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英敛之的交往述略

陈垣与英敛之因机缘得以相识后,相知相交近十年。1917年,陈垣在英敛之的鼓励与帮助下,发表了第一篇史学学术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之后,他们开始收集整理并校勘出版了一批明清时期天主教著述。陈垣与英敛之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天主教史学术研究,而且积极投身到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建设中。对于陈垣而言,英敛之已成为影响其一生的重要人物。     

不同国度、相同情怀:英敛之与雷鸣远的交往述略

英敛之与雷鸣远均为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前者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满洲旗人,后者为来自比利时的遣使会神父,对中国和中国天主教事业的关心与热爱使两人成为挚友。他们积极倡导宗教救国并大力推动中国教会的本地化。     

英敛之·英千里·英若诚

英氏祖孙三代一门三俊。英敛之是《大公报》创办人,他是满族人,天主教友,世居北京。他学识修养均佳,亦为辅仁大学的创始人,在中国新闻界、教育界素有地位。英敛之很开明,他把儿子英千里送到英国留学。英千里毕业于伦敦大学。英千里教友精通英、法、西班牙等国文字,保持中国人本色。抗战期间,英千里参加抗日地下活动,曾被日寇逮捕。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市教育局长。40年代末期,英千里去台湾,夫人及儿女留在大陆。英千里在台湾主持台湾大学外文系,著名的台湾作家白先勇、陈若曦、余光中、於黎     

《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教友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它的最早创办人是英敛之教友。幼年家贫,生活坎坷英敛之,姓英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州正红旗人,1867生于北京。幼年家贫,出身寒微;“兼之多事待了,债负满前,每以拙于生计为忧”。因此,他少时先习武。因旗人学武后可入军籍,“得补粮饷,尚为一线之路”。但这种生活没有延续很久。他在《也是集·自序》中说:“此等伎俩,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逐弃之。弱冠后知耽文学,则又以泛滥百家,流览     

清末民初北京西医群体的形成与医事之发展

介绍了清末民初北京西医群体的产生及发展特点,西医院与药房的创建,西医教育的起步与规范,医学团体和报刊的创立等;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在建国前期北京西医群体不断壮大、本土化趋势、不均衡发展等特征;同时也折射出西医文化的传播不再仅仅依靠传教士借医传教的模式,而是更多地依赖西医群体本身的自主传播;北京西医群体的形成,也推动和加速了西医文化和西医教育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     

从新发现的资料解读英敛之的早期思想

清朝末年,国势衰微.面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有儒学背景的英敛之选择加入了天主教.本文以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报刊《益闻录》中所载英敛之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其早年护教思想和爱国爱民的情怀.对英敛之早期思想的认知,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后来的种种举措,如积极创办《大公报》、直接参与到历次抵御灾害和赈济灾民的社会活动,以及努力筹建中国公教大学、大力推动中国教会的本地化等.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接纳与认同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后 ,虽遭排拒 ,但自传入之日起 ,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与之开始了认同、吸纳的历史。从农民起义领袖到一批博学广识的学者、文人 ,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 ,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到一批作家、诗人 ,清末民初以来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通过各种途径 ,改变着对基督教的敌对观念 ,进而将其吸纳 ,转变为可资起义、西学东渐、改良、革命、改造国民的有利武器和工具。而这个吸纳的过程又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的新陈代谢 ,更为世界文化的广泛交流贡献卓著     

清末民初的道德救世与伦理重构刍议

清末民初时人视道德为救世法宝。其内涵主要体现在道德思维、道德理想、道德精神、道德责任、道德判断、道德选择、道德实践等方面。它们彼此影响,共同推动救世思潮走向高潮。其间显现的现实困难促使伦理重构次递展开。此举客观上冲破了固有纲常经典藩篱,导致此一制度化理论体系的解构,开启了近代伦理重构的序幕。他们立足于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以展示其现实价值,初步确立起中国近代伦理学雏形,实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教友(续)

破旧必须立新。英敛之极力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同时也热心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他在创刊号《大公报序》中开宗明义就说:“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他们办这个报,同戊戌维新时期一样,仍然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术思想,对“我同胞”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内部新党和旧党的矛盾很尖锐,在文化思想方面,今与古、“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也很激烈。对于这些问题,英敛之在该报创刊后第十天,就用三天时间,连载一篇长文,《主客平议》,申述了他们的观点。     

李提摩太与清末民初的“佛耶对话”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佛教的研究很少。而李提摩太是来华传教士当中,率先从事佛耶比较研究并推动两教间对话的先行者,他在此方面有导夫先路之功。李提摩太的佛耶比较研究,建树颇多,并在其佛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佛耶对话",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会通做出巨大贡献。     

《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

清末民初发生在中国回族穆斯林和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的"回耶对话",是历史上文明对话研究的生动个案。而促成两方积极对话的《回教考略》(《四教考略》有关伊斯兰教部分的单行本)一书,则是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关节点。通过《回教考略》的出版以及版本状况的查询、《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批评的具体状况的分析、回族穆斯林学者针对《回教考略》有所反响的八个个案的收集(在回族穆斯林学者中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可以认识到《回教考略》一书在引起回族穆斯林学者注意到并起而反驳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批评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从文明对话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围绕着《回教考略》的回耶对话的一些特点:其一,这一回耶对话总体上是因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明确批评及试图传教引起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方面所描述的有关伊斯兰教内容的辩驳和对基督教的批评,具有必然性;其二,对于伊斯兰教方面而言,这一回耶对话有着相当的"卫教"色彩;其三,虽然当时基督教处于一种主动的且是强势的地位,但这一次回耶之间的对话,却大抵是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下进行的。     

汉族移民与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佛教的传播

佛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长白山地区是东北的腹地,其人口多为近代迁徙而来。清初封禁,大量人口南迁,导致长白山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文化凋敝。不过,此时也有许多来自中原的汉族百姓来此谋生,并随着季节而往返,从而出现了垦荒性移民。清廷虽不断强化禁令,但犯禁越边现象仍然屡禁不绝。清末民初,随着“放荒设治”以及铁路运输线的辐射带动下,数以万计的汉族移民从关内涌入,出现了人口迁徙的浪潮。     

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启蒙

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在强调"立国"必先"立民"的时代感召下,富有近代个体意识的"个人"、"人权"、"人格"等内容不断出现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此时的教科书强调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的养成、关注自由平等观念的普及、推崇社会公共道德的遵守。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的启蒙,受进化论影响明显,传统伦理的痕迹仍然很重,且浓厚的国家民族色彩压倒了终极的个人关怀。     

清末民初中国伊斯兰教团体的类型与作用辨析

<正>2021年12月3日至4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宗教团体的重要作用,"必须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和发挥他们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要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完善领导班子成员的民主监督制度。"。(1)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但包括中国伊斯兰教团体在内的中国传统宗教的宗教团体,在晚清民国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清末民初时期关于佛教与道德的几种思考

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成立的这一时期,在佛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是相对特殊的一段时间.西风东渐令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完成了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文化精英人士反身回顾的时候,他们开始以崭新的视角审视中国佛教.一方面他们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佛教与其他宗教文化进行对比,评判优劣;另一方面,国家民族内外交困的局势又使他们分...     

思想变革对清末民初美术传承的影响

清末民国之际是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的重要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思想变革。在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增多,外来思想涌入,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着瓦解的境遇。晚清政府的解体标志着传统价值观的断裂与转换,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冲击着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残骸。所以清末民初的这一段时期的美术的延续和传承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在这一时期,美术传承受到了中西思想双重的影响,学校教育、审美观念、艺术社团和书画市场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     

清末民初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缫丝业发展概况

清末民初时期广东珠三角州地区是我国贸易进出口的经济腹地,缫丝成为了当时重要的贸易商品。在国门大开的时代背景下,民族缫丝业在国外纺织品大量涌入的冲击浪潮中,进行工艺改进、机械化生产,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当时珠江三角洲地区服装业的发展,为探索广府地区纺织业的历史轨迹提供了依据和佐证。     

李白与道士之交往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曾经这样表白过自己:“上探玄古,中观人世,下察交道。海内豪俊,想识如浮云。”(《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七《送戴十五归衡岳序》1275页。以下只注篇名及页数)的确,结交豪雄是李白一生行状的一大特色。他交道广泛,在所交豪俊中,有文人学士,也有地方官吏,还有不少是道士或隐士。李白与道士之交往,乃其创作生涯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个问题是李白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于此可窥见唐代     

疫病与外交：清末民初华洋互动视域下的瘟疫防治

瘟疫贯穿人类历史发展始终。近代以降,由于列强势力深入中国各地,围绕瘟疫防治而产生的华洋互动日趋频繁。一方面,外侨主导的防疫事业引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回防疫主权的外交诉求;另一方面,列强以防疫之名行侵略之实的行为使得华洋之间围绕国权展开了艰难博弈。在此过程之中,近代中国政府通过完善其行政能力,更有力地介入到防疫领域的管理中,推动了防疫事业的制度化发展,并以外交的方式维护公共卫生领域的国权,从而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逐步走向成熟。

     

论清末民初上海艺术市场的形成与海派绘画的“世俗性”

海派绘画是从清代中后期的文人画中蜕变出来的,但是由于其在整体生存语境上具有不同于传统的新特征,因此表现出迥异于传统文人画的新面貌。近代上海的艺术事业正是在工商业蓬勃发展之时逐渐兴盛起来的,这种新面貌指的就是近代上海在一种新兴的市场机制的影响下艺术创作的世俗化倾向以及艺术作品开始具有商品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