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馮友兰先生的“普遍性形式”规律論

最近以来,馮友兰先生发表了許多文章,闡述了他的关于思想的“普遍性形式”的观点。随着討論的深入,馮先生对这个观点,不断地作了一些补充,論点更加系統,我們和馮先生的分歧所在也就越来越明白了。馮先生关于思想的“普遍性形式”的观点,概括起来讲是:一、所謂“普遍性形式”,“就是把一个阶級的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都是以超阶級的形式提出的”实质上馮先生所謂的思想的“普遍性形式”,也就是思想的超阶級性。这种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和思想的“阶級内容”的关系,照馮先生的看法就是:“普遍性形式即寓于它的阶级性之中”。     

无产阶级思想也具有“普遍性形式”嗎?

讀了馮友兰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觉得有一个問题必须提出来加以討論,这就是无产阶級是不是也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形式的問题。馮友兰先生认为: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乃是“历史发展中各个统治阶級的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旣然无产阶级也是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級”,旣然无产阶級在革命胜利后也要建立自己的“阶級的統治”,那末,无产阶級也要“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說成是各阶级的普遍利益,把‘普遍的东西’說成是统治的东西”。也就是說,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到了“阶級的統治”(包括无产阶級专政)完全消灭的时候,上述     

馮友兰先生所說的“共同利益”的实质是什么?

馮友兰先生坚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思想的超阶級性是真实的,不是欺骗。他向反对这种观点的人們提出了一个争辯的准则。他說:“如果一个阶级的利益,真是和普遍利益相一致或有一致之处,这个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就是真实的,不是虚伪的。如果不是这样,这种思想就是虚伪的,不是真实的。”这就是說,在馮先生看来,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其所以是真实的,乃是因为在阶級社会里,除了有     

从馮友兰先生的抽象繼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

馮友兰先生于1955年在“哲学研究”第1期上發表了关于批判胡适的文章,曾经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概括地說:“一切都說明,在‘五四’以后,随着革命形势底發展,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資产阶級与地主阶級联盟,反抗革命。他們底搞中国哲学史的反动知識分子,都用各种方法,把中国哲学史底某些方面加以夸张,为国民党反动派底复古运动服务,以反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胡适与我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从馮先生在     

批判馮友兰先生的“抽象繼承法”

拙作“揚弃三法”,第一便是分析某些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并提出了我和馮友兰先生的四点根本分歧。但是,那篇文章是正面闡述我自己的意見的,所以对“根本分歧”并未作詳細說明(現在看来,那四点也还是不够的),沒有着重去批判馮先生的意見。我自己的意見,有些地方也沒有說清楚。現在写这篇文章即是批判馮友兰先生的“抽象繼承法”,說明我所說的“一般和特殊”的分析方法和馮先生的意見的根本对立,并对这个分析方法作一些补充說明。     

湯一介等著文批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工论”

湯一介、庄印、金春峰在《論“道統”与“治統”》(《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2期)一文中,对于馮友兰提出的“君师分工論”、“治道对抗說”,进行了批評。作者认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君”是指統治阶級在政治上的代表,即从事政治經济的人物;而“师”是指统治阶級思想家,即著书立說的人物。大体上从孔子时代起,“君”和“师”就作为封建統治阶級两种密切联系着的代表人物出現。一般地說,他們在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各种各样的幻想,为本阶級服务。像董仲舒和汉武帝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幻想的事,决不是个别的。汉宣帝的“石渠閣奏議”,汉章帝的“白虎观奏議”,梁武帝之与肖琛,魏太武帝之与寇謙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汉武帝的“問策”和董仲舒的“对策”說明他们所考虑的都是其整个阶級利益。像馮友兰所說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一文简介

《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发表張立文《論“治統”与“道統”的关系》的文章,对馮友兰去年发表的《关于孔子論仁的思想的一些补充論证》(《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再論关于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题》(《文汇报》1963年10月8日)《关于孔子討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君师分开”的說法,提出批評。作者把馮友兰的观点归納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論的,有所謂治統和道統,君就是封建社会中政治统治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統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級制造幻想的思想家,是屬于道統这一方面的。孔子是为中国封建統治阶級     

仇視人类的資产阶級社会学

人民羣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是社会科学的中心問題之一。在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百年間,居于統治地位的是这样一些观念:統治阶級的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羣众不能創造历史,等等。这种以唯心主义观点来衡量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論,早在阶級社会形成时期就已經产生了,因为这种理論符合于剝削阶級的利益。为了給剝削和压迫人民羣众制造借口,剝削阶級的思想家过去吹噓过、现在仍在吹噓人民“不能”独立生存、“不能”管理国家     

欧美资产阶級心理学理論的现况

一、一般概况 20世紀上半世紀資产阶級心理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其分界点。本世紀初叶的心理学企图建立关于心理(或行为)的全面的理論,学者們致力于創立“系統”、“派别”、“主义”,并勾划出了本世紀資产阶級心理学的輪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心理学的理論讨論一度陷于沉寂,到战后再度活跃起来,活动的     

全民国家

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共产党理論杂志《今日馬克思主义》今年三月号上,美国共产党理論杂志《政治月刊》今年四月号全文轉載。作者杰克·柯汉(Jack Cohen)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全民国家”的一些濫調,竭力为修正主义的謬論辯护,幷且歪曲我們党在这个問題上的論点,指名攻击我們党。作者认为:阶級斗爭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經“不起作用”,当馬克思和列宁談到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时,他們所說的共产主义“指的是以其第一、低級阶段开始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作者武断地說:“中国同志强調国家的‘阶級性’,意思是要特別强調它的强制性”,并且断言我們党“沒有看到”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在这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期間会发生“辯证的转化”。作者还把我們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的正确論断,曲解为“阶級斗爭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而尖銳化”的說法;幷且牵强附会地說,这个思想“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的”,但是“早在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本人也抛弃了”。接着,作者否认苏联产生新資产阶級分子的可能性和事实,理由是,在苏联,“‘产生’資本主义分子的社会基础的小所有制,事实上已經消失了。”作者还硬說我們党“把全民国家的概念当作主张‘超阶級国家’来攻击”,“把两个不同的观念学究式地混淆起来”。     

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馮友兰先生的史学思想商兌之一

(一) 問题的提出近年来,有关历史問题、哲学史問题的爭論,都涉及到史学方法論的原则問题。究竟历史研究能否成为科学,也是爭論問题之一;这一争論又首先涉及对历史研究的对象問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在近代史学思想史上是一个老問题,在新形势下被重新提出来,則具有一定的新意义,頗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討論。問题是由馮友兰先生提出来的。馮先生从哲学及其他科学研究“一般”,历史学只研究“个体”,而“个体”非“类”等前提出发,得出了历史非科学的結論;并把这一問题作为“关于历史研究的一般性的問题”提了出来。     

评馮定同志的“争取生存”的哲学

馮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一书,大肆宣揚資产阶級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哲学。它的突出的表现是:抹煞人的社会性,用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取消阶級和阶级斗争。“争取生存”論就是这种錯誤思想的集中反映。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批判。(一) 首先,馮定同志提出的“争取生存”論,涉及到了关于人的本质問题。什么是     

西德心理学概况

一般情况 德国是近代资产阶級心理学的策源地,所以心理学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許多心理学研究机构都遭到破坏,但在战后很快又恢复了。西德的心理学仍保留着战前欧洲大陆心理学的传统,哲学理論色彩比較浓厚。許多馮德时代晚期的心理学家依旧工作着,并继續发展着他們的学說。格式塔理論对于西德心理学影响很大,許多工作是在这个理論指导下进行的。西德心理学的研究工作不象美国那样零散围     

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特点和派别

1.資本主义社会和現代資产阶級哲学恩格斯把他研究費尔巴哈的一本書叫做“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这并不是偶然的。的确,費尔巴哈是最后一个偉大的資产阶級哲学家。1848年的革命也是資产阶級哲学史上的一个轉折点。从此以后,資产阶級哲学就开始了一个低落和衰退的过程。唯物主义的哲学学說为实证論的不可知論所代替,而康德、費希特和黑格尔的德国古     

关于哲学史方法論和道德继承問题的討論——一年来哲学界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

哲学史方法論問题的討論是从孔子問题的討論展开的。几年来,哲学界争論最热烈的是关于孔子的問题。在1962年以前,争論的主要問题是:(一)孔子的哲学思想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二)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代表沒落奴隶主的还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級的;(三)孔子的思想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但从1962年春天以来,出現了新的动向。各地报刊陆續出現了一些美化孔子的文章。孔子的什么艺术思想、音乐理論、軍事思想、体育思想、心理学等等,都有专文論述。有些人对孔子思想作超阶級、超时代的抽象分析,把它說成永恒的,“万     

广东省史学界讨论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

广东省《学术研究》1964年第2期报道了广东史学界关于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問题的討論,并刊載了李蔭农的《中国农民不是以封建思想来反抗封建統治的》一文,这里分别摘要如下: 广东历史学会于3月3日举行的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問题讨論会,着重討論了起义农民有无自己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和农民起义的目的是什么两个問题。关于起义农民有无自己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問题,許多人不同意蔡美彪关于历次农民起义只能以封建的網紀、理論来反抗封建統治、起义农民領袖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論作为行动指南的意見。他們认为,农民是有与封建地主阶級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和理論,农民起义是以自己的思想和理論作为行动指南的。有的同志說,从黄巾起义     

批判資产阶級社会学在家庭、妇女問題上的反动观点

一前一时期,右派分子在恢复资产阶級社会学的陰謀活动中,公然表明他們要用“研究”若干社会問題的办法,来“丰富”和“發展”历史唯物主义。他們把家庭問題当做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一张王牌,似乎只有資产阶級社会学和这些右派先生們对于家庭问题才是研究有素和富有成果的,而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論則是完全的門外汉。他們認为馬克思主义过去对于家庭問題的研究本来就很少并且多巳过时,至于对当前社会的家庭問題     

論孔子关于“仁”的思想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轉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地主阶級有两个来源。一部分的地主阶級是从奴隶主貴族轉化来的;一部分是由商人、小生产者轉化来的;后者是真正的新兴地主阶級。孔子是从奴隶主貴族转化来的地主阶級的思想上的代表,也可以說是向地主阶級轉化的奴隶主貴族的思想上的代表。他的自然观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政治思想是改良主义的。这些論点都不在本文內討論,只提出来作为本文的論点的前提。     

就中国农民战争問题和蔡美彪同志再商榷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問题》一文中,我们曾就中国农民战争問题同蔡美彪同志商榷。在那篇文章里,我們批評了蔡美彪同志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四个論点:(一) 历次起义农民“只是以封建的綱紀、封建的理論来反抗封建統治”,起义农民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論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二) 历次农民起义只是“反对个别王朝、个别皇帝和个别官吏”,“却不曾指向那个制度(按:指封建制度)那个阶級(按:指地主阶級)”;     

馬克思主义的邏輯理論,还是資产阶級唯心主义的邏輯理论

目前在我国邏輯問题討論中,出現了一种邏輯先验論、邏輯实証主义、实验邏輯和約定論的杂拌。他們儼然以“先进”思想者自居,公开攻击恩格斯的邏輯观点已經过时,①把邏輯理論中的唯物主义傾向說成是“形而上学”(这是自康德以来的唯心主义者給唯物主义者的名称);并認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只反对邏辑理論中的“形而上学”,而不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