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外伤后患者的认知障碍

本文对83例脑外伤患者在智力、记忆、信息处理速度及语言流畅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脑外伤损害了患者的高级皮质功能,使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遗留有智力、记忆、注意、信息处理速度及语言流畅性等方面的障碍,只是轻、重程度不等而已。从中我们选出相对比较灵敏的测验,做为今后研究脑外伤病人心理功能障碍的方法,并拟定出脑外伤病人心理功能的评定指标。     

关于社会主义的目的问题的讨论

最近,广东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就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目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它同一切问题都发生着联系。三十一年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失误,不能说是与社会主义目的的不明确无关。有的同志指出,过去由于社会主义目的不明确,就出现了“九重九轻”的现象,即重国家集体利益轻个人利益;重领导干部利益轻人民群众利益;重长远利益轻眼前利益;     

精神病态暴力犯执行功能的缺陷*

为了解精神病态罪犯可能存在的执行功能缺陷及其是否受冲动性影响,研究采用精神病态检核表（PCL-R）筛选出30名精神病态组被试和30名非精神病态组被试,通过爱荷华赌博任务（IGT）和河内塔任务（TOH）对两组被试执行功能的特点进行分析,并结合冲动性量表（BIS-11）对其冲动性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精神病态组的冲动性显著高于控制组;精神病态组选择高风险的不利牌显著多于对照组,即对惩罚不敏感;精神病态组在河内塔任务中的错误次数及所消耗时间都显著高于控制组;冲动性水平与两任务得分均无显著相关。结果表明,精神病态暴力犯在与前额叶相关的执行功能上存在缺陷,并与个体的高冲动性无关。     

精神病态的家庭风险因素

精神病态(psychopathy)是一种个体表现在人际关系、情感、生活方式和反社会特征等方面的人格障碍, 其特征为自我中心、欺骗、冲动、缺乏共情、缺乏罪恶感等。以往研究偏向于精神病态的生理机制, 认为精神病态具有高度的遗传性, 近期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家庭因素对精神病态的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产前风险因素、破碎家庭、不良的教养方式、不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和童年期虐待等。未来的研究应探讨家庭因素对各个精神病态亚型的作用机制, 探索抑制精神病态表达的保护性环境因子, 并构建精神病态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等。     

博彩活动中的“病态心理”及其表现

现代博彩活动作为个人经济生活的双刃剑,会产生截然相反的两重后果:凡赌博必有输赢,输赢带来刺激;而对刺激的态度以及输赢的程度,决定了赌客是娱乐还是受罪。与之相适应的娱乐,也有两个极端:一端是无限的欢乐休闲,另一端则是因乐极而生的悲观,引发“病态”心理。这些既简单又复杂的对应矛盾关系,便是博彩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鉴于此,本刊特发文章从两个方面阐述现代博彩活动是一种特殊的个人休闲与娱乐行为、“病态博彩”的心理属性及其表现形式等基本性的问题,以期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博彩活动以及确立正确的态度和良好的心理具有启发作用。     

医学高等教育改革与医学生整体素质培养的几点思考

1　当前的形势当前 ,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 ,前进的步伐还不够快 ,新的突破性的进展比较少 ,各方面的阻碍仍很大 ,对未来人才质量要求没有明确的标准 ,在思想认识和观念方面还存在较多的误区。近年来我国为纠正基础教育中的偏向问题而提出了素质教育 (在美国就无素质教育这个词 ) ,那么高等教育是否也应进行素质教育 ?由于多年应试教育的影响 ,高校大学生存在着重知识、轻文化、重智育、轻人文、高分低能、合作精神不足等问题 ,素质教育在高校也是非常重要的 ,张笛梅[1] 认为 :素质教育是过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思想观理…     

主客体问题研究三原则

我认为要正确认识社会历史领域的主客体问题,必须坚持三个原则。 (一)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或者说物质第一性原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也是正确认识主客体问题的首要原则。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活划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方面就是社会存在,包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及人和自然环境等必要的物质条件。在他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     

一起亲子鉴定案中的逻辑问题

上海某报报道,王某是位34岁的女性,她作为原告在法庭上陈述了如下案情: 1984年她与卞某结婚成家,并于1990年生下一子。此后,夫妻关系不睦,卞某经常不回家,并拒不抚养孩子。王某曾向某区法院起诉过,要求丈夫卞某承担儿子的扶养费。但是在案件的审理中,卞某却提出该孩子并非是其所生。为了弄清事实,法院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委托上海市血液中心作亲子鉴定,其结论是:可以排除卞某与孩子有父子关系。法院依据上海血液中心的鉴定结论,一审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同性恋的新心理疗法

一、案例同性恋患者两名,男性,20多岁,幼年在家庭女性环境中长大,很少与外界小朋友往来,因而造成性格上有一定的女性化。性发育成熟后,患者性角色倒错,性指向明显异常,对异性不感兴趣,手淫时想着同性对象。以上症状完全符合《CCMD-2-R》中同性恋的诊断标准。按症状程度区分,一为轻患者,一为重患者。大概是性变态的缘故,使他们的男性功能趋于衰退。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性变态,求治心切。轻患者,大专文化程度,先后有过两个理想的同性对象(非同性恋患者),见到他们时,会产生某种性     

基于三元精神病态模型的精神病态认知-情感加工框架

精神病态作为暴力犯罪、累犯和青少年犯罪的重要预测变量, 在临床心理学和司法领域受到了广泛重视。三元精神病态模型通过大胆、卑劣和去抑制三个维度对精神病态进行了操作化定义, 反映了精神病态在神经生物学维度上存在的认知情感加工缺陷。其中, 低威胁敏感性是精神病态大胆的主要病因学基础; 而执行功能受损, 尤其是注意调节缺陷则导致了精神病态的去抑制倾向; 而与情绪识别存在联系的共情缺陷可能是卑劣的深层原因。未来研究中仍需关注精神病态的概念化问题, 以及不同精神病态特质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潜在病因学基础, 探索精神病态特质在生命早期阶段的体现从而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     

罪犯精神病态的初步探索

以中国罪犯为被试,对Hare精神病态量表进行修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罪犯精神病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修订的Hare精神病态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2)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犯罪次数是影响罪犯精神病态得分的重要因素。20-29岁年龄组罪犯精神病态的得分显著高于30-38岁年龄组;文化程度高的罪犯精神病态的得分显著低于文化程度低的罪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罪犯精神病态得分最低;未婚罪犯精神病态的得分显著高于已婚和离异的罪犯;累犯精神病态的得分显著高于初犯。     

精神疾病严重度评价的改进

精神疾病的严重度不应从有无器质性损害、有无自知力、有无精神病症状去划分轻重,而应从时间横面和时间纵向两个维度去综合评价,时间横面是看目前的症状严重度,包括主观痛苦、功能残疾、引起别人的痛苦,时间纵向是预计疾病的预后,包括病程走势、治疗效果和最终结局。按照这两个维度去评价,顽固的神经性厌食症比一般的精神分裂症重,难治的躯体变形障碍比一般的双相情感障碍重,长期不能上班的强迫症比脑外伤后精神病重。按照这两维评价,似乎更符合临床实际,既好操作,又好理解。     

国外精神病态罪犯的脑机制研究述评

精神病态是一种个体表现在人际关系、情感、生活方式和反社会特质等方面的人格障碍, 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 精神病态者更容易违反社会规则和法律, 表现出更加残忍和极端的侵犯模式, 犯罪的起始年龄更早, 犯罪活动更为广泛和多样, 累犯率非常高。国外关于精神病态罪犯脑机制的ERP研究表明精神病态罪犯注意朝向、语义和情感加工以及对错误加工的后期阶段存在缺陷。MRI和fMRI的研究表明, 大脑结构异常以及额叶-边缘系统回路活动异常与精神病态行为有关。     

这岂不自相矛盾吗?——关于假言判断的一个问题

什么充分条件?有人认为:“如果有P必有q,无P不必无q,这样,P就是q的充分条件”。什么是必要条件?他们又认为:“如果无P必无q,有P不必有q,这样,P就是q的必要条件”。这种论点是对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一种误解。如果这种论点成立,那么充分必要条件就成为:“有P必有q,无P不必无q,并且,无P必无q,有P不必有q”。在此,显然包含如下两个逻辑矛盾: ①“有P必有q,并且,有P不必有q”。这是一个“A∧(?)”的逻辑矛     

医学教育的“术”和“道”

“术”指具体的医学知识 ,“道”指医学知识得以发展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术是结果、是道的外化、附着物。无术 ,道则无所依 ;道是术之灵魂 ,无道 ,则术不活。道是由已知之术过渡到未知之术的唯一途径 ,是发展、是创新、是以不变应万变之法。然而长期以来 ,重术轻道思想一直在我们医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内容安排、教学方法和手段运用等环节和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深入分析重术轻道思想的原因和消极影响 ,扭转重术轻道思想 ,是我国医学教育迎接 2 1世纪挑战的根本途径。1　重术轻道之原因医…     

成长是一件怎样的事

人靠什么生存？这是个常被人提起的话题。 有人说，人靠粮食、空气、水生存。因为这三项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离开其中任何一项，人便不能生存。但这个答案却重物质轻精神，没有揭示出有些人为什么在粮食、空气、水都充足的情况下仍绝望轻生的原因。     

论精神障碍治疗中知情同意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一大亮点是实行精神障碍住院治疗的自愿性原则,这一原则也体现了知情同意在精神障碍治疗中的贯彻。然而,由于法规并未对患者监护人的代理同意作明确的限定,因而,它有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仍然无法彻底解决"被精神病"现象的重演,二是一些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论文指出,知情同意原则在精神障碍治疗领域的贯彻,不仅需要从法律上对患者的自愿同意和监护人的代理同意作出区分,对患者、监护人、精神病专业人员的作用和责任作出界定,同时,还要对代理同意的误区有清晰的认识,从理论上真正把握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质。     

对一个熟知问题的再思考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在反对旧形而上学和近代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由一批唯物主义经验论者明确起来的。其中特别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他们基本上完成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自然科学证明。但他们误以为这就是哲学的证明了。因而又出现了休谟的怀疑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要证明物质第一性的公理,就要超出这个公理体系才有可能。这就是由物质和精神到物自体和先验统觉(康德),再到纯思维和纯存在(黑格尔)。从而总结出了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这个过程,也就是由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由唯心辩证法到唯物辩证法的过程。     

也谈认识的主体性

主客体的划分:在特定的认识过程中是绝对的,不能“主客不分”或“反客为主”。把物质第一性和精神第二性仅仅看作是在本体论意义下才存在这种对立,而在认识论范围主客体之间就不再是本原与非本原、第一性与第二性之间的关系,是大错特错。主体性即是主观性(其中包括主观能动性),至少可以认为主体性中包含主观性。不能同意这几年流行的“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的观点和“人化自然”这一概念。是否要在认识论中引入此原则也有疑义。     

康德与弗雷格的分析性观念

历史上,康德第一次较为清晰地指出所有语句要么是分析语句要么是综合语句,同时给出了划分分析性语句与综合语句的依据,并明确认为分析性语句是不扩展知识的。康德给出的区分分析与综合语句的依据会带来明显的问题。弗雷格继承并发展了康德对于分析性观念的基本想法,在《算术基础》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对分析性命题的刻画,尝试论证算术真理是发展了的逻辑真理、是分析性命题相。相较于康德对分析性命题的刻画,弗雷格的刻画有明显的优点,克服了康德的定义带来的几个明显问题。同时,弗雷格也明确反对康德的分析命题并不扩展知识的这一想法,尝试着指出在一种意义上分析命题是扩展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