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一体之仁”的仁学思想

王阳明逝世前两三年开始竭力强调"万物一体"论,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该命题的全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仁"字。其实,"一体之仁"是阳明学重构万物一体论的核心观念、本体依据。以"一体之仁"为根本旨趣的万物一体论既不同于先秦以来传统的万物一体论,也有别于程颢的由"识仁"而进至"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境界说,而是新形态的以仁为本的"仁学一体论"。阳明学万物一体论既是一项本体论论述,也是工夫论命题,更反映了"天下主义"的人文精神。阳明认为,由"一体之仁"的信念出发,有望实现"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的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     

程颢“识仁”之方辨析

识仁是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与为学宗旨。本文具体辨析并展示出程颢仁说的各种义涵,以及识仁的系统方法。本文指出,程颢的识仁之方,包含有(1)天、理、道、性、心相通一贯;(2)对仁理、仁道的宗教性体认与信仰;(3)诚敬存之的存养之力;(4)与物同体的生活效验之真切指点;(5)义礼智信的具体道德实践;(6)《识仁篇》对识仁工夫的具体展示等环节。经过这些环节的整体展示,程颢以识仁为方法的新仁学乃展示出一个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从而将孔子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程颢易学

置身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程颢,对易学的天人之学作出了创造性诠释与转化,建构起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崭新易学天人之学,推出了他的理学体系。程颢的易学,首先开示了一个充满盎然生机、生意的有机整体宇宙图景,继之揭示了此一生机、生意之所自来的终极宇宙根基、根据,即天理,并指出天理是一终极的令物生生之理,即是一最高的绝对之善本身,由此天理即仁体。天理与仁通而为一,可名之日天理—仁体。此一天理—仁体令天地万物涵具并彰显出盎然生机、生意,且一体无隔。人禀受它而具备了存在的所以然的终极宇宙根基和充足的价值根据与资源,应据之一则珍视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令其原发性畅然舒展、展现与实现,再则珍视并善待他人他物的内在价值,视天地人物一体无隔的有机宇宙整体中的一切皆为我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期其亦皆能原发性畅然舒展、展现与实现自我,从而成就起一宇宙式大我,达到成为天理—仁体自觉圆融化身的最高的生命境界,即天地境界。为此,尚需作识仁与定性的工夫。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体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论儒家哲学“以春见仁”的理论进路——以董仲舒、程颢、朱熹为中心

在儒家的本体论建构中，“春”具有重要地位：四时之春与乾之元德、五常之仁德具有深层一致性，生春气象同样贯通着生意仁心，显现出宇宙的仁本体。从古代儒学史中可以窥见一个“以春见仁”的理论进路。董仲舒的“春系于元”,通过“天之端”显现“无穷极之仁”,其对天地分理的论说可视作理学的先声。程颢以“生春气象”显现本体为生生之仁体，由象见体的过程中体现了理学的统分与显隐。朱熹极富条理地解说四象之春对宇宙本体的显现，“春气流行”即是仁体流行、天理流行。径此理论进路来看，由生春气象显现的仁体兼有“时”、“德”、“气”三个维度，可说是时间之始、道德之源、万物之本。与之相关的春意功夫论在于观天地生意与体一己之仁心，由此上达仁本体。     

万物一体论的近代形态——理学视域下谭嗣同万物一体论的考察

谭嗣同在其“仁学”中表达了“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从表面来看,这是对宋明理学万物一体论的继承和发展,但实际上两者有着重要差别。在理论面向上,理学的万物一体论主要指向道德主体经过修养所达到的主观精神境界,谭嗣同的万物一体论则主要是在“以太”“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客观存有层面进行阐述。在价值指向上,理学的万物一体论始终坚持“仁”的特殊性和差等性,谭嗣同的万物一体论则将“仁”理解为消除人我之别的无差别平等。造成两者上述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宇宙论根据的不同：理学的万物一体论是建立在宇宙造化生生不息的基础上的,差异性是造化之必然,也是统一性之前提;谭嗣同的万物一体论则以均质无差别的“以太”作为宇宙本原,由此无差别同一才是宇宙的根本原理。     

论程颢仁学的生态意蕴

接续儒家以往的仁学思想,程颢推出了涵具鲜明生态意味的新仁学。他认为,人类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构成一体无间、生化日新的有机系统。万事万物都禀受了仁德,都具有内在价值。自觉促成自然万物与人的生化日新、生生不息,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既是人关爱自然万物的手段,又有利于保存生命和实现生态理想。要实现天人一体、和谐共生的生态理想,人类就必须去除小我的利益计较,还要遵循必要的行为规范。     

从仁的四个层面看普遍伦理的可能性

儒家伦理是德性伦理 ,它的核心是仁学。仁学是一个较大的思想体系 ,有四个层面的基本内容。这些不同层面的内容可以同西方伦理进行广泛的比较与对话 ,亦可以互相补充 ,为普遍伦理的建立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其中 ,“亲情”之孝是人间关怀得以形成的自然的情感基础 ,“忠恕”之道则是人间交往的普遍原则 ,“爱物”之情为生态伦理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万物一体”之仁则为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普遍和谐提供了极宝贵的价值指导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朱熹早年仁论的思想世界——李侗仁论思想探赜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对求仁之方、仁体论与仁学的现代转化的考察是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宋代新儒学,从二程到朱熹,仁说思想渐成体系。朱熹仁说是宋代仁体论的代表,李侗对朱子学仁说思想的建构具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胸中“全无见成规模”时的朱熹注重从宇宙论阐发仁,李侗注重将仁诠释为天理统体,诠释为贯通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生机之根源。他还把这个根源理解和诠释为天理之未发,将人对天理根源的体认、察识理解为人心之已发,主张人应当注重在静中洞察此天地未发之理,最终将这种体验提升为对宇宙生生不已之仁道即“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气象的把握。考察朱熹早年仁论与李侗仁论思想,对于把握朱熹仁说思想以及宋代理学家仁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程颢易学思想管见

对于程颢易学思想,学界述及较少,本文仅从"生生之易即为道"、"天人一也"、"只心便是天"、"形上形下之辩"等方面入手展开讨论.程颢以易为道,认为道的内容即是生生,生生之易为道体,为天理.从具有普适性的道、天理出发,程颢提出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的思想.在天人关系中,程颢彰显了人的价值意蕴,认为"无人则无以见天地","人为天地心","只心便是天".同时,以道、天理为基础,在道器关系上,程颢阐述了道器的清晰区分和真正关联,并更加重视道器的圆融为一.     

朱子哲学中“心之德”的思想

朱子继承了程颐偏言仁与专言仁的思想,认为一方面仁是与义礼智并列的德性,另一方面仁又包含了义礼智在内,在前一种情况下,仁是爱之理,在后一种情况下,仁是心之德。朱子所说的心之德首先包含了得之于心的涵义;其次,心之德是兼性情而言的;再次,心之德包含了生意流行的意思在其中。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疏会发现,在仁学问题上,朱子对程颐的继承主要是形式上的,而对程颢的继承往往是内容上的,从哲学气质上来看,朱子的仁学更接近程颢的理论。     

仁学与人类文明

仁是儒学的核心。仁的基本精神或要义可以概括为七点 :仁的第一义是“生” ,第二义是“爱或博爱” ,第三义是“理” ,第四义是“全” ,第五义是“公” ,第六义是“一” ,第七义是“通”。生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和始点 ,爱是生命的守护神并赖以同一的基础。只有公和仁爱 ,万物才能同一 ,万物同一了 ,无隔相通了 ,天下才会和谐而美满。这些既可视作仁学的内在逻辑 ,也是仁学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之处。     

“自生”说臆解

<正> 汉晋间王充、向秀、郭象都主“自生”说,而三者有同有异。王充反对“天地故生人”,主张“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篇》),“万物自生,皆禀元气”(《论衡·言毒篇》)。王充的“自生”说要点有二:一是万物“皆禀元气”而生,万物的本原是元气;二是万物的产生是一种自然过程,“自生”即自然而然产生,不是自己生出自己,更不是“天地故生物”。“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论衡·自然》)     

董仲舒的“仁学”刍议

“仁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董仲舒的仁学,是上承先秦儒家仁学、下启宋明儒家仁学的中心环节,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值得作一认真深入的研究。 一 “仁”这个概念。早在儒家学说创立几百年前,就在社会上比较广泛地使用了。当时,它主要是被用作一种对有善良品德的人们的赞美之词。孔子最早把它系统化,并发展为“仁学”,使之成为他的学说的核心思想。但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学家,却赋予“仁”     

程朱对孔孟仁学的改造与发展

儒家仁学的建立是孔孟对人类理性之觉醒的巨大贡献,孔孟奠定了儒家仁学之基础,却未封闭仁学之体系。宋代新儒家程朱等人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而又作了重大改造与发展：他们将孔孟的道德情感之"仁"升华为道德之本,将孔孟的道德条目之"仁"提升为道德宗元,将孔孟的主体精神之"仁"扩展为宇宙精神,将孔孟的个体生命力之"仁"发展为宇宙生生之德,儒家仁学因此而由道德伦理学升华为道德哲学。     

“天地之正”与《庄子》自由思想的天道根据

对《庄子》自由思想的主观化解释取向,表现为解除自由与天理所表达的客观秩序的关联,通过去政治化方式达到对自由的审美化、境界化、心理化处理。这一解释取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充分。充分理解《庄子》的自由思想,必须重视对《庄子》自由思想最核心的“天地之正”,后者关联着天道的视域。“天地之正”与“六气之辩”具有一定的张力,前者表现为万物各自遵循自身本性而呈现的自然秩序,而后者可以理解为这一秩序的某种偏离或变异。自由与“天地之正”的关联在于,它来自天道的自然秩序中的深层被动给予性,又以存在者自己的存在参与并承担这种给予性,完成这种给予性,也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自然”。     

扩展与收敛：现代新儒学中的仁学——以冯友兰、牟宗三和杜维明为中心

现代仁学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是在现代生活世界中重建一个以道德为统摄(仁体统摄)的文化人生系统，还是只将道德作为文化人生的某个特殊的部分或领域。因此，现代仁学的开展中关于道德“本体性”强弱的思想线索有二：一是仁之本体性的“扩展”方向，二是仁之本体性的“收敛”方向。冯友兰明确否定在宇宙本体论的意义上讲道德，甚至肯定一个“非道德”的生活领域。牟宗三致力于道德形上学的建构，认为仁体既是道德(狭义)的根据，也是一切存在的根据，此乃“一本仁学”之极致。杜维明所建立的“精神人文主义”虽主张存有连续中的精神性，但其仁学收敛于“修身的人学”。现代仁学的“扩展”与“收敛”形成了多元化的儒学开展。     

“视”、“见”、“知”——王阳明一体观中的体知因素之分析

通过对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论说过程的三个关键动词语式进行语义上的分析与厘清,有助于揭示王阳明思想之中的“体知”性特质。“视”、“见”、“知”在王阳明一体论说之中,都属于生存论、道德论的范畴,弄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入领会王阳明生命智慧的工夫论性质及其知行合一思想皆有重要意义。     

天地之文与人文的贯通——论《文言传》题名的真实内涵

《文言传》为何以“文言”名篇,历代学者论述各异。陈鼓应“文”本于“天地之文”的观点颇有启发性,但过于简略。“天地之文”是“文言”之“文”取义所本。《易》中有天地之文,亦有人文。天地之文即天地生物、成物之象,人文是圣王法天牧民,使天地生机昌茂、万有和谐有序之象。《文言传》以“文德”贯通天地之文与人文、天地之道与人道。“文德”即易道生生之德,其所反映的深层精神品质即“仁”。乾坤二卦作为生生之本,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生生之易道、天人贯通之“文德”,故阐释乾坤二卦德义之辞题曰“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