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宽容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西方"宽容"观念经历了从宗教宽容到道德宽容再到积极宽容的两次转变过程,这种"宽容"观念的历史嬗变可以通过对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宗教伦理准则下的宽容、以洛克为代表的西方近代道德宽容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交互伦理关系中的宽容观念的考察予以理解。特别是现代"积极宽容"观念在淡化以往由于不喜欢甚或厌恶而产生的被动的"容忍",进而继承道德宽容所强调的道德自由、重视道德主体自觉性的基础上,逐渐转向"克制"方向,即对异己观点的"克制"与"承认",这既反映了现代社会多元化、差异化的历史变迁现实,也体现了对道德主体自身与社会伦理双重性的兼顾,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明智:性质、目的和意义——作为一种日常观念的明智概念

现代汉语中的"明智"一词,是由传统的"智(知)"的概念分化而来的。日常语言中的明智,兼有能力和品质的性质。从能力的角度而言,它对应于理智的理论认知能力和实践推理能力,而在实践推理方面又包括审慎推理和道德推理两种不同的推理活动;从品质的角度而言,道德推理中的明智可以被发展为一种品质,但却又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品质。基于此,常识道德对明智的评价不但不是最高的,反而略显暧昧和可疑,因为明智所指向的目的常常是"为己",而非"为他"。这种意义上的明智可能会在日常观念中引发一种近乎直觉的质疑:道德应该是与对他人的关切有关,致力于实现行为者自身目的的明智似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道德。更重要的是,明智与道德之间的这种张力不仅存在于日常观念之中,还存在于将德性与幸福视为核心概念的德性论之中。要想澄清这些与当代德性伦理学讨论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有必要对日常观念中的明智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考察。     

基督教“道德金律”与康德的道德律令

康德为道德寻求客观依据而确立的"道德律令"继承了基督教传统"道德金律"的普世性、律法及上帝观念,同时又从实践理性角度赋予了这种基督教传统文化思想以新的时代意义。这种新的解释具有现代科学理性及人文性特征,从而对后之学者在道德问题上的探寻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家友伦的道德意涵新辨

"五伦"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友伦虽入列其中,但其地位的合理性却屡屡遭到部分儒者的质疑与否定。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可以从"五伦"观念在关系结构、伦理规范与道德成就三方面的道德意涵出发,对儒家友伦思想进行分析,证出朋友是一种以道相合、以信相维的人伦关系,具有责善辅仁的道德功效。这种人伦关系不仅体现着天理,更维持着天理;它是无数人伦关系中的一种,但却成就了所有人伦关系的和谐与圆满。在道德理想的实现过程中,友伦起到了独特的、无可取代的作用,故其重要性足以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四者相匹敌。     

什么的自由?

当代关于自由的争论都是围绕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进行的。这种争论使自由理论处于一种两难处境:如果按照消极自由的观念把能力排除于自由之外,那么这种自由就是纯形式的,它对很多人来说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如果按照积极自由的观念把能力纳入自由之内,从而自由随着人的能力而变化,那么这种自由观念又明显是不正确的。这种困境促使一些哲学家提出了第三种自由观念,以超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本文主张换一种思路,不再考虑"什么是自由",而是思考"什么的自由"。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发现有四种自由,即本体论的自由、道德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和群体的自由。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新指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要求实现道德建设"由圣入凡"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新指向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从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化,把以人为本与现代性"平民化人格"联系起来,以生态和谐观念寻求公德与私德的统一.     

论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

由于对"义务"存在不同的理解,对道德义务能否做一种"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分在伦理学家之间存有分歧。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分虽不像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分那样明确,但其间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正确认识这种差别,避免两者之间的混淆,把握道德义务的层次性,对于充分发挥道德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牟宗三哲学中的“实践”观念

牟宗三将"实践"观念作为其对传统儒学诠释和阐发的核心内容,不仅着重揭示了"实践"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将这一观念作为儒学超越康德哲学的重要标志。在牟氏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道德实践"赋予"本心"活动性内涵,确证了"智的直觉"必然呈现。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牟宗三哲学继承并发挥了传统儒家思想中道德实践观念的"超越向度",而对"现实向度"重视不足,因此造成了其实践观念的思辨化倾向。从儒学学术形态的现代演进来看,牟宗三哲学的理论旨趣、思想资源和话语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儒学,这种对于"实践"观念思辨化的理解方式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政治的,抑或道德的——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关键悖论的解读

政治自由主义试图将其正义观念塑造为纯粹"政治的"观念,而不能是完备性的"道德的"观念。但任何规范性的正义观念似乎都不能不是道德的,这就形成了政治自由主义所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悖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自由主义要克服这一悖论,必须寻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规范性政治概念。此外,政治自由主义把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当作理论前提,同时强调道德化的公民美德,这两个因素都加深了这一悖论。通过解释和分析这两种因素所带来的理论难题及其原因,文章认为,"政治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抹去"道德的"面纱,其根源在于政治在自由主义价值系统中的处境。     

先秦时期婚姻道德观的演化

在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婚姻关系和婚姻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总的来说,婚姻关系由相对宽松和自由逐步过渡到严格和规范,婚姻观念亦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内的"男女之别"渐次过渡到婚姻及家庭生活领域内的"从一而终",并最终使"夫为妻纲"的观念初步形成.婚姻道德的提出本身是对于婚姻及两性关系的规范,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在男尊女卑的前提下,这种规范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女性的片面的道德要求.     

罗尔斯应得理论的不对称性

个人主义的道德或伦理致思与柏拉图式的整体主义社会利益分配方案似乎本应是相互隔绝的,但是罗尔斯硬是把它们扭合在一起,于是,他的理论就显得极为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应得"这一概念的描述中。分配正义中的应得是制度性应得,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是道德应得。批评者认为罗尔斯无法自洽地主张这种不对称性。罗尔斯主张分配正义中的应得要受休谟式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审查,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由于其基础是与自然主义的世界相隔离的"自然"的道德义务,则被免去了要面对休谟式的怀疑主义追问的负担。而如果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可以并存,分配正义中制度性应得概念和惩罚正义中的道德应得概念就不矛盾了。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根本观念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根本观念是善、孝、礼、勤、新。在长期生存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人将"善"视为民族道德价值的奠基之本,将"孝"视为民族道德价值构筑的和谐之源,将"礼"视为民族道德价值维系的秩序之枢,将"勤"视为民族道德价值固化的生存与发展之则,将"新"视为民族道德价值实现的超越之道。今天,我们应该大力弘扬这种融入民族血液中的道德价值理念,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     

汉宋经权观比较析论——兼谈朱陈之辩

儒家之经权观念起源甚早,先秦儒家主要是在道德意义上讲经权."经""权"二字并用出自<春秋公羊传>,其中"权反乎经"的观念影响深远,但后代儒者对此观念削头去尾,由此就形成了"权反乎经"的双重面貌.宋代理学家扬弃了以前的经权观,以朱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将经、权统一于道之下的经权观,而所涉及的领域也从道德扩展到了对政治与历史...     

“公”与“私”的道德化——对先秦时期“公”“私”内涵转变的考察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注意到中国的"公"与"私"独有的伦理色彩,但他将这种伦理色彩归因于先秦道家"天"的观念并不准确。先秦的"公"与"私"从最初的具体身份指称,转变为表示"公正"与"偏私"的抽象道德概念,在先秦文献中有迹可循。"公"的伦理色彩并非全然来自道家之"天"。从《礼记·礼运》可以看出,虽然"公"在儒家语境中获得伦理色彩,但它的基础在于儒家对"共"的理解,与道家"天"的观念无关。     

从神性到理性——康德对基督教"道德金律"的批判

康德为道德寻求客观依据而确立的道德律令,继承了基督教传统道德金律的律法、普世、上帝等观念。但是康德并非简单地蹈袭了基督教文化传统。他要为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道德律找到一个新的更为可靠的基础,这就是人的理性。因而,他从理性角度赋予了这种基督教传统文化思想以新的时代意义。这种新的解释具有现代科学理性及人文性特征,从而对后世学者在道德问题上的探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伦理"与"道德"辨析

在日常使用中,"伦理"与"道德"往往被当作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学术理论的混乱,本文归纳了学术界目前现存的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并对"伦理"与"道德"的东西方涵义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辨析与梳理。笔者认为,西方的伦理与道德的涵义相近,但与中文里伦理与道德的涵义有别;中文里伦理与道德的涵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东西方的词源词义不可能完全对应,更不能以西方文化中伦理与道德的词源学涵义来取代中国文化里伦理与道德的基本涵义。对二者的正确理解必须依赖于相应的文化背景。     

儒家医学伦理的建立:“医者仁心”与道德病人

儒家与医学的亲近关系是一个近世文化现象。这种亲近关系的一个标志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医学伦理体系的建立。这种医学伦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中古的"知医为孝"观念,另一个是两宋理学家对"仁"的重新诠释。"知医为孝"观念的基础是以个体的自然关系为起点的儒家价值系统。这种观念仅能提供对医学价值的有限肯定。两宋理学对"仁"的新理解突破了儒家对自然关系与非自然关系的传统区分,构成这种医学伦理的主要概念基础。"仁"的"生生"之力与医学的"活人"具有同质性,使医学获得前所未有的道德价值。     

儒家基于美德的道德中存在权利观念吗?

儒家基于美德的道德学说中并非不存在权利的观念,否则,便难以理解儒家社会中有关财产的典章制度以及承诺与契约的实践是如何实现的。认为儒家道德中不存在权利的原因,是将关于权利的词汇与关于权利的观念混同起来,尽管儒家学说中并不存在一个关于权利的专门词汇,但对权利可以做出有效理解。如在《孟子》中,虽然没有"权利"一词,但对权利观念有明确的论述。由于儒家对权利的分配、范围、界限与现代西方理解有所不同,没有发展出一种人权理论。对于今日之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将针对后现代西方的治疗方法应用到中国不仅不恰当,而且可能妨碍到对传统儒学的转化和改造。     

重思荀子的“大清明”

学界对荀子的"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本文通过详细疏解先秦秦汉对"清明"一词的使用,指出该词的基本含义是清楚明白的认知,但又与道德、政治乃至经学相关联。事实上,荀子认为,通过"大清明"的认知之心,人可以认识到至善——道,并以之来对治自身心性和各种现实中的恶,进而使自身和现实都达到善。可见,如果转换港台新儒家从孟子出发的心性论样式,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与道德相分的心灵模式,或许可以收获一种更加丰厚的心性观念。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