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儒家治国理念的核心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治国理念,"为政以德"是其核心。"为政以德"表达了儒家的圣王理想,展现为一系列完备的治国方略,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在现代社会,"为政以德"依然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论邓小平的治国新思维

论邓小平的治国新思维吴鹏森所谓治国新思维，就是一种新的治国思维模式。我们必须确立思维的出发点和参照系才能谈所谓的＂新＂思维。邓小平同志的治国新思维正是通过上述两点实现和表现的。首先，在思维出发点上，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民族利益立场上，坚持民族本位的思维方式，始终强调，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坚持从民族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邓小平同志治国新思维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他的思维参照系上。他明确强调，要从现代化的角度，世界的角度，未来的角度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小平治国新思维的两方面的基本内容，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的治国新思维具有鲜明的务实性、时代性、开放性、战略性特点。邓小平治国新思维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争取民族振兴、民族翻身的思想结晶。其＂次，它也是在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邓小平治国新思维是源于他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及世界关系本质（仍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所展开的全球性竞争）的正确看法。最后，邓小平治国新思维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治国新思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它是理解邓小平全部治国思想的基础。第二，它是理解党的基本路线     

“不能”、“不肯”的亏欠

近日,妻子给我介绍侄女的一篇QQ日志。看了之后,我不但钦佩年仅12岁侄女的写作水平,也被她所写的主题所吸引。这是一篇叙事的作文,题目为＂为‘我不能先生＇举行葬礼＂。内文如下：2011年2月14日今天是情人节,也是＂我不能先生＂去世的日子,我与全班同学还有李老师一起来埋葬他。我先在老师发的白纸上写下我所不能做到的事,和＂我不能先生＂一起装进之前预备的＂骨灰盒＂里密封,就到操场的一个角落里挖先生的＂葬身之地＂我们开始按学号排队挖,我是51号,全班57人,     

“悟性”

《和合本》翻译为＂悟性＂（参林前14：14、15、19;西1：9,2：2）的词在新约中有两个希腊字：συν∈σιS和νουs前者有＂理解力,洞察力＂等意思,后者有＂理智,见解,心思,想法＂等意思。两个字在《和合本》新约中都有不同的翻译。     

老子“以正治国”说新论

"以正治国"见于今本《老子》第五十二章,它既是老子总结三代政治、结合所处之世提出的治国纲领,同时也是老子进行形上思考后的产物。老子强调"正"的概念,论述"正"便是"合乎道",主张"身正"方能"国正";在具体行为上,他要求"为正"就是要"知止"。在这一方面,老子与孔子的认识并无冲突,相反通过把握两者的论述,便能更好的把握"以正治国"的真义。     

“时”训“善”质疑

“时”训“善”质疑孙立亭《诗·小雅·弁》有一句＂尔酒既旨，尔既时，＂毛传曰：＂时，善也＂。后世多从毛说，如今人高亨《诗经今注》作一时，善也，美也。＂愚意以为，在这里把＂时＂训作＂善＂是不妥当的，应该训为＂应时＂、＂合于时节＂。首先，从《弁》篇本身来看...     

“阿们”之考究

＂阿们＂,又译＂阿门＂（天主教昔译亚孟,今译阿们）;希伯来语是Amen,意思是＂但愿如此,实实在在的＂;是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用语。＂阿们＂一词的使用,可见于圣经。＂阿们＂最初用于犹太教,后来为基督教所采纳。基督徒常在祷告或赞美时,运用＂阿们＂作为总结和肯定。     

“高祖黄帝”——《管子》中黄帝“理想王者”形象的塑造

作于齐威王时期的《陈侯因膂敦》铭文提出了"高祖黄帝"的说法,在祖述黄帝的同时,也接受了春秋战国以来齐地流行的治国学说和行政经验,并以此为榜样建立齐国的帝业。稷下学派在这一背景下,对黄帝的事迹进行了归类整理,并结合齐威王的治国策略对黄帝形象进行了重塑,形成了黄帝"理想王者"的形象。     

指向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一种“后现代”式的诘问

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理性的圣门,同时也确定了＂在场＂的哲学特质。自然,＂理性＂、＂主体性＂、＂自由＂等术语在＂现代性＂那里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合法地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现代性＂仅仅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因此,笔者更愿意把＂现代性＂视为福柯意义上的＂一种态度＂或者思维方式。诚然,作为在批判意义上出现的＂后现代＂概念,笔者也把其视为一种与＂现代性＂对位存在的＂另一种态度＂,即＂后现代性＂。据此,本文主要论述了＂后现代性＂如何在态度上批判了＂现代性＂以及两者在＂批判＂意义上的契合。     

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

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陈炎５０年代,李泽厚对康德哲学进行有选择的批判,在批判其先验论的同时,吸收了康德关于人类主体能力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的思想。他运用实践论的观点,将人类主体自身能力的界限和范围放在社会实践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为人的先验能力找到了经验的基础,从而建立了以＂文化一心理结构＂说为内容的＂积淀说＂。＂积淀说＂对克服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的不良倾向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于个体人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解释不够,而对于个体的人如何通过实践来更新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样的问题,＂积淀说＂更无力解决。在美学界,高尔泰已露出过＂突破说＂的思想,并与李泽厚发生争论。刘晓波则用＂心理板结层＂的概念,更明确地提出了＂突破说＂。在他看来,以往的社会实践不仅以对象化的形式构成了外在的物质世界,而且以积淀的方式规范着内在的精神世界,即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将已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作为先验的规范凝固起来,结成一种僵死的＂心理板结层＂来限制和压抑着主体的创造力。个体的人在＂选择＂中的自由性和非理性因素,正是打破＂心理板结层＂以实现＂突破＂的有力武器。这种观点认为,美是对现实人生境界的＂超越＂。     

法治与德治互动之社会机制引论

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必须把“法治”和“德治”的互动与结合具体落实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规范的机制创建之中。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互动的社会机制包括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这三个层面的机制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的互动过程之中。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德与法有机结合--论和谐医患关系之建设

建设和谐的医患关系有赖于道德与法律的有机结合.既要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又要发挥法律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在和谐的医患关系的建设中,道德与法律相互作用,但道德是统帅.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 of Rule of Law and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order of the “rule of rites,” social status and relationships always held priority positions, which apparently went against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justice; Legalists thought highly of objectivity and avoided subjective randomness, and were more reasonable in this regard. However, following the integration of rites and law in the Han Dynasty, the technical aspect of Legalism emphasizing control of society and of the populace was strengthened, and in the meanwhile, their “true spirit” became concealed before long. The main signs of this are follows: (1) In the order of the “rule of rites,” the objectivity of law was gradually devoured by the subjectivity of human beings, thus the tradition where “human relationships replace law” came into being; (2) The law, which had shown the spirit of equality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guise of Legalism, now degraded into a tool to maintain a hierarchy; (3) Rights were separated from duties, that is, some people enjoyed “rights without duties” as much as they wanted, while the rest were forced to carry out “duties without rights.” As history has warned us, in ruling a country, one cannot stake even the least bit of fortune upon human nature, and there can be only one bottom line and criterion, that is, common strict observance of and respect to “rules.” That should be the great value of the lesson that the pre-Qin Legalism has lef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关于以德治国的几个问题

当代我国实施的以德治国需要正确认识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因素 ,同时又必须对传统德治思想作批判性的超越 ,意识到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差别 ,并坚持走德法兼治的道路 ,加强官德、民德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道德的建设。     

政治伦理：“以德治国”的本体定位

德治本体问题是对“以德治国”的形而上追问,我们必须时“政治伦理”作为德治的本体定位进行探究,才能为“以德治国”提供理论资源。     

正义: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

道德治理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发挥道德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社会的活动。如果说中国古代道德治理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仁政和道德教化的推崇,那么,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则在于对制度正义的追寻。     

简论隋唐道德生活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历史走上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对南北朝以来的道德生活的动荡进行了有力的调整，儒释道三教的鼎立与交融、民族大融合，使得道德生活表现出极大的融合性；而新的文化因素给中原固有文化注入了一股生气，使得隋唐的道德生活显示出独特的开放性；而统治者对自己信心的增强，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的问题上，又反映出很大的开明性。     

公德建设要超越伦理本位传统

公德是公共行为的道德规范.公德建设能够推动法治建设.在中国,由于长期伦理本位传统的影响,公德建设滞后,影响了中国道德建设,也遏制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推动中国公德建设必须超越伦理本位传统,将公德建设纳入法治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