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支持与大学生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与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

为探讨朋友支持与幸福感的关系,并重点关注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比较倾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该研究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社会比较观念量表和朋友支持评价量表对776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表明：（1）朋友支持正向预测大学生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在两者间起中介作用;（2）社会比较倾向调节了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幸福感的后半段,即相对于高社会比较倾向的大学生而言,自我效能感对低社会比较倾向大学生的幸福感促进作用更强。该结果揭示了朋友支持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朋友支持和大学生幸福感之间是有调节的中介关系,朋友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幸福感,社会支持对间接效应起调节作用。     

社会善念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考察大学生社会善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基本心理需要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作用机制,采用方便抽样法,应用社会善念自陈量表、基本心理需要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对13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社会善念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基本心理需要在社会善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领悟社会支持在社会善念与主观幸福感、社会善念与基本心理需要之间均起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可以为培养大学生的社会善念与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依据。     

大学生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大学生社会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法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自尊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对268名大学生进行测试。结果（1）社会支持越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就越高,尤其是主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同时大学生的自尊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2）自尊和主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回归效应显著,且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大于主观支持。（3）自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了中介的影响。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幸福感:社交自尊的中介作用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德克萨斯社会行为问卷和综合幸福感问卷对330位大学生进行调查,建立社会支持、社交自尊和幸福感的结构方程,考察社交自尊在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大学生社会支持对社交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大学生社交自尊对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社交自尊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即社会支持直接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产生影响,也可通过社交自尊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感恩和社会认同的作用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和网络社会支持的关系,关注感恩和社会认同的作用,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采用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量表、网络社会支持量表、社会认同量表和感戴量表对442名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表明：（1）网络社会支持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2）感恩在网络利他行为和网络社会支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社会认同在感恩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正向预测中起加强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感恩等个体因素在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利他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机制。     

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探讨了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检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以及性别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采用青少年感恩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长处和困难量表对392名听障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感恩显著正向预测听障学生的亲社会行为;（2）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该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即生活满意度只在听障男生的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亲子、同伴、师生关系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为探讨青少年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和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采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亲子沟通问卷、同伴关系量表、师生关系量表对475名来自湖南、甘肃地区的初高中生进行测查。结果显示：（1）亲子、同伴、师生关系均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2）同伴关系在亲子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亲子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路径受到了师生关系的调节;（4）师生关系调节了亲子关系通过同伴关系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过程的前半路经。可见,师生关系在亲子关系预测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具备重要的调节功能,未来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可聚焦于促进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以及发挥亲子、同伴、师生关系的联合作用。     

变革型领导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社会情感能力和幸福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变革型领导、教师社会情感能力、教师幸福感和教师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变革型领导量表、社会情感能力量表、幸福感量表和职业倦怠量表对北京791名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变革型领导与教师职业倦怠显著负相关;（2）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在变革型领导和教师职业倦怠之间起独立中介作用;（3）教师幸福感在变革型领导和教师职业倦怠之间起独立中介作用;（4）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和教师幸福感在变革型领导和教师职业倦怠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变革型领导不仅是直接预测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而且变革型领导还能通过教师社会情感能力和教师幸福感这两个内部因素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教师职业倦怠。     

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孤独及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

对389名大学生施测社会支持量表、自尊量表、社会与感情孤独量表及主观幸福感量表,以探讨孤独和自尊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自尊、孤独呈显著相关。（2）路径分析表明,自尊、孤独分别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社会支持→自尊→孤独→主观幸福感的显著路径表明,这些变量间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这些结果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残疾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我同情的中介作用

探讨残疾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自我同情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幸福感指数量表、大学生自我同情量表对普通高等特殊教育学校206名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残疾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我同情存在显著正相关,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自我同情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2)残疾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不能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但通过自我同情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自我同情在残疾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中学生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抗挫折能力与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采用感恩问卷、正性情感负性情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问卷、抗挫折能力问卷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865名中学生进行调查, 以考察中学生感恩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以及社会支持与抗挫折能力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1)中学生正性情绪显著高于负性情绪;(2)中学生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抗挫折能力相关显著;(3)结构方程分析结果显示, 中学生感恩直接负向预测负性情绪;社会支持和抗挫折能力在感恩与生活满意度、正性情绪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抗挫折能力在感恩和负性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感恩能通过作用于社会支持和抗挫折能力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家庭收入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家庭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在家庭收入对青少年社会适应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选取了418名农村小学3-6年小学生作为被试,采用家庭经济压力问卷、同伴提名法、学习成绩、孤独感问卷和家庭社会资本问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经济压力与学业成就、同伴接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孤独感存在显著正相关;（2）家庭经济压力通过家庭社会资本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学业成就（中介效应值为–0.14）;（3）家庭经济压力通过家庭社会资本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孤独感（中介效应值为0.03）;（4）家庭经济压力通过家庭社会资本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同伴接纳（中介效应值为–0.07）。研究得出,家庭收入完全通过家庭社会资本来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     

亲子关系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社会支持和心理素质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究亲子关系、社会支持和心理素质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全国23个省（市）共10190名初一至高三年级的中学生展开调查。结果表明：（1）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社会支持和心理素质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均与心理健康问题呈显著负相关;（2）相比于母子关系,父子关系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3）亲子关系通过三条中介路径对中学生心理健康产生影响：①是社会支持和心理素质的单独中介作用;②社会支持和心理素质的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亲子关系和中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内在心理机制,同时能帮助教育工作者预防和干预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608名初一至高二城市青少年,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青少年疏离感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功能和同伴接纳的关系。结果发现: (1) 青少年疏离感年龄段差异显著, 高中生的疏离感显著高于初中生; (2) 青少年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环境疏离感最高, 其次是社会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最低; (3) 家庭功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这一中介作用的实现受到同伴接纳的调节, 即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亲子信任与青少年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父母自尊和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本研究采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亲子信任关系量表,针对233对高中生及其父母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1)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2)亲子信任在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3)青少年自尊在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4)亲子信任和青少年自尊在父母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该结果对于揭示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寻找到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工读生毒品使用影响：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考察家庭功能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工读生毒品使用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对此调节效应是否具有中介效应。采用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家庭功能评定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问卷、毒品使用问卷对514名工读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功能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工读生毒品使用之间关系具有调节效应;（2）这种调节效应以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工读生毒品使用的影响是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Adolescence: The Role of Self-Control,Social Support,Age, Gender,and Familial Crisis

Focusing on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present study comprised three parts. The first examined the role of two coping mechanisms, self-control and social support, in predict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econd related to the role of age and gender in predicting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third rais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exposure to familial crisis would predict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whether self-control and social support would moderate the link between crisis and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Participants included 380 adolescents ages 13–17 years (M = 15.32, SD = .98; 194 boys, 176 girls, 10 unspecified), from six integrative junior-high and high schools in central Israel. All schools served a heterogeneous Jewish student population. Based on responses to a questionnaire identifying adolescents who reported experiencing a severe life crisis during the last year (e.g., severe illness in family, parent death or separation/divorce), the sample wa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xposure to familial crisis (n = 96) and no exposure to familial crisis (n = 284). Outcomes revealed that both self-control and social support predicted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expected, older adolescents presented lower level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an younger ones. In contrast to the hypothesis, gender did not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Although exposure to crisis did not predict higher negative affect or lower positive affect, an interaction emerged between self-control and crisis in predicting positive affect. Thus, among adolescents who experienced crisis, better self-control skills predicted higher levels of positive affect.     

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高中生学习品质之间的中介作用——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了考察在中国背景下,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高中生学习品质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师生关系对上述中介效应的调节。以东部某省13442名高中二年级学生为被试,采用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长的职业以及家庭拥有物三个指标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采用家长参与子女学习和家长参与子女日常生活两个指标测试家长参与度。采用学习兴趣、学习自信心、学习策略、自主学习能力、学习习惯五个分指标测量学生的学习品质。采用师生关系量表测量师生关系。结果表明：（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正向显著预测高中生的学习品质;（2）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高中生学习品质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经由家长参与影响高中生学习品质的中介作用受到师生关系的调节;（4）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造成的学生学习品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师生关系的弥补作用。     

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高中生学习品质之间的中介作用——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了考察在中国背景下,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高中生学习品质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师生关系对上述中介效应的调节。以东部某省13442名高中二年级学生为被试,采用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长的职业以及家庭拥有物三个指标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采用家长参与子女学习和家长参与子女日常生活两个指标测试家长参与度。采用学习兴趣、学习自信心、学习策略、自主学习能力、学习习惯五个分指标测量学生的学习品质。采用师生关系量表测量师生关系。结果表明：（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正向显著预测高中生的学习品质;（2）家长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高中生学习品质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经由家长参与影响高中生学习品质的中介作用受到师生关系的调节;（4）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造成的学生学习品质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师生关系的弥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