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与婚姻倦怠的关系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溢出效应模型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婚姻倦怠的影响机制。使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量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伴侣支持应对问卷(来自伴侣的支持应对和共同应对)和婚姻倦怠量表对1620位已婚的各行业职场人士进行测量。结果表明：(1)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婚姻倦怠和工作对家庭的冲突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通过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对婚姻倦怠起到预测作用;(3)伴侣支持应对调节了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对婚姻倦怠的影响。本研究为如何降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对婚姻倦怠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指导。     

非工作时间使用手机工作与员工生活满意度：心理脱离的中介作用和动机的调节作用

非工作时间使用手机工作普遍存在于员工的家庭生活中,带来了一系列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使用日记法对88个员工连续5天的日记调查发现：（1）非工作时间使用手机工作对员工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2）心理脱离在非工作时间使用手机工作和员工生活满意度之间有中介作用;（3）使用手机的动机在非工作时间使用手机工作与员工心理脱离之间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可以提高员工的心理脱离水平和自主动机,从而降低非工作时间使用手机工作的消极影响。     

组织分割供给与工作情绪衰竭的关系:工作心理脱离和工作→非工作冲突的中介作用*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271名企业管理人员进行调查,探讨了组织分割供给与工作情绪衰竭的关系,以及工作心理脱离和工作→非工作冲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1)组织分割供给不仅可以通过工作→非工作冲突的中介作用负向影响工作情绪衰竭;(2)还可以通过依次影响工作心理脱离和工作→非工作冲突进而负向影响工作情绪衰竭。因此,组织分割供给对个体的非工作角色和工作角色均有积极作用。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基于元分析的证据

为厘清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独特影响,并比较不同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对包含204个独立样本、340个效应值及91145名员工的164篇文献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1)与一般主管支持行为相比,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任务绩效、创新行为和生活满意度有更强的积极影响。(2)工作对家庭冲突(资源视角)、领导-成员交换(交换视角)和情感承诺(情感视角)均能解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作用机制,并互为补充。具体而言,三者均能中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任务绩效的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和情感承诺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工作对家庭冲突和领导-成员交换则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影响生活满意度中发挥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可靠结论,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其作用机制。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358名企业员工,探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对工作满意感和离职意愿等工作态度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FSSB对工作满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离职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2)工作-家庭增益在FSSB与工作满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而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工作-家庭增益与冲突在FSSB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3)边界控制感调节了FSSB—工作-家庭增益—工作满意感这一中介过程。本研究提示可通过干预FSSB来提升员工的工作态度。     

工作连通行为的双刃剑效应：多重任务倾向的调节作用

随着移动通信工具飞速发展,“全天候保持工作连通”的新时代已到来。在此背景下,工作连通行为对员工工作与生活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通过258份三时点的领导-员工配对数据探究工作连通行为的双刃剑效应。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工作连通行为一方面会通过工作目标进展进而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积极路径),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工作负荷进而导致工作-家庭冲突(消极路径)。多重任务趋向在上述两条路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对于高多重任务趋向的员工, 积极路径的效果被强化,而消极路径的效果被削弱。     

配偶的善意性别偏见对职业女性工作繁荣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文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208份双职工夫妻配对数据,探讨配偶的善意性别偏见对职业女性工作繁荣的中介机制与边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配偶的善意性别偏见负向预测职业女性的工作繁荣,家庭-工作冲突中介了配偶的善意性别偏见与工作繁荣的关系;同时,职业女性的工作中心性调节了家庭-工作冲突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降低职业女性的家庭-工作冲突,减少善意性别偏见,促进工作繁荣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冠疫情期间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和抑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考察新冠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冲突是否通过职业倦怠增加中小学教师抑郁水平,以及心理弹性是否调节该中介作用。1127名中小学教师参与线上调查,完成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问卷、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及中学教师心理弹性量表。结果发现：(1)大多教师疫情前后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的状况变化不大,少数教师疫情期间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状况变差或好转;(2)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职业倦怠呈正相关,三者均与心理弹性负相关;(3)控制额外变量后,职业倦怠是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间的中介变量,在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状态更好、更差以及与疫情前后没有差别的教师中均成立;(4)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好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差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职业倦怠与抑郁的关系。因此,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提高心理弹性可减少中小学教师抑郁,保持心理健康。     

工作要求-资源、心理资本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253名已婚全职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自陈式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心理资本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1）工作要求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均呈显著正相关;（2）工作资源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均呈显著负相关,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均呈显著正相关;（3）心理资本在工作资源与工作家庭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主动性人格对小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该研究探讨了主动性人格与小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个人-工作匹配的中介效应和工作-家庭冲突对该效应的调节效应。研究采用主动性人格量表、个人-工作匹配量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和工作满意度量表对8所小学420名教师进行测查,结果表明：（1）主动性人格对个人-工作匹配和工作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个人-工作匹配在主动性人格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3）个人-工作匹配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受到工作-家庭冲突的调节,即工作-家庭冲突可以降低个人-工作匹配对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因此,主动性人格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探讨

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773对上级-下属配对数据为样本, 探讨了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 工作-家庭支持由组织支持、领导支持、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四个因素组成, 其中组织支持和领导支持统称为工作领域支持, 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统称为家庭领域支持; 工作投入中介工作领域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创造性人格在工作投入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     

工作-家庭中心性与延迟退休态度的关系研究

延迟退休态度是影响新退休政策推行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本研究采用《延迟退休态度问卷》等工具,抽取450名临近退休员工,考察工作-家庭中心性与延迟退休态度的关系以及工作投入、组织支持感在其二者关系上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临近退休员工对延迟退休的态度较为消极。（2）低组织支持感条件下,工作投入在工作-家庭中心性与延迟退休态度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低组织支持感不利于缓解家庭中心性员工对延迟退休的消极态度。（3）高价值认同条件下,家庭中心性与工作投入、延迟退休态度的正向关系弱化。给予员工高价值认同可以提升对延迟退休的积极态度。高关心利益也可缓解家庭中心性员工对延迟退休的消极态度。     

组织支持感对工作投入与工作家庭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

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以207名企业员工为被试,运用问卷调查法和分层回归分析统计方法,考察了工作投入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并考察了组织支持感在工作投入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工作投入对时间冲突和行为冲突都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组织支持感在工作投入与行为冲突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增益”还是“损耗”?挑战性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双刃剑”影响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不确定管理理论, 采用日记研究法收集81个样本10个工作日的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 通过明晰挑战性工作要求的不同属性(每日水平、平均水平、日间变动、波动变化), 全面检验了挑战性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静态模型中, 挑战性工作要求通过工作专注度(增益路径)和放松(损耗路径)作用于工作-家庭增益, 且在个体间的平均水平模型中, 放松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 (2)在动态模型中, 挑战性工作要求的日间变动和波动变化, 均通过减少员工工作专注度和放松, 进而降低工作-家庭增益。最后, 本研究讨论了管理者应重视挑战性工作要求的双刃剑作用等实践启示。     

新生代知识员工队伍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人口特征差异交互效应的视角

本研究以来自高科技企业的500名新生代知识员工为样本,采用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法揭示了工作家庭冲突的人口特征差异,以及不同人口特征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检验结果表明：（1）新生代知识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工龄差异,而职位层次差异并不显著;（2）工作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分别与工龄差异、职位层次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二维交互效应;（3）性别差异与工龄差异、职位层次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三维交互效应。     

Work-family supportiveness organizational perceptions: Important for the well-being of male blue-collar hourly workers?

The current study questions whether organizational perceptions of family supportiveness predict work-family conflict (WFC) and job satisfaction for an atypical sample of male hourly workers in a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and whether those relationships depend on work (number of work hours) and family (number of family roles) demands. A unidimensional factor structure for the family supportiveness scale was not found; however a subscale for the extent that the organization supported work-family balance was strongly related to WFC and job satisfaction. An interaction was found such that those working long hours in the family-supportive work environment had lower WFC than those working long hours in an unsupportive environment, while the number of family roles (e.g., spouse, parent, eldercare) had no moderating effects. Supporting employees’ non-work life is determined to be important for these employees.     

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心理契约破裂的中介作用及上下级沟通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选取了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个体（对心理契约破裂的感知）及领导因素（上下级沟通）,通过402名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采用有调节的中介研究设计,对人力资源实践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水平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2）心理契约破裂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创新行为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上下级沟通水平调节了心理契约破裂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也调节了心理契约破裂对人力资源实践与创新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