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域性的乡村景观设计探析——以高唐县李奇村为例

乡村景观是人们为适应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条件而选择的最适合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呈现。乡村景观设计的地域性一方面体现在尊重本地区的自然环境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体现在植根于本地区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构建富有本土特色的景观环境。李奇村的村落景观设计在尊重村落原始布局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河、二路、三点、四片"的空间结构规划,并对本土建筑材料、村民废旧的生产、生活器具及本土植物景观进行重新的解读与应用,为乡村景观设计实践提供了新的借鉴。     

“拉斯巴”制度的新生——嘉绒藏区村组治理的案例研究

"拉斯巴"制度是嘉绒藏区乡村社会特有的地域传统。土司时期,由若干个村民轮流担任拉斯巴,负责组织村寨的集体活动,增强村民的合作性和认同感。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制度安排使拉斯巴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拉斯巴"制度复兴,并拓展了拉斯巴在行政事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是村民喜闻乐见的公共事务运作方式。表明国家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可倡导多样化的治理形式。传统地域制度"拉斯巴"能够适应新形势并不断创新,首先源于藏民公共生活的需求;其次是现代乡村治理的需要及藏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致;最后,国家宽松的政策环境是"拉斯巴"制度新生的基础条件。     

一念与十世：唐代华严学的时间观念

正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区分了神圣时间与世俗时间的概念,揭示出各大宗教及巫术传统中所存在的超越世俗生活以求回归神圣永恒的倾向。按照他的描述,宗教徒通过宗教节日与仪式"逆出"当下生活的时间序列,而去迎接原初神话的再临。~([1])在中国佛教的信仰实践中,节日与仪式亦被视为通往神圣时间的道路,     

人口迁徙、宗教信仰与空心村族际关系的变迁

在对当下中国社会人口迁徙过程的研究中,人口迁出地发生何种变迁较少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对一个位于中国东北的朝鲜族、汉族混居村落,在由集体化向后集体化转变的社会变迁背景下族际关系发生何种改变进行梳理,展现分析了村落社会中"汉"与"非汉"人群,在面对由市场力量所造成的人口迁徙及村落空心化的生活情势通过民间信仰的手段达成跨族际关系的过程。其后由对基督教这一村落社会的外来文化因素如何因村民外出劳务传入村落,并在既有族际关系的格局中,填补形成新的跨族际关系的过程分析,文章在赞同运用多文化跨文明的视角考察"汉"与"非汉"人群之关系的同时,也强调要对多元文化框架做现代性的理解。     

集体仪式促进凝聚力:基于动作、情绪与记忆

集体仪式对群体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外心理人类学家提出的"宗教模式理论"深刻阐述了集体仪式产生群体凝聚力和亲社会行为的心理过程。集体仪式的心理学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集体仪式促进凝聚力、同步动作影响亲社会行为,以及集体仪式导致群际偏差等方面。未来的研究需要对集体仪式促进凝聚力的心理机制进行系统地考察,并将激发愉悦情绪的集体仪式也纳入到研究范畴中。     

山西乡村社会的村际神亲与交往

本文初步探讨了山西民间信仰中神亲关系缔结的因缘、概况及此关系的属性与功能。村际神亲在山西普遍存在,它是村落之间以共同信奉的民间神灵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虚拟亲属关系。这种文化建构将村际的地缘关系亲缘化、世俗联系神圣化。本无亲缘关系的不同村落群体由此成为亲属集团,在信仰领域保持了联系,其世俗交往也从无到有或由少到多。既维系了共同信仰、又培养了亲属感情的神亲关系是乡村社会整合、凝聚、和谐的重要资源。     

社会变迁中的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演变——以桃坪羌寨为例

对我国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不同时期的演变进行分析，结合桃坪羌寨的实际案例，提出只有加强村落文化建设，以村民为主体，整合多方资源，才能更好地激活村落公共空间的活力，促进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陇州社火文化在村落公共空间的设计营造

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形态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最容易被人所识别、记忆并会直接对人们的生活经验及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对村落公共空间及社火文化的了解,提出对应的公共空间结构营造方法,注重村落的自然景观,挖掘村落传统内涵,体现人性化理念,建设极具生命力能够充分展现社火文化的村落发展之路。     

贵州安顺跳神戏与乡村社会空间——以二湾河跳神戏堂班正月跳神为中心的考察

贵州安顺跳神戏堂班正月跳神是典型的村落仪式,有着严格的仪式流程。二湾河跳神戏堂班以正月跳神为中心,以土地祭祀为主体,辅之以仪式戏剧中被神化的将帅兵马神灵系统,构筑了村寨公共信仰空间。并以跳神戏为纽带,强化寨邻与寨际交往,协调着乡村社会关系。跳神戏寓教于乐,于神灵明鉴中行使社会教化功能,且搭建乡村文化平台,整合了乡村社会资源。     

民间信仰与村落和谐空间的建构：对大义店村冰雹会的考察

信仰与习俗、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想象,所有这些都交融、呈现于古老的冰雹会。在历史的曲折变迁中,大义店村的冰雹会能留传至今可谓历久弥坚。村落生活经验中保留着关于神灵信仰的集体记忆,记忆使得信仰仪式能够恢复和传承,传承中又不断丰富着集体记忆。在记忆与传承的历史演进中,民间信仰衍变为一种民俗,于村落之中建构和谐的空间。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既有稳定的内在系统,也蕴含着和谐的特质。     

莆田民间宗教“谢恩拜忏”仪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许多民间宗教及其仪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兴。本文运用布迪厄、常人方法学等有关实践理论,通过完全参与观察方法,深入描述了福建莆田民间宗教"谢恩拜忏"这一仪式的具体过程,并着重分析了这一仪式在场域创制、权宜实践和历史隐喻三个方面的深度意蕴:以宗教仪式特有的符号和象征创制为基础,以多方参与主体对仪式禁忌和规则的权宜再生产为主线,以剧场游戏和历史隐喻为形式,逐步推进仪式实践的时空流动和参与者的情感变位,从而协同绘制了一幅涵括村落共同体与家族的集体意识、传统社会延续的性别格局和帝国政治的历史隐喻等因素混融在一起的行动图景。     

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地方政府、村集体与村民

在国家积极倡导"赋权于民"的背景之下,许多地区开始积极探索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我国农村集体产权领域又一次重要的制度突破,它受到改革时以"地方政府-村集体-村民"三者关系为核心的地方治理结构的影响。S市J区Y村在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村集体以及村民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与特点。在地方政府主导产权制度变迁的情况下,村集体与村民都试图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积极建构其自主性,因此集体产权需要放置在地方治理结构之下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公共同在与群体团结的规约——贵州乡村基督教堂仪式及其社会功能初探

教堂是引领基督徒宗教信仰生活的重要场域。教堂引领的宗教生活主要通过各种基督教仪式表现出来,通过对乡村基督教堂仪式的考察发现,教堂仪式在建立神圣关系的同时,亦满足了传统乡土群体团结整合的需求。乡村教堂仪式,融合了传统关系的经营与宗教互动的意向,增加了基督徒村民的团结感,增强了他们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和心理能量,使得他们以某种程度的群体稳定性适应着乡村社会的变迁。我们对乡村教堂的礼拜、圣餐、婚礼、葬礼、融合性仪式进行分析,来观察这些教堂仪式在维系信徒"与神同在"的同时,又是如何发挥其乡村团结的社会功能的。     

公共伦理研究的系统力作——评《公共伦理丛书》

公共领域的扩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公共权力的支配、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公共规范的建立与遵守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中,由于人们在观点、理念上的相互差异,为公共生活提供应然性基础就变得尤为困难.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对于经济效率、经济理性的片面强调和追求,又使公共观念面临着被平整化的巨大压力.商业平整化的结果之一,便是道德似乎正渐渐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视阈.但是这种远离仅仅是一种现象,并不能改变社会对于伦理、道德的内在期盼与需要.在现代社会中,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传统社会逐渐退缩,以个体为单位的公共领域日渐膨胀.探寻公共领域的合理性基础,为公共生活提供道德价值的引导,成为当代社会的急迫需求.     

上海浦东传统乡村社区的“家族道士”研究

以笔者近年在上海浦东地区所做的田野调查、浦东川沙道士薛明德先生的口述资料为基础,本文尝试研究清末至解放初期上海浦东乡村道士的概貌。长久以来,这些乡村道士以"家族道士"的形式生存,世代延续着家族的道业。作为浦东地方社会中最主要的"仪式专家",历史悠久的家族道士常常成为一个社区仪式生活的"主祭司"。通过提供传统的仪式服务与仪式指导,家族道士与社区的庙和村民之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主顾关系。另一方面,浦东沿海社区的各个家族道士之间因为互拜法师形成的"师承"关联,以及共同的祖师祭祀、仪式互助等行动,使该地区的家族道士自然地形成一幅地方道士团体的面貌,表达了这些火居于社区之中的乡村道士的一种身份意识。     

村落声音记录下的社会变迁——以在陕西省杨家沟村的调查为例

《黄土高原的村庄——声音·空间·社会》是一本介绍黄土高原一村庄米脂杨家沟村的典型民俗志。井口淳子在撰写本书时是以"声音"为切入口引出村落的历史和村民的空间认识问题的。由于相望的"山"和其间的"沟"形成的"V"字形空间,还有建筑在山上的窑洞,也塑造了黄土高原村落独特的声音环境,具备了村中发出的声音能为整个村落所共有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前有三种声音是村落整体的象征声音,分别是大钟、牌楼的铃和庙里的钟声。1966年后,代表村庄的象征性声音"牌楼的铃"、"大钟"消失了,"道教音     

基督教神学与生活领域:从凯珀到斯塔克豪思

本文分析荷兰神学家亚伯拉罕·凯伯和美国神学家马克斯?斯塔克豪思在理解和促进神学与社会生活关联上各自的贡献:前者以"普遍恩典"和"领域主权"的观念为中心,后者则以"全球化与恩典"为考察重点。两者的公共神学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联系,本文将进一步探析凯伯对斯塔克豪思的影响。这一研究意在表明公共生活领域对于神学思考的重要性,而时代的处境会提出神学必须面对的不同公共议题及其指向的特定神学信念和方法。     

彝族“伙头制”与宗教信仰——以云南省永仁县中和乡直苴村调查为中心

本文以云南直苴村为个案,通过田野调查,从彝族村落组织伙头制的组织形式、伙头主持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等为切入点,探讨彝族村寨组织(伙头制)与宗教信仰在彝族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直苴村彝族正是通过伙头制与伙头主持祭祀的神灵一起来对村落日常社会生活进行规范,从而达到禳灾祈福、护佑村落、和谐生活的目的.同时把祖先有关的神话故事传说粘连在宗教祭祀仪式中,在伙头担任者与伙头主持祭祀的神灵的禁忌中,凝聚对其祖先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     

论流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与城市社会适应: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例

宗教场所是穆斯林宗教活动与社会活动相结合的公共空间,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共通性为流动穆斯林的社会关系建构与维护提供了网络平台与支持,对他们适应城市社会有重要的支持作用。从实践的方面来看,城市社区及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应该有构建"社区社会资本"的意识,将社区居民与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纳入到"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体系中,主动为他们的交往互动提供空间,通过支持他们的城市社会适应来增加和优化"社区社会资本"的储备及质量。     

论寺庙与民俗的形成——以四川遂宁广德寺与本地观音信仰为例

佛教寺庙既是宗教信仰的载体,也为大众提供展开活动的公共空间。在中国的寺庙中,不乏接引信众、传播知识、大众娱乐、商务买卖等活动。某些寺院由于其特殊的影响力,不仅为一个地域群众提供信仰活动的公共空间,同时还很有可能会带动此地形成某些新的民俗。通过对四川遂宁广德寺及当地观音信仰的考察可发现,寺庙与民俗之间,彼此都在共同成长,寺庙借助民俗活动,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本,而民俗也视寺庙为其存在下去的精神家园,在文化环境与社会经济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两者往往会平稳地延续下去,成为社会生活中非常富有世俗味道的信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