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级环境如何影响受欺负者的适应？健康环境悖论及其发生机制

“健康环境悖论”是指在受欺负水平相对较低的环境中,受欺负个体有更多的适应问题。通过梳理相关实证研究,本文从人际与认知两大方面分析健康环境悖论的发生机制。人际机制强调健康环境会影响同伴群体对于受欺负者的态度和受欺负者的友谊,这些不良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加剧受欺负者的适应困难。认知机制认为健康环境会通过向上的社会比较和消极归因方式,影响受欺负者的适应问题。最后,我们讨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健康环境悖论”的适用性问题、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对于干预实践的建议。     

受欺负与青少年外化问题关系的“健康环境悖论”：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

“健康环境悖论”是指在总体受欺负水平较低的环境中, 受欺负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适应问题。本研究以来自47个班级的1764名5年级到8年级学生为被试(男生956人, 平均年龄14.46岁), 考察了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在个体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间的调节作用及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关系存在“健康环境悖论”现象, 即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能调节个体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的关系, 在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较低的班级中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的关联更强; (2)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对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调节作用通过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实现。本研究证实了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健康环境悖论现象, 并首次揭示了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机制。     

职场欺负的旁观者：角色、行为与影响机制

职场欺负作为一种消极人际行为, 会影响到与行为当事人双方处于同一生态系统的旁观者的身心健康, 而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中的不同角色和行为(支持受欺者或实施者, 或袖手旁观)又会反过来影响职场欺负的发展态势。旁观者的公正道德观念及其对职场欺负的情绪体验, 通过社会交换和学习过程, 影响着他(或她)在职场欺负中的行为。     

共情对不同网络欺负角色行为的影响

网络欺负已成为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共情是一种亲社会性的人格特质,它也可以有效地预测网络欺负。共情通过影响不同的网络欺负角色——网络欺负者、网络受欺负者和网络旁观者,影响着欺负的发展方向和范围,其中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发挥不同的作用。目前,关于共情影响不同网络欺负角色行为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足和缺陷。未来研究要结合多种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加强理论建构,进一步为网络欺负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指导。     

儿童欺负问题与人格关系的研究述评

欺负是儿童尤其是中小学生中普遍存在而又相对稳定的一种现象。文章综述了近年来对于儿童欺负问题与人格关系的研究,讨论了欺负者、受欺负者及欺负/受欺负者的人格特点,并对研究的启示和意义进行了简要评价。     

网络受欺负对青少年睡眠问题的影响:压力感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网络受欺负、压力感、抑郁和青少年睡眠问题的关系,采用网络受欺负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自评量表和传统受欺负量表对682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网络受欺负、压力感、抑郁以及睡眠问题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2)网络受欺负不仅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睡眠问题,还可以通过压力感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压力感与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来间接影响睡眠问题。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网络受欺负对睡眠问题的作用机制,能为减少网络受欺负对青少年情绪健康和睡眠质量的消极影响提供有益建议。     

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自伤的关系:友谊质量与反刍思维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自伤行为的关系,以及友谊质量和反刍思维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采用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网络受欺负问卷、友谊质量问卷等对1805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网络受欺负对自伤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友谊质量和反刍思维共同调节二者的关系,即在低友谊质量高反刍思维的情况下,网络受欺负对青少年自伤行为有明显影响。提示心理干预者要注意帮助网络受欺负者寻找同伴友谊情感支持和构建理性健康认知模式。     

大学生受欺负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和日常环境中的暴力暴露的调节作用

采用受欺负量表、相对剥夺感问卷、暴力暴露问卷和攻击行为问卷对941名大学生进行研究,探讨了受欺负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相对剥夺感在受欺负和攻击行为间起中介作用;(2)日常环境中的暴力暴露调节了受欺负通过相对剥夺感影响攻击行为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后路径,在日常环境中的暴力暴露强度较低时,受欺负对相对剥夺感和攻击行为影响更强。     

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网络欺负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探讨青少年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影响的心理机制,本研究基于一般压力理论与情绪调节模型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采用网络欺负量表、社交焦虑量表以及情绪调节量表对武汉市某中学724名初中生进行测量,结果发现：（1）网络受欺负与社交焦虑、网络欺负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与网络欺负显著正相关,认知重评与社交焦虑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与网络欺负显著正相关;（2）网络受欺负不仅直接预测网络欺负,还通过社交焦虑间接预测网络欺负;（3）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中介作用受到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对低认知重评的个体或高表达抑制的个体而言,中介作用更强。研究结果不仅解释了网络欺负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影响更大,也为减少网络欺负的发生提供了重要依据。     

受欺负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悲伤、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

为探究受欺负对于个体抑郁情绪的影响,以及反刍这一认知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与性别差异,采用受欺负问卷、儿童应对方式问卷中的悲伤反刍分量表、愤怒反刍问卷、儿童抑郁量表对2582名初中二年级学生（男生1328人,女生1254人;平均年龄13.95岁,SD=0.60）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受欺负与悲伤反刍、愤怒反刍、抑郁情绪均呈显著正相关;（2）受欺负、悲伤反刍、愤怒反刍均可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抑郁情绪,且悲伤反刍和愤怒反刍在受欺负和抑郁情绪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该模型存在性别差异。女生悲伤反刍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显著大于男生。研究从悲伤反刍和愤怒反刍的角度揭示了受欺负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作用机制,为从认知水平上干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了参考。     

卷入欺负行为儿童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

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和纸笔测验考察了卷入欺负行为儿童和未卷入儿童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心理表征的差异。实验1发现,直接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在不相容任务(道德是下,不道德是上)的反应时明显快于相容任务(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间接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和未卷入者在相容任务中的反应时明显快于不相容任务。实验2发现,直接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倾向于把道德词放在垂直空间的下方,而把不道德词放在上方;间接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和未卷入者倾向于把道德词放在上方,把不道德词放在下方。直接欺负者和受欺负者之所以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其他三者的隐喻联结("道德是下,不道德是上"),原因可能是他们对道德概念的认知存在偏差,并且认知方式也不符合常规。     

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行为

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是指“目击网络欺负事件的个体”。旁观者目击欺负后的行为反应可以分为：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因素有旁观者的个人特质(冲动性、外向性和开放性)、旁观者的心理因素(同理心、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受欺负个体的自我表露程度和生态环境中的关系等。旁观者效应、道德脱离和旁观者干预模型可以对旁观者目击网络欺负事件后的反应进行解释。未来可以从具身认知、脑神经机制、跨文化和网络环境塑造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探索。     

线下受害者到线上欺负者的转化: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及高自尊对此效应的加强

随着网络使用的普及,网络欺负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公共问题,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易引发广泛的危害。研究聚焦于被欺负者和欺负者潜在转换的视角,考察有过线下被欺负经历的个体是否实施网络欺负的可能性更高,且是否是道德推脱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而此作用还会受到高自尊的增强。以中学生为对象,间隔六个月时间,在时间1测量了线下受欺负情况、道德推脱和自尊,在时间2测量了在网络上欺负他人的情况。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级、社会赞许性之后,线下受欺负程度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的程度,且道德推脱在其中起到正向的中介作用。此外,这一中介作用还受到自尊的调节,随着自尊的增强,在线下越受欺负的青少年就越会通过道德推脱合理化其攻击行为,从而在网上做出更多对于他人的欺负行为。     

环境中的风险认知特征

采用多维度的心理测量范式,研究公众在“影响程度”、“可控性”、“了解程度”、“影响的持续性”、“发生的可能性”、“结果的严重性”六个维度上对39个环境条目的风险认知特征。研究结果验证了“风险程度指标”,并将环境风险划分为“生态环境”“疾病与灾害”“生活环境”三个大类并探讨其风险认知特征。结果显示,由“客观认识”和“主动作用”两维度形成的认知地图可有效地指导风险沟通。     

现实受欺负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及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

摘 要 本研究采用整体抽样法对2407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现实受欺负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以及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和道德推脱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现实受欺负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2）愤怒反刍在现实受欺负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现实受欺负通过愤怒反刍对网络欺负行为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受到道德推脱的调节。具体来说,对于道德推脱水平高的青少年而言,愤怒反刍会对网络欺负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对于道德推脱水平低的青少年而言,愤怒反刍对网络欺负行为的预测效应变得不再显著。     

地方认同：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分析

Proshansky提出的“地方认同” (place identity, 1978)一词, 是环境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对居住环境的自我认同, 用于理解和测量“人-地关系”。已有研究分别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论证了“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地方感”及“地方依赖”等概念之间的区别; 并在个体、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上均发现了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未来的研究将采用社会认知的实验技术、以及纵向研究设计方法等, 一方面探讨地方认同的内在心理机制, 另一方面则利用此概念探索解决有关的现实问题。     

知道者悖论的提出

美国著名逻辑学家Richard Montague和David Kaplan合写的这篇文章,是当前西方悖论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文中在历史上第一次为“知识”概念构造了两个严格意义的悖论——“刽子手悖论”和“知道者悖论”,揭示出一些看上去十分合理的认知原则之间的不相容性。这两个悖论特别是知道者悸论一经提出,立即受到西方哲学、逻辑学、人工智能研究及其他与“知识”概念密切相关学科的学者的广泛关注。以知道者悖论为代表的认知悖论和以说谎者悖论为代表的语义悖论,以及以纽科姆悖论为代表的对策论悖论,共同构成当前西方逻辑悖论研究的重心。文中所预言的认知悖论的重大作用,已逐步成为现实。然而,在国内学术界,对认知悖论研究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谨将这篇名作译出,供读者参考。 为印刷和读者阅读方便,译文中将标准名称符号“E”改为“”,某些逻辑常项符号改用了国内较通行的记法,并将原标题A Paradox Regained更为现名。另删去了参考文献以节省篇幅。     

家庭认知环境与0~3岁婴幼儿发展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以5914名0~3岁婴幼儿家长为问卷调查对象,考察了家庭认知环境、入托经历、努力控制对0~3岁婴幼儿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婴幼儿努力控制在家庭认知环境与婴幼儿发展中具有中介效应,即家庭认知环境通过作用于努力控制而对婴幼儿发展产生影响;（2）婴幼儿是否入托在“家庭认知环境→努力控制→婴幼儿发展”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中具有调节作用,当婴幼儿有入托经历时,家庭认知环境对婴幼儿努力控制的影响更大。     

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网络欺负：攻击规范信念与自我控制双系统的作用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武汉市619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①网络受欺负正向预测网络欺负;②攻击规范信念在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③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直接效应受到自我控制双系统中控制系统的调节：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预测作用在控制力较低的青少年中更显著。研究揭示了网络受欺负与网络欺负的作用机制,有助于从自我控制角度进行的干预。     

特质认知和关系认知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特质认知和关系认知是影响人际信任的两个重要因素。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特质认知和关系认知对人际信任存在不同的影响。通过整合以往有关特质认知和关系认知影响人际信任的研究成果,发现关系认知影响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简单的"亲疏关系"效应。尤其是在理解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诸如能够体现中国社会关系核心构架的"阶层关系"等更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的认知过程对于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深刻作用。以"阶层关系"认知为核心的关系认知可能调节着特质认知对于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