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等著文批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工论”

湯一介、庄印、金春峰在《論“道統”与“治統”》(《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2期)一文中,对于馮友兰提出的“君师分工論”、“治道对抗說”,进行了批評。作者认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君”是指統治阶級在政治上的代表,即从事政治經济的人物;而“师”是指统治阶級思想家,即著书立說的人物。大体上从孔子时代起,“君”和“师”就作为封建統治阶級两种密切联系着的代表人物出現。一般地說,他們在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各种各样的幻想,为本阶級服务。像董仲舒和汉武帝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幻想的事,决不是个别的。汉宣帝的“石渠閣奏議”,汉章帝的“白虎观奏議”,梁武帝之与肖琛,魏太武帝之与寇謙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汉武帝的“問策”和董仲舒的“对策”說明他们所考虑的都是其整个阶級利益。像馮友兰所說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一文简介

《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发表張立文《論“治統”与“道統”的关系》的文章,对馮友兰去年发表的《关于孔子論仁的思想的一些补充論证》(《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再論关于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题》(《文汇报》1963年10月8日)《关于孔子討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君师分开”的說法,提出批評。作者把馮友兰的观点归納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論的,有所謂治統和道統,君就是封建社会中政治统治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統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級制造幻想的思想家,是屬于道統这一方面的。孔子是为中国封建統治阶級     

封建道德不能批判继承——与江峯同志商榷

关于封建道德的問题,学术界已經进行了长时期的討論,目前争論的焦点之一,是封建道德可不可以批判继承的問题。江峰同志认为:“历史上统治阶級道德的基本原则、主要的道德规范,其根本观点,是不能够继承的,应当全盘否定。但是,除此而外,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統治阶級中某些思想家、历史人物所留下的个别思想材料中,有些东西,我们还可以借鉴,可以批判地吸取。”“对于历史上某些封建阶級的思想家、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个别道德思想,凡屬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具有人民性,今天又仍有其积极意义的东西,我們也可以借鉴,批判地吸取。”江峰同志还认为他这种批判继承“个别”封建道德的观点,“对其他統治阶級的道德也是这样”。这就是說,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級的所謂“个别道德原則”,都可以批判地继承。     

就中国农民战争問题和蔡美彪同志再商榷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問题》一文中,我们曾就中国农民战争問题同蔡美彪同志商榷。在那篇文章里,我們批評了蔡美彪同志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四个論点:(一) 历次起义农民“只是以封建的綱紀、封建的理論来反抗封建統治”,起义农民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論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二) 历次农民起义只是“反对个别王朝、个别皇帝和个别官吏”,“却不曾指向那个制度(按:指封建制度)那个阶級(按:指地主阶級)”;     

广东省史学界讨论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

广东省《学术研究》1964年第2期报道了广东史学界关于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問题的討論,并刊載了李蔭农的《中国农民不是以封建思想来反抗封建統治的》一文,这里分别摘要如下: 广东历史学会于3月3日举行的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問题讨論会,着重討論了起义农民有无自己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和农民起义的目的是什么两个問题。关于起义农民有无自己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問题,許多人不同意蔡美彪关于历次农民起义只能以封建的網紀、理論来反抗封建統治、起义农民領袖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論作为行动指南的意見。他們认为,农民是有与封建地主阶級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和理論,农民起义是以自己的思想和理論作为行动指南的。有的同志說,从黄巾起义     

无产阶级思想也具有“普遍性形式”嗎?

讀了馮友兰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觉得有一个問题必须提出来加以討論,这就是无产阶級是不是也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形式的問题。馮友兰先生认为: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乃是“历史发展中各个统治阶級的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旣然无产阶级也是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級”,旣然无产阶級在革命胜利后也要建立自己的“阶級的統治”,那末,无产阶級也要“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說成是各阶级的普遍利益,把‘普遍的东西’說成是统治的东西”。也就是說,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到了“阶級的統治”(包括无产阶級专政)完全消灭的时候,上述     

从《红岩》谈无产阶级道德的几个问题

在道德問题的討論中,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見:(一) 无产阶級必须向历史上統治阶級的道德去继承优良的东西,如果不然,无产阶級将在空地上創造自己阶級的道德,那将是不可能的。(二) 在阶級社会里,統治阶級的道德論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一些道德观点灌输到被统治阶级中去,变成了被统治阶級所信奉、維护、执行的道德,而被统治阶級的某些美德和道德因素,也曾影响了統治阶級,为統治阶級所吸收。这意思就是說,在阶級社会里,統治阶級的道德和被統治阶級的道德可以互相吸收对方优良的东西。     

“五史”教育的认识论意义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强調指出:无产阶級的政治意識、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自发产生,这种意識只能从外面灌輸进去。并說:“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輕視与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級思想体系的加强。”因此,經常对无产阶級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无产阶級政党說来,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务。阶級教育和革命传統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去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一环。是否重视阶級教育和革命传統教育的問题,关系着无产阶級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問题;革命胜利后,是否继續重視阶級教     

仇視人类的資产阶級社会学

人民羣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是社会科学的中心問題之一。在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百年間,居于統治地位的是这样一些观念:統治阶級的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羣众不能創造历史,等等。这种以唯心主义观点来衡量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論,早在阶級社会形成时期就已經产生了,因为这种理論符合于剝削阶級的利益。为了給剝削和压迫人民羣众制造借口,剝削阶級的思想家过去吹噓过、现在仍在吹噓人民“不能”独立生存、“不能”管理国家     

《文汇报》发表的《农民战争的指导思想问题》一文简介

《文汇报》今年5月7日发表古詩卓的《农民战争的指导思想問题》一文,认为起义农民是以和封建制度相反的“平均”、“平等”思想作为行动指导的,不同意孙祚民的《在中国农民战争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一文为蔡美彪的文章(載《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中的一些观点所作的辯护,并批評这种辯护不是实事求是的。第一,作者不同意孙祚民把蔡美彪的“农民向往发家致富,成为官吏”的說法辯解为由于农民“蒙受統治者的欺骗”,因而“基本上是正确”的看法。作者首先指出,孙祚民曾认为不应把发家致富,成为地主、官吏是农民的阶級本性这一結論加給蔡美彪,其实,孙祚民本人在他的一篇文章(《关于‘农民政权’問题》)中正是有类似蔡美彪的上述看法和这样結論的。作者說,孙祚民在上文     

論上層建筑

在上一期“哲学研究”上,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討論过经济基础的問題。現在,准备再就上層建筑这个問題發表一些意見,請同志們指教。关于什么是社会上層建筑的問題,在我国哲学界的討論中,意見也是很不一致的。与对基础的看法相适应,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的不同意見: (一) 第一种意見認为社会上层建筑只包括着統治阶級的思想体系和制度,即只有代表統治阶級利益并为統治阶级服务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才是上層建筑?终庵忠庖姷耐菊J为社会上層建筑是为統治     

评馮友兰先生的“普遍性形式”规律論

最近以来,馮友兰先生发表了許多文章,闡述了他的关于思想的“普遍性形式”的观点。随着討論的深入,馮先生对这个观点,不断地作了一些补充,論点更加系統,我們和馮先生的分歧所在也就越来越明白了。馮先生关于思想的“普遍性形式”的观点,概括起来讲是:一、所謂“普遍性形式”,“就是把一个阶級的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都是以超阶級的形式提出的”实质上馮先生所謂的思想的“普遍性形式”,也就是思想的超阶級性。这种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和思想的“阶級内容”的关系,照馮先生的看法就是:“普遍性形式即寓于它的阶级性之中”。     

全民国家

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共产党理論杂志《今日馬克思主义》今年三月号上,美国共产党理論杂志《政治月刊》今年四月号全文轉載。作者杰克·柯汉(Jack Cohen)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全民国家”的一些濫調,竭力为修正主义的謬論辯护,幷且歪曲我們党在这个問題上的論点,指名攻击我們党。作者认为:阶級斗爭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經“不起作用”,当馬克思和列宁談到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时,他們所說的共产主义“指的是以其第一、低級阶段开始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作者武断地說:“中国同志强調国家的‘阶級性’,意思是要特別强調它的强制性”,并且断言我們党“沒有看到”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在这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期間会发生“辯证的转化”。作者还把我們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的正确論断,曲解为“阶級斗爭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而尖銳化”的說法;幷且牵强附会地說,这个思想“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的”,但是“早在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本人也抛弃了”。接着,作者否认苏联产生新資产阶級分子的可能性和事实,理由是,在苏联,“‘产生’資本主义分子的社会基础的小所有制,事实上已經消失了。”作者还硬說我們党“把全民国家的概念当作主张‘超阶級国家’来攻击”,“把两个不同的观念学究式地混淆起来”。     

普列汉諾夫的文学和艺术观

格奥尔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汉諾夫是先进的俄罗斯文化的优秀代表的繼承者,是最早的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从馬克思的立場进一步研究了美学和俄罗斯的民族文化,揭露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阶級性并断定了反动的和先进的派別。他依据了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在阶級社会里,文化、意識形态不能不具有阶級性,而且統治阶級的文化、意識形态始終是佔着統治     

无产阶级在其自发斗爭阶段是否反对资产阶級的生产关系?——关于《共产党宣言》一处譯文的意見

在中国农民战争問题的討論中,有的同志从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引出了农民战爭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級的看法。关鋒、林聿时同志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問题》一文,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評。他们认为,馬克思主义关于自发性斗争概念,并不包含进行自发斗争的被压迫群众,不反对奴役他們的生产关系的意思。他們在論述中,曾援引《共产党宣言》关于无产阶級在自发斗争阶段的一句話:“他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是资产阶級的生产关系,而且是生产工具本身”。今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栏发表了郭作同志的短文,提出《共产党宣言》的这处中譯文有問题,“中譯文同英文版中的原文颇有出入,英文版的原文应譯作‘他們攻击的对象不是資产     

来函照登

編輯同志: 拙稿《坚持阶級分析,还是取消阶級分析?》(刊《哲学研究》1964年第4期)一文,其中有云:“随着阶級立埸的轉变,阶級成分也是可以改变的”和“随着原有阶級立埸的轉变与抛掉原有阶級成分的同时,又必然与另外的阶級成分发生联系”(見第69頁右栏     

我对参加劳動的一种看法

在人类社会中,人是依靠劳动生活的。因为人类具有衣食住行等项与其生活有特殊关系的种种需求,解决这些需要的唯一途徑就是劳动虼死投统晌o人們带来幸福的一种手段了。可是在阶級社会中,剝削阶级輕视劳动,歧视和侮辱劳动人民,不劳动生活,只有在消灭了剝削阶級、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和劳动者才受到了尊敬。現在我們中国大多数的人都感到劳动的光荣、积极地参加了劳动,但是在某些少数人中間,輕視体力劳动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这种剝削阶級的思想当然必须加以改造。我們的伊斯兰教过寄生虫式的生活。劳动是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統之一。古兰經上說:“确实困难后面有容易,困难后面有容易”(九十章四节),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必须参与劳动,必須深知劳动光荣并亲身参加,穆圣說:“最好是自食其力,达五德便是自食其力的人。”(布哈里圣訓集)穆圣还說过:“人民最洁美的享受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替里米子圣訓集),穆圣的这些训诫十分明确地阐明了每个人都不应占用别人的劳动过活,应該亲自直接参加劳动,闡明了用自己的双手劳作来生活的好处。我們必須发揚伊斯兰教的这一优良傳統。     

关于斯宾諾莎的“实体”概念与认识論

斯宾諾莎(1632—1677)是十七世紀荷兰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足欧洲資产阶級上升时期的思想表現。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动資产阶級哲学史家往往按照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釋斯宾諾莎的哲学,把斯宾諾莎歪曲成为唯心主义者和“有科学根据的”宗教家,这是根本不符合史实的。只有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才对斯宾諾莎的哲学作了     

佛教中国化的先驱—释道安——论释道安“因风易行”的弘法思想

近世治佛学,多以竺道生为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位高僧,其实,这第一位高僧,当首推释道安。一佛法自两汉末传入中土,最初只是依附于鬼神方米。所以两汉人鲜知有佛,而以批评汉代流行思想为学术内容与特征的王充《论衡》亦于佛教竟无一字论及。汉末以后,佛教始盛行于中土,其最显著的表现是佛经的大量译出。据《开元释教录》,自三国至隋     

论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特点

本文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辯证法規律作用的特点》一书的第一章。作者是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主任。作者认为:唯物主义辯证法的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規律在資本主义条件下以对抗性的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規律的形式表現出来,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則以非对抗性的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規律的形式表現出来。这个規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有以下特点:一、它失去自发的和盲目发生作用的性质;二、可以保证非对抗性矛盾双方的大致平衡的发展,不会使它們达到尖銳化和冲突的地步;三、有些不可調和的对立面,如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人意識中的旧殘余,不是相互依賴的;如果說它們相互依賴,那是錯誤的;四、不能无条件地說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現象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轉化,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存在着差別,而不是对立”;五、不需要用阶級斗爭和社会革命的手段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最后,罗任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防止矛盾的尖銳化,甚至防止矛盾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