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宗教的复兴与当代中国社会——以福建为研究中心

认为,农村脆弱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巨变、文化多元化是当代民间宗教复兴的社会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间宗教出现了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积极争取合法地位、加快民间信仰化进程等动向.论文分析了当代民间宗教的主要职能,充分肯定其社会价值,并剖析了民间宗教面临的外部和内部问题.认为从"大宗教观"看,应该把民间宗教纳入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从多元信仰的角度看,民间信仰是宗教文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传统文化的构成看,民间宗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看,民间宗教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其正面的社会功能的可能性.     

推进基层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正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教治理不容忽视。基层宗教治理是宗教治理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层面。推进基层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处理好多元主体之间、宗教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提供、政府行政管理与宗教组织自我治理等方面的关系。同时,     

国家—社会—民间:云南民间宗教的三元分析框架

中国古代的神道设教传统,使宗教信仰可以沟通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官方宗教民间化与民间宗教官方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教嬗变的两条路径.云南民间宗教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要素综合而成的情境中演化发展,宗教文化生态集合并体现了国家、社会与民间的诸多关系.“国家—社会—民间”三元分析框架,有助于阐释民间宗教生成演化的规律,提升民间宗教的治理水平.     

民间宗教的分类治理策略——基于鄂东南L村田野调查

从鄂东南L村的田野调查中,依据民间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的不同划分出认同型和感召型两类民间宗教,两者有不同的特点、生成逻辑和影响。认同型民间宗教的形成源于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功能,这类民间宗教具有组织结构性强、半封闭性的特点,潜在地削弱基层政府的影响力,造成社会区隔,但也带来发达的社会互助网络,我们应对其进行改造和利用。感召型民间宗教的形成源于纯粹的心灵寄托与精神慰藉,这类民间宗教组织结构性弱、开放性强,会助长心灵消费行为,增加信众的社会负担,同时也丰富信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应对其积极引导。基于此,我们的民间宗教治理可以提炼总结为强化基层组织、以关键因素为抓手的分类治理策略。     

西藏转经习俗与个人宗教体验

从个人与群体的心理机制去探求民间宗教生发与延续的深层结构,是研究民间宗教的重要方法之一.转经习俗是藏传佛教在民间社会盛行的信仰实践与信众日常化的朝圣仪式.转经人作为该习俗的文化主体,其丰富的个人宗教体验不仅以“灵验”主题的口头神性叙事得到自我认同与集体传播,同时折射了个体心灵世界中的强音与弱音,满足了人们差异又多元的世俗心理需求.融入到民众生活内部的、大量宗教体验的深刻存在,是转经习俗得到稳固传承的隐形动力,甚或成为藏传佛教长期扎根于青藏高原的民间机制之一.     

明清弘阳教与华北地区药王信仰初探

本文通过梳理华北地区弘阳教创教背景、药王信仰特征以及弘阳教新发现药方、《救苦忠孝药王宝卷》与弘阳教等方面内容，探讨药王信仰在弘阳教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新见华北弘阳教药方是明清道医文化的重要内容，值得深究。《救苦忠孝药王宝卷》是道文化在民间的传承，渗入了百姓的生老病死与日用伦常。华北是中国民间宗教的发祥地之一，药王信仰亦是考察道医文化在明清民间社会传衍的重要视角。     

原生性宗教与国家治理问题探究

原生性宗教作为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中形成的、与民族的社会文化浑然一体的宗教系统,历来就是中国宗教多样性的重要组成,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无论作为一种文化系统还是组织实体,都是社会的有机组成。在治理视角下,本文提出民族的原生性宗教首先是由于理解与定位的问题带来了治理实践中的难题与困境,从而带来了民族的原生性宗教是否应该治理,该如何治理,何种活动符合法律与政策等种种问题。通过问题反思对原生性宗教的价值做出多维的分析,给原生性宗教更广阔的空间,使其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社会服务。     

新形势下福建莆田对民间信仰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北大核心

福建省莆田市民间信仰门类繁多、历史悠久,与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华侨社会渊源深远,又与佛教、道教及民俗活动交融,形成了多元的历史文化现象。做好民间信仰事务管理工作,在团结信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福建省莆田市各级党委、政府立足早部署早落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间信仰社会治理新模式,注重落地见效,取得一系列成果, 具体做法如下.     

湖北省阳新县 依托综合行政执法探索基层宗教治理新路径北大核心

近年来,阳新县把宗教事务执法纳入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工作范畴,明确宗教执法职责,统筹执法力量,主动探索基层宗教治理新路径,推动基层提升宗教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一、"三个结合"依法行政,综合执法助力宗教治理阳新县大部分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群众在农村,乡镇综合执法中队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助力基层宗教治理重点难点问题解决。     

弘扬优秀宗教文化 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宗教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我国的宗教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文化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扬弃,促使自己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如今,如何弘扬宗教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使其服务于社会     

湖北省阳新县 依托综合行政执法探索基层宗教治理新路径

近年来,阳新县把宗教事务执法纳入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工作范畴,明确宗教执法职责,统筹执法力量,主动探索基层宗教治理新路径,推动基层提升宗教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一、"三个结合"依法行政,综合执法助力宗教治理阳新县大部分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群众在农村,乡镇综合执法中队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助力基层宗教治理重点难点问题解决。     

康区藏族村寨宗教信仰：承传与变异——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的宗教人类学考察

本文是作者从宗教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一个处于文化交融地带的康区藏族村寨———莫洛村的宗教及民间信仰进行的考察。该村寨历史上曾经是苯波教盛行地区 ,现今保留亦较完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实施 ,寺院传统的经济核心地位已经不再 ,其对世俗生产、生活的影响也渐趋弱化。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 ,康区藏寨民间信仰呈多元共存态势 ,寺院及其神职人员的作用也发生了明显的转换。该地区在宗教信仰方面呈现出的变化与趋势在藏族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治理的四大显著优势

党和国家将宗教及宗教发展规律与我国特殊表现形式相结合，形成了既不同于他国宗教治理模式，又有别于我国历代宗教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治理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宗教事务管理上的显著优势。传承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基因、坚持多元一体的文化价值原则、借鉴包容互鉴的文化发展模式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文化优势；继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遵循宗教发展规律、契合中国现实国情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理论优势；党对宗教工作的统一领导、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国法大于教法的根本原则、独立自主自办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政治优势；以持续强化的组织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以积极互动的组织体系提升治理效率、以全面的组织动员强化治理协同是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独特的组织优势。     

汉仪蕃风：甘肃中部地区民间傩坛研究

师公是甘肃中部地区民间傩坛的组织者,他们游走于庙宇、家宅与田野,开展祭祀活动,对地方民俗文化的形塑产生重要影响。民间傩坛包含多宗教文化元素,祭祀对象以宗法性传统宗教和道教为主,仪式建构依托道教斋醮科仪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祭祀礼仪,在中原傩文化的基础上又嵌入藏族传统宗教及其傩文化元素,傩坛中的黑神则是藏传佛教阎摩护法与六臂大黑天护法。甘肃中部地区民间傩坛的师公与傩仪,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国宗教文化多元通和特质的重要见证。     

六朝圣火崇拜与异域宗教

传世典籍中,对于六朝民间信仰的记载不多,然而关于民间圣火崇拜的记载却值得注意。六朝文化遗存中的圣火崇拜印迹为六朝社会信仰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六朝圣火崇拜虽然延续着华夏民族圣火崇拜的历史轨迹,然其背后蕴含着极为明显的异域宗教因素。六朝圣火崇拜的信仰模式杂糅了佛教、祆教等异域宗教中以"圣火"崇拜为核心的宗教礼俗,极具六朝文化的时代特质。     

滇西北多元宗教研究的文化意义

滇西北是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的重要地区,历史上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砥砺共生。论文通过滇西北的社会文化生态与多元族群、佛教各派在滇西北社会的浸润影响、滇西北社会多元宗教格局的形成三个维度的考察,认为滇西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多元信仰格局的形成,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文化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滇西北族群与宗教的多元共生,相互融摄互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所致。     

西北地区农村的宗教发展与邪教防治——以甘肃省X镇为例

农村是宗教传播和邪教势力活动的重要区域。文章选取甘肃省X镇作为西北地区汉族农村的代表,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考察其宗教信仰状况,分析当前农村反邪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调研发现,该地区虽然宗教文化较为繁荣,但信教群众不多,佛教已然衰落,基督教发展稳中有进,邪教人员多于正统宗教信徒。基层基础建设与反邪形势不相适应是当前基层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村地区邪教的防范与治理应当注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进反邪教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加强反邪教工作的基层基础建设,充分发挥正统宗教在反邪教斗争中的作用,注重发挥各类社会团体在反邪教斗争中的作用。     

农村“宗教热”对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危害——基于浙江省H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宗教在农村地区的迅速传播,"宗教热"已成为当前浙江个别农村文化生态的重要体现。通过对H镇农村的田野调查,得知农民信众人数日渐增长、宗教发展不平衡、非法传教活动频繁。求神拜佛的社会传统、利益博弈与利益驱使、现实的利益诉求、宗教治理工作不利以及非法宗教多种传教方式等的影响是导致当前农村宗教盛行的主要原因。破解该难题,需通过"分类施策"引导村民理性看待宗教、"双管齐下"妥善解决农村的现实问题、"多方联手"加强农村非法宗教治理工作的力度、"因地制宜"加强基层统战干部队伍建设。     

河西宝卷方俗口语词的文化蕴涵——以民间宗教类宝卷为例

河西宝卷是流传在甘肃河西地区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民间宗教类宝卷既具有明清之际教派宝卷的特征,也是近代汉语后期重要的白话语料。宝卷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俗语词和口语词,这些词汇均包含着多重的文化信息。本文从"展现河西地区历史风貌的俗语词"、"揭示过去文化遗迹的方言词"和"体现多元宗教思想的宗教口语词"三个方面,阐释民间宗教类河西宝卷方俗口语词的文化蕴涵。     

习近平新时代宗教治理的重大创新及实践路径

宗教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应予以高度重视。新时代我国宗教治理取得突出成就,不仅宗教治理理念从“管理”转向“治理”,而且宗教治理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宗教领域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由于宗教的错综复杂性和国际国内宗教形势的深刻变化,宗教领域潜在的风险和隐患依然存在,宗教治理在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和人才层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治理的重要论述,结合我国宗教工作实际需要,从提高政治站位、全面构建宗教治理“四重格局”、完善宗教治理法律体系、以基层宗教治理为切入点、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等方面予以完善,不断提高宗教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