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政治的功利情结--从《春秋》三传的沿革看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政治内涵

两汉时期 ,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经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尖锐。《春秋》三传在两汉时期的沿革 ,反映出特定的政治内涵 ,简言之 :西汉时期 ,政治更多地依赖于经学 ;而东汉时期 ,经学更多地依赖于政治。二者的关系是互为功利的。     

中国古代自然观的新探索——读《中国古代元气学说》

一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相适应,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殷周宗教观转变为素朴的哲学观。自此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延至“五四”运动,这一哲学观虽经历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佛教传入和儒学复兴等几     

稷下争鸣与经学一统

稷下学宫中的百家争鸣是齐文化尊贤重士传统的产物,而经学则是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中今文经学被汉王朝立为官学,设博士,置弟子员,优秀者可以依次入仕做官,经学借着政治的力量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将经文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学风活泼、议论合时的风格。经学在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从经学大师的“参政”、“议政”,还是从经学的内容与学术特点来看,都与稷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重估魏晋思潮的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读《魏晋三大思潮论稿》

魏晋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它不只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先秦道家的宇宙本体论思想,而且冲破了两汉儒家经学烦琐支离的沉闷气氛,形成了一次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无论在理论思维的水平上抑或对于人生的理解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两汉时代。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们对魏晋思潮的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因此对这一时     

论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玄学思潮怎样代替了经学思潮

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大变革,这场变革最终结束了两汉时期的经学思潮,开创了魏晋南北朝的一代玄风,经学思潮的没落和当时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都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产物。汉魏时代的大乱必然转化为治,这是当时的时代课题,在当时条件下,恢复封建秩序,由乱转化为治,是具备客观可能性的,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分别从实践和理论方面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汉魏思想有一个演变过程,由经学到诸子学到名理学到玄远之学,最后产生了贵无论哲学。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三百六十年;玄学与两汉的经学思潮迥然不同;经学思潮从西汉中到两汉末,一直停滞不前,缺乏创新,理论结构和基本面貌都没有改变。玄学则复杂多变,异军突起,令人目接不暇。这种不同,固然由于二者根本性质上的差异,同时也因为玄学思潮有着比经学思潮更为深刻的内在和外在的矛盾。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经学研究的新突破──读《西汉经学源流》札记

最近,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了大陆学者王葆先生的《西汉经学源流》一书,读后颇感欣喜,因为这部书以富于索的精神和续密的考辨方法,打破了多年来经学研究的沉寂,堪称近年来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王葆先生的牺汉经学源流》一书虽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与经学发展的关系,研究经学范围内所展开的派别斗争与社会政治斗争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经学思想发展的规律等问题,但该书的重点,是从经学史的早期阶段──西汉著手,重新流理中国经学的源头、流派、著述形式、历史分期,以及此时期经学的发展与社会、…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再认识——从经学史的分派谈起

中国经学史上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但以前学术界将二者之间的分歧夸大了,如前辈学者周予同先生所列诸多内容虽然看似泾渭分明,但多似是而非之论,今天有重新认识和纠正的必要。就今、古文经的传承谱系而言,基本上都只可考到汉初。两汉今、古文经学之分,始于经传文字内容或版本、文本的不同,后来演变为两种不同学风或研究进路上的差异。今文经学往往采取"政治义理学"的诠释或研究进路,追求的是"通经致用";古文经学通常采取"历史考证学"的进路,追求的是"实事求是"。     

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东汉末年 ,经今古文的融合已是经学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 ,在融合经今古文时 ,掺杂谶纬并且解经烦琐。王肃经学作为魏晋经学的代表 ,直接师承于荆州学派。荆州学派和王肃继续沿着“郑学”融合经今古文的道路前进 ,但却坚决反谶纬 ,解经尚简约。正是站在这一角度 ,可以说荆州学派和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     

两汉兰陵经学管窥

两汉时期, 兰陵地区经学兴盛, 《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代相传授, 大批造诣精深的经师出现, 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上的特质与风格, 并对两汉学术乃至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学视野下的儒学三形态

文章认为经学的发展历程对儒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和世俗化儒学三种形态都与经学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都以儒家经典作为自己最高的文本依据,以经典解释学的方式表现自身,经学的转型也意味着儒学发展的新方向,经学的发展史与三种形态儒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     

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四书》是先秦的历史文本 ,理学是两宋的时代思潮 ,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朱熹将《四书》诠释过程规定为 :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 ,就是希望通过“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 ,来解决《四书》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差别问题。朱熹的《四书》学诠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理学适应了两宋以后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性需要 ,同时也因为他的《四书》学重新发现了那已经失传的儒学学统。     

康有为的古经新解与经学的近代转型

康有为揭橥孔子和经学的旗帜 ,并借用西学对其进行改铸 ,从而把孔子塑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的缔造者 ,把经典改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理论的载体。康有为之所以能这样做 ,与经学与时俱进的特征、自身学贯中西的知识储备以及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很大关系。康氏所为 ,开援西入儒之先河 ,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与内圣学 ,促进了思想的解放 ,对构建当代新文化也具有借鉴意义。     

On the Contextual Turn in the Tokugawa Japanes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ypes and Problem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textual tur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the contextualit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China was latent, tacit, and almost imperceptible; however, it became salient and explicit once the Confucian classics were introduced to Tokugawa Japan. Many a Japanese Confucian took ideas and values express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transplanted them into the context of Japanese politics and thoughts, in light of which the Japanese scholars staked out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s. This “contextual turn” involved issues of two levels: the material political order (especially the Chinese-barbarian distinction) and the abstract political thought (especially the ruler-subject rel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empire was the Japanese Confucians’ “political foreign country” and “cultural homeland,” and the tension was evidenced by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rm “Zhong’guo” appearing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usual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Japanese Confucians in interpreting Chinese classics was to “de-contextualize” them and then to “re-contextualize” them in their own Japanese environment.     

论两汉章句之学的谶纬化

由于两汉的章句之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甚为密切,而谶纬又主要是今文经学神秘化、庸俗化和政治化的产物,这决定了谶纬说不可避免地会对章句之学产生影响。这个结论,能从两汉章句从膨胀化到减省化的发展轨迹中获得证明——王莽时代“减省章句”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谶纬说来改造章句的过程;光武帝时代对章句的重新减省,也是以谶纬为准绳的;至于东汉其他时期对章句的减省,同样不脱谶纬的影响。残存于今的《孝经章句》,则为章句之学的谶纬化提供了一个文本证据。     

《论语》成为经的时间考辨

很多人都同意：《论语》是在汉代成为经的。但是,最近有论者把《论语》成为经的时间定于宋代甚至元代。这种新鲜的看法事实上反映了他们贬低孔子地位的“非圣”心态。汉代七经之说早已确切无疑地显示《论语》是经。《汉书》的有关记载和汉代教育中《论语》的特殊地位等,也为《论语》在那时属经提供了证据。     

山东古代易学史概论

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上古至先秦易文化阶段。“易历三古人更三圣”中有二圣即伏羲、孔子是山东人,这个时期的易文化有东夷文化、邹鲁文化背景。(2)经学阶段。作为经学一部分的易学从汉到清出现了汉易、晋易、宋易三大系统,产生了郑玄、王弼这样的大家。这三大系统都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     

易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

创造性的诠释懦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地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后经学时代自由解经的空间、对动力式文化精神的哲学追求、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部分地则归因于熊十力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且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但其经典诠释方式存在着相对主义与独断论的紧张,“譬喻”说则是为其经学诠释所做的方法论辩护。     

以《易》解《华严经》──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

《易》和《华严经》分别是儒家和佛教的经典。李通玄以《易》及儒家传统的观点诠释《华严经》，开创了理解华严的新途径。本文从“外道”概念的理解和李氏运用易学思想解释《华严经》中“十方神”入手，分析了他的思想特色，文章最后对这种沟通儒佛之尝试的哲学意义作了发掘。     

汉代象数学家的人文情怀

汉代象数学家历来被认为是只参天象不释人事,本文以孟京学派和《易纬》为例,通过对其象数学的深层分析,认为孟京讲卦气、讲天象,目的正是为了察人事、定人伦以明王道;《易纬》更显示了教化人民的道德意识和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前者以经学形式、后者以神学形式表达了各自强烈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