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

义利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功利之间的关系,两者谁先谁后,是任何社会结构都不可回避的首要价值问题。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儒家义利之辨的理论价值。如果拂去蒙在其上的时代烟尘及偏见误解,那么时至今日,它仍具有值得借鉴的理论光彩与实践意义。     

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

从儒家思想史看,义利之辨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私之辨,但是公私问题依然是其核心要义。在公共生活中,公义和私利在何种情景下、何者更具有优先性的思考,是义利之辨的实质之一。在儒家看来,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个体让渡部分私人利益来落实公义,并以此促成社会的和谐。义利之辨中的公共性优先原则,在儒家的仁爱学说、大同理想、修身工夫等思想中也有体现。就此而言,义利之辨是儒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展开。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本文从批判义利之辨是“古典的陈旧课题和话语”的观点出发 ,指出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所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必须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 ,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义利之辨 ,探讨了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之间的关系 ,认为只有通过义利之辨 ,才能真正形成义利并重和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义利互斥，还是义利交融 ——张栻义利之辨重探

张栻大举义利之辨,旨在指引人们克除不当利欲从而尽心知性、成就人道。因此他紧扣人之道德心性,立足于应然的层面及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双重视角,注重从"意之所向"即人的内在动机上,以顺性之无所为者与逆性之有所为者精微地界定和分判"义""利",由此凸显二者的紧张与冲突,并为守义制利的工夫实践奠立根基。此所谓"利"特指与理义相对的负面价值取向。他并未否定人的一切利欲,而是充分肯定了合理利欲的正当性,并认为一切合理的利欲都是理义本身的发用和表现。就此而言,张栻也有义利统一、义利交融的思想。对于如何守义制利,他主张"敬"(存养本心)"恕"(推扩本心)双修,即反己与外推相结合。由于学界对张栻理学中"义利"的广狭二义未加明确区分,以及未能确当理解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论,以致其义利学说的真实意涵与特质难以得到确切显明。     

孔子“义利之辨”发微

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乃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衡估与裁断利的问题。具体说来,由孔子所开启的义利之辨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     

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     

“义利”新探

焦克明在《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发表文章认为,对于“利”的广义理解应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应当得到满足的需要。可将其区分为三个主要层次。第一,是由生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利,它基本上是由主体人把自然界作为客体,并按照人的需要作用于这个客体而实现的。这个层次的利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即古人所     

略论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

义利观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它由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两个逻辑层次构成.义利之辨层次最能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孟子正确审视义与利之间的选择性张力,既能鲜明地坚持道义论的基本立场,又能够对经济生活进行独具特色的伦理辩护.与这一“显层次”相比,德福一致是孟子义利观的“隐层次”,但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德福一致的强调,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消解现实生活中的义利之争和思想意识中的义利之辨,是立足于主体素质的建设本身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正是在此意义上,重新梳理孟子义利观的逻辑结构,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道义论传统的文化意蕴.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及其理论分析

义利问题是伦理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探讨论争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从历史、理论,现实三个大的方面考察和论证义利之辨。 一、义利之辨的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源远流长,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两宋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近代五个大的发展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是中国历史上第     

荀子非儒家辨

荀子在历史上是一位对奠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思想家。传统习惯都将其划为儒家学派,尊称为“儒学大师”。战国末期的韩非曾把他列为“儒学八派”之一,传统书目自《汉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将《荀子》一书列入“儒家类”。然而,综观荀子的思想学说,却与正宗儒学(孔孟学说)大相径庭,其历史命运也不能与孔孟相     

重思先秦儒家的王霸之辨

王霸之辨是儒家由道德哲学通向政治哲学的重要一步,并能反映儒家对政治的最核心与最底色的看法。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初步奠定了王霸之辨的思想,认为王道是德礼之治,霸道是刑罚之治。孟子经由反思战国残酷的政治与战争现实,认识到王霸之辨的核心是是否得民心,也即王道以民为本,霸道以利为本。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家政治的效果,但是他认为法家的治理因为缺乏儒家的礼义,所以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王道是以礼义为根本原则的。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义命之辨

义命之辨既是儒家对人的道德与命运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是儒家对人的生命之终极关怀。对此,孔子、孟子、荀子和《易传》儒者提出了知天命、正命、各正性命等观念。在先秦儒家看来,命固然是对人的客观限制,但同时,也正因为有它,才彰显了人的生命及其创造力之伟大,尤其是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对人的生命之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

义重利轻,义主导利,重义而兼顾利是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涵与价值追求.我们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正确解读,不能停留在重义轻利的传统判断和简单理解上,而应把它放在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去看待,特别是要放到他们所主张的人生目的和政治理想中去考察.这是我们能否批判吸取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合理养分的重要前提.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

儒家"仕"观里,有一"穷达"之辨。通过此辨,儒家阐发了一种特定的道义论情怀。儒家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孟子为其提供了最为经典的道义论意义"廓清"。儒家为仕途设计了一系列如何处穷达变化的为官之德,在儒家的思想里达到了某种"共识"。儒家和道家有各自的"穷达"观,但是也有共通性即道义的价值取向。以"隐士"为例似乎显示出儒家和道家在出仕问题上,又有着"共通性"和"差异性"倾向。     

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为传统礼乐文明存续作合法性辩护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揭示了人类理性即"辨"是人禽之别的内在根据;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发现了人类具有超出动物"类性之仁"局限性的独特价值,确立了一种由"辨"而"合"的人禽关系模式。     

重思先秦儒家的仁义内外之辨

仁义内外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一,区分了私德、公德。对此,先秦儒家普遍认同仁内义外。其二,分析了道德准则的根源。礼学派和告子认为仁内义外,孟子则认为仁义内在。其三,揭示了道德实践的基础。告子坚持仁内义外,孟子则认为仁义内在。其四,阐释了治理法则的来源。孟子承继仁义内在的理路,荀子则取仁内义外之说。仁义内外之辨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余波一直延续至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