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互斥，还是义利交融 ——张栻义利之辨重探

张栻大举义利之辨,旨在指引人们克除不当利欲从而尽心知性、成就人道。因此他紧扣人之道德心性,立足于应然的层面及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双重视角,注重从"意之所向"即人的内在动机上,以顺性之无所为者与逆性之有所为者精微地界定和分判"义""利",由此凸显二者的紧张与冲突,并为守义制利的工夫实践奠立根基。此所谓"利"特指与理义相对的负面价值取向。他并未否定人的一切利欲,而是充分肯定了合理利欲的正当性,并认为一切合理的利欲都是理义本身的发用和表现。就此而言,张栻也有义利统一、义利交融的思想。对于如何守义制利,他主张"敬"(存养本心)"恕"(推扩本心)双修,即反己与外推相结合。由于学界对张栻理学中"义利"的广狭二义未加明确区分,以及未能确当理解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论,以致其义利学说的真实意涵与特质难以得到确切显明。     

论张栻的本体与工夫观——以《太极图说解义》为核心

黄瑞节《朱子成书》所载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对“无极”的论述与其他版本不同,它考虑了“无极而太极”的“无所不该”这一无限性的超验问题,以“莫之为而为之”表达本体的自为性。张栻又以“太极,性也”之义构建起性—太极的本体结构,以心形显太极,以道德实践发明太极,实现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统一。他还吸收了朱子心有未发已发的观点,使湖湘学的察识端倪得以据心之已发之际介入;同时肯认未发之性的存在,存养未发的工夫亦得以进行,由此形成了存养与省察并用的工夫论。     

孟子的"尽心知性"对基督徒灵修的启发

灵修就是"修养灵性".中国儒家传统重视"修身养性",修身指道德行为的操练与修养,养性指培养良善的本性,最终成就圣人的理想人格.孔子之后,孟子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他的心性之学,认为人本有善性,通过内省、尽心可以知性、知天,所以修养就要存心、养性、事天,修养的途径是反省内求,具体的修养方法有寡欲、求放心、诚、慎独、养气、践行等1.     

对朱子、阳明、牟宗三解“尽心知性”章之批判

朱子、阳明、牟宗三对《孟子》"尽心知性"章都有详尽的论述。朱子是知行相须的《大学》解,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智之尽、仁之至,其失在从认知角度解尽心不合孟子的义理框架。阳明是知行合一的《中庸》解,将此章比配为生知安行的圣人工夫、学知利行的贤人工夫以及困知勉行的学者工夫,其失在如此比配使此章失去了在成德实践中的普遍意义。牟宗三则是修身立命的《孟子》解,在道德实践中证知本心真性,在存心养性中事天无违,从而挺立正命、超越气命,其失一在以心、性、天为本体上是一,不知通过工夫也可实现是一,二在以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对应于积极工夫与消极工夫,不解其有创业工夫与守成工夫之别。     

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     

本迹论与魏晋士人理想人格

一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作为一种“观念原型”在宗教神学、政治理念、人生追求方面均有表现。为了达到或接近天人合一的境界 ,古代哲学非常重视人的能动性方面。这促使中国古代哲学提倡“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的实践人格。先秦儒家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往往对“圣人”发出赞叹 ,孔子说 :“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惟天为大 ,惟尧则之。”(《论语·泰伯》)《中庸》用内在超越的方式将此归结为 :“诚者 ,天之道也 ,诚之者 ,人之道也。”孟子用心性说将人道与天道联系起来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     

张栻对胡宏思想的传承及调整

张栻是南宋湖湘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融"蜀学"、"洛学"于一炉,并集"湖湘学"之大成。这一方面端赖于他父亲张浚的言传身教,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的名师胡宏。胡宏与张栻二人治学的区别与联系,可从仁与心的关系、工夫修养和性之善恶三个方面来说明,同时亦可由此明确胡氏湖湘学在张栻处的转向,以及张栻之学前后期的变化。     

谈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特质——人情化人文主义与分析化人文主义的比较

一、两种人文类型 人文主义,就其词源学意义而言,是指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思潮,但就其实质蕴含来讲,则泛指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学说.而中国文化在其延绵数千年之久的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地表现出以人生和人心为观照,以趋善求治为追求的特点,其人文主义特征是十分鲜明的,更有甚者,中国人文主义还凸显着它人情化的理论特质.首先,从中国文化思想内涵而言,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人将天人化、人情化,尽心知天肇其始,天人合一继其后.人们以情感同一来论证“天”心即“人心”,有“天亦有喜怒之气,     

张■的察养工夫及其意义

张栻的工夫论曾经有过前后期的变化,由此对于胡宏的工夫体系做出了调整,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如何理解这种调整的意义,现有研究则颇见分歧。本文认为,张栻后期的工夫主要包含两种不同的意涵,即察识端倪而涵养本心,以及涵养习心以显发和体认本心;两者之间相互交织。而他与胡宏的不同则可以归纳为两点:一者,通过涵养为端倪之发和察识端倪奠定基础;二者,在胡宏之外,补充静中用功和涵养习心的必要性。张栻并无背弃师说,从工夫分类上来看二人同归"逆觉体证"中的"渐教"工夫,但张栻较胡宏之说则更加完备、无偏。这是张栻调整师说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是他对于湖湘学的重要推进。     

闻道反己:郭店儒简的修身论

郭店儒简对儒家的学术价值是"提供了从孔子到孟子的桥梁"。这种学术思想的过渡性特征,同样既丰富又深刻地贯彻在郭店儒简的道德修身论上,具体说来:在道德修身方面,郭店儒简注重发挥了孔子那个"为仁之方"的"求己"与"内省"方法,所谓"君子求诸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之类,并藉此深化了诸如"君子敦于反己"和"闻道反己,修身者也"的修身之道,而且这种修身之道又肇端了孟子诉诸"反求诸己"来"尽心""知性"以及"知天"的心性修养之源。     

张栻朱熹论心性

张栻是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在后世的影响远不及朱熹,但以张栻为代表的“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朱熹对吕祖谦、陆九渊、陈亮等人多有微词,唯独对张栻多有称道祆湓凇洞鹗又亍分腥衔?张栻“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张栻与朱熹的交往比较密切,张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CSSCI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杨时对《易传》、《中庸》、《孟子》的阐释——以本体论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时是宋明理学南传的重要过渡人物之一,他继承洛学后开出道南学派,对闽学的思想有指导性作用。杨时曾以诚为中心,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内容有创新,他根据《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推出"一阴一阳之谓善",进一步指出"善"是"顺性命之理"的本质意蕴;又根据《孟子》"尽心-存心"、"知性-养性"、"知天-事天"说出"知"与"存"的横向意义,配合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直贯意义,补充孟子未尽之义,与孟子构成一套立体意义。本文以杨时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阐释,以探讨杨时的本体论思想。     

论张栻本体论的逻辑结构体系——兼论湖湘学派理学思想的特色

<正> 张栻(公元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人(今四川绵竹县)。他是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与朱熹、吕祖谦讲学为友,并称“东南三贤”。在理学阵营中颇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开创于胡宏,确立而被称之为“湖湘学最盛”的则是张栻。     

中国佛教心性论哲学范畴网络

佛教心性论是着重阐述心与性的关系、心的本质以及心性的作用、意义的学说。从根本上说,就是论述人的本性的理论,即人性论。佛教教义最关切的问题是人类受苦的根源以及如何解脱痛苦的途径,而对解脱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与主体精神世界(知、情、意)的核心即心性问题相关联的。佛教对于心性的意义,不只从它和烦恼的关系上去立论,而且更从具备     

孔孟儒家的“性”的理念及其话语权力膨胀的后果

一在孔孟儒家的终极伦理观念中,以天所赐之正命为人之性是立命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性”就是指对天所赐之正命进行认同性领悟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动词就是指人对终极伦理的领悟,就是指人自觉自愿地与天命建立起积极的关系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名词实际上是终极伦理的内在化和理念化。《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并不是说天所命令的某种东西就是性,而是说天命这件事本身就是性,天命这件事本身就被认同地领悟为性。孟子由心说性,但也清楚地领悟到性与天命之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因…     

浅析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儒道释美学思想比较

儒道释三家思想可谓殊途同归,他们最终的目标始终是"天人合一"。由此看出,中国传统美学、中国传统艺术都非常重视作为世界主体的人,因而使得它们更富于主体性和精神性。儒家由天道入人道,推崇人的伦理秩序和博爱之心,是个体人格向精神向宇宙本体的融合。道家由人道入天道,追求绝对自由。禅宗追求的是人的心性与佛性在精神层面上的升华和统一,追求与大自然的融合,追求真正体验生命冲动和生命情调的审美意境。这其间,自然与人,宇宙与个体,主体与个体都在"天人合一"中找到了归宿和位置。而这一点正决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特质,决定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     

朱子、张栻“仁说”辨析

朱子与张栻仁说异同乃一聚讼纷纭之论题,在吸收时贤高论基础上,我们就此论题提出以下意见:其一,朱子、南轩各自作有《仁说》,彼此内容有同有异,易于混淆。其二,张栻始终坚持五峰的心之道说,朱子在己丑年间亦采用该说,壬辰前后采用性之德说,癸巳后完全确定为心之德说,此为朱子心性思想演变的必然反映。其三,朱子仁说包含《仁说》与《克斋记》,《克斋记》时间晚于《仁说》、内容优于《仁说》;天地生物之心与天地以生物为心不能作为判定朱、张仁说、朱子《仁说》与《克斋记》异同高下的根据,无论来源、内容还是使用,此二说皆无高低进退之分,差别仅在于表述之强调与平易、运用之特殊与普遍。其四,仁之名义与工夫是朱、张仁说的关切点,双方对此各有侧重而相互取益,张栻在名义剖析上受朱子影响,朱子则在为仁工夫上受张栻影响?手臁⒄拧叭仕怠辈⑽蕖笆じ骸敝郑驮谇写?砥砺中仍坚持了各自的学术立场,为儒家仁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贡献。     

由心的出入问题反思张栻之学的式微

张栻作为湖湘学派的大师,其学却在身后很快隐没。理学的发展是一个内部义理逐次展开和问题呈露的过程,能否及时把握住时代的课题并予以创造性的解决,对一个学派的存亡至关重要。以心的出入问题加以观照,自孟子提出这一说法,在宋代理学的发展中曾两次被特别关注:一次是初期的二程,一次是走向成熟之际的朱熹和张栻等。朱熹和张栻等学者虽然同时参与了问题的探讨,但张栻的学术风格缺少应有的主动性和创发性,兼有理学和心学的特征而欠充分,且更偏重于实践性,以致逐渐丧失了在理学内部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