例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见《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孔子礼乐观之形成初探——以《论语》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礼乐观,是孔子为重塑周王权威和再造礼乐文化,在对远古及三代礼乐文化敬畏和继承的基础上,对礼、乐和礼乐的结合及其精义加以追问和创造性阐发形成的。另外,以礼释仁与孝、以乐释乐、礼和互释等,也促进了孔子礼乐观的形成,使之成为孔子礼乐思想的重要组成。     

“先进”、“后进”解

<正> 《论语·先进》载: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的这段话较为费解。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为:“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杨先生的译文,乃本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之说略有取舍,总之是指仕进选用人才之事的。平日读古书,我发现古人引述前人的话,有时不拘泥于文字而檃括其大意。像上引孔子这段话,后人就说成: 礼失而求之于野。(《刘歆让太常博士书》)     

从乾坤易到礼乐易——论《乐记》对礼乐哲学和易学的双向推进

通过辨析相关文献史料,认为《乐记》乃公孙尼子所作。研究《乐记》与《周易》的关系,应当跳出以往《乐记》袭易还是易袭《乐记》的单向思维,深入比较《乐记》与《易传》思想。《乐记》创造性地援易解乐,同时创新了礼乐哲学与易学,形成礼序乐和的重要思想,将传统的以礼统乐发展为以乐统礼,由更重视秩序之“中”发展为更强调感通之“和”,建构了新的礼乐哲学和美学典范。同时,《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将乾坤易发展为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儒者柔也——礼乐之师与儒之本色

“儒者柔也”是古人对儒字最经典的注释。“柔”的古字是“揉”“扰”“犪”,本义为“驯扰”即教育约束。“驯扰”是游牧时代先民驯服动物的经验总结。“柔远能迩”体现了远古先民以礼乐教化治国的传统理念。“多需”和“多胥”是殷商的礼乐之师,其职能是通过教授诗歌音乐舞蹈来实行教化。他们与周之乐官“大胥”“小胥”有传承关系。殷亡周衰,礼乐之师失去俸禄而散落民间,仍以相礼和传授礼乐知识为生。孔子的贡献是通过民间教育,传授《诗》《书》《礼》《乐》等三代经典,使儒者从相礼训俗之师演变为六艺传经之师。儒家至此问世。     

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释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见之于《论语·泰伯》篇。以前,人们对孔子这句名言的句读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对它的解释则往往取朱熹的说法：“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论语集注》）,歧见不大也不多。然而按照这一解释,只让民众顺从理之当然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而不让民众了解此理之所以然的缘由,则孔子似乎有“愚民”之嫌。降至近代,西学东传,民智渐开,康有为觉得孔子此语的传统解释与西学新潮不合,有损圣人形象,乃截断众流,独出心裁,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句读给予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释读：…     

《论语》:一种可能的情感解读

在面对三代经礼文化日益衰颓的社会情势时,孔子开始向人之内在情感领域发掘道德实践的理据。这种发掘,一方面使他实现了对传统礼乐的改造,一方面则凿通了经由内在真实情感的抉发而走向儒家性情论伦理思想的义理道路。这种人本主义的情感关怀和情感诉求,渗透于孔子诠释道德要目与道德行为、论《诗》、论乐的诸多言论之中。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论语》是一部未言“情”字(“情感”义)而又处处关“情”的著作。     

《论语》“中庸”义辨——与乔卫平先生商榷

<正> 近读乔卫平先生大作《<论语>“中庸”证异》(见1988年第四期《孔子研究》,以下简称乔文),获益匪浅。然品赏之余,又觉得其中关于《论语》之“中庸”是借喻西周礼乐制度的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中庸”旧训“中用”(中道之实用)或“中常”(中道常道)皆可,而以     

孔子正名思想的现代诠释

一、孔子正名思想的提出孔子的正名主张,显见于《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于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近也！奚为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阈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于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可见．子路与孔子问答,关乎卫君待子为政事。对此,还可从《论语·述而》中找到另一记载,此即于贡与孔子问答：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     

对“贯通”境界的追求——孔、老、庄合论

<正> 一、《论语》:循“礼”、徙“义”而达到“仁”的境界在《论语》中,孔子提出“礼”、“义”、“仁”这三个重要概念,孔子的精神就是追求主体“已”如何通过严格的道德实践而达到心灵的崇高状态,也即在自觉地对“礼”、“义”道德规范(秩序)的遵循之中,实现“仁”的无限境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的这段自白很能     

亦说孔子“喟然”“与点”

亦说孔子“喟然”“与点”张帆《论语·先进》“侍坐”章中曾点之志与孔子“与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今学者在探讨曾点之志的义蕴时,几乎都不忘结合孔子因素综合分析,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以下说法：包咸、何晏等人的“春游融乐”说。何晏《论语集解》引包氏（咸）曰...     

孔子的文质论

<正> 一、前言孔子的教育理想,是使人成就为君子。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虽以行仁为己任,但孔子又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上)可见君子须文质两备。在孔子的文质见解中,质指孝弟忠信,文指礼乐。君子是一方面能行孝弟忠信,一方面又能实践礼乐的人。孔子的文质思想,一方面继承虞夏的忠孝思想,一方面发扬周公的礼乐思想。孔子又以文质论三代,《论语》及《札记》中四言“吾从周”,文质     

“色”与“礼”的关系——《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较

《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均有关于“色”和“礼”的论述。《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两者相同,有讨论“色”(情、欲)和“礼”(外在规范)关系的问题意识,也有“礼”来自于情欲,是对情欲之调节或引导的表述,《孟子.告子下》则不讨论这些问题。对情欲和礼之关系的认识,《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的思想倾向更接近《荀子》。用诗来改变人的情性之观念,《孔子诗论》和《毛诗序》一脉相承。     

《论语》社会学读解四题

《论语》是一部社会学理论底蕴丰厚的著作。作为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孔子曾对社会、文化与人生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的成果以零散命题和片段语录的形式结集于《论语》中。中文所论列的“性习之辨”、“文质之论”、“忠恕之道”、“士与君子”集中表达了孔子对人的二重性、人的社会化、社会互动交往及社会角色建设等社会学课题的独到见解，是《论语》社会学理论的荦荦大端。它们展现了《论语》社会学理论架构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学思想的独特风貌。     

孔子的道德理想与礼乐文化传播

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孔子诗说辨原

<正> 《论语》虽然不是孔子本人亲作,但直接记录孔子即事言理的思想观点。因此,应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基于这个前提本文主要依据《论语》来研究孔子的说诗。一、孔子说诗皆断章取义《论语》中涉及诗的共十七章,其中引诗句来说诗的有七章。(一)《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二)《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主张纵议

８０年代初，针对“文革”中全面否定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重新评价孔子；他进而认为，在孔子诸多有价值的思想中，其大同理想和建造小康社会的具体主张更值得深入研究。在他所著《孔子评传》一书中，讲到孔子政治思想时，就专门将《礼记·礼运》篇的“天下为公”与《论语》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思想、将《礼运》篇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与《论语》中“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提法相比较，郑重指出两者间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近年来，学术界又陆续整理出版了…     

《孔丛子·刑论》篇思想研究

《孔丛子·刑论》篇集中辑录孔子关于刑罚的言论和观点,所载的许多文献资料,也多可与秦汉之际的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刑论》篇所载孔子论刑主要涉及五个论题:一是刑与礼的关系,二是刑与民生的关系,三是刑与盗的关系,四是刑法的设置实施与它的合理性,五是孔子的无讼理想。在该篇所有九章文字中,有六章引用了《尚书》,共计九条,其中《吕刑》五条、《康诰》三条、《大禹谟》一条。《刑论》篇中的主要观点,都承《尚书》、《论语》而来,其刻意宣扬礼教、强调保民的倾向,不仅是对《论语》刑罚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孔子礼乐思想、爱人思想和反思精神的继承发扬,值得今人借鉴。     

《论语》书名新解——兼与敖晶先生商榷

《论语》之“论”作“伦理”解、圆通解、“选择”解、“讨论编次”解、“编纂”解都是不对的,而应当作“议”解。许慎《说文解字》释“论”为“议”。《论语》、《孔子家语》、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论”也应释为“议”。《论语》之“论”的动作实施者肯定是孔子,而不是此书之编者。与《论语》相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作“议”解的“论”字,“语”具有“言说”和“辩论”之义。《论语》书名之义就是:孔子的言论及其与弟子的辩论。     

《晏子春秋》中晏子形象琐谈

晏子及《晏子春秋》古来多有评说。虽然臧否不一,爱恶有异,但总起来是誉多毁少,多所肯定。孔子与晏子并非志同道合,交相毁亦交相誉。孔子曾数赞晏子是“达于礼”、“合于义”的“君子”,“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并表示“以兄事之,而加爱敬” (见《论语》及《孔子家语》)。司马迁则大动感情地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其后论者蜂起,或以儒者赞之,或以墨者称之,或谓非儒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