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自由与政治自由——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政治哲学理念

政治哲学理念贯穿于卡尔.雅斯贝尔斯全部哲学思维的始与终。生存自由必须以政治自由作支撑,而政治自由必须建立在生存自由之上。只有在政治自由中,才能有效地保证生存自由并使其持续实现,反之,只有在生存自由中,政治自由才充满活力并富有想象力。生存自由与政治自由互为前提、缺一不可,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同属于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人的自由。法制社会、议会民主、多元民主、国家制度等社会形态必须尽可能限制对自身权力的运用,必须尽可能为生存参与让路,以保证政治自由,而在政治责任中,政治自由重新实现自身与生存自由的中介形态。     

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

中西哲学的异同和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问题,是自“五四”以来许多学者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近年来,一些理论工作者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探讨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发展前景,这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也应该看到,在比较研究中,诸如对中西哲学在什么意义上进行比较、如何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何在等等,均存在不同的看法,似又未更深入的展开讨论。冯友兰先生这篇文章,是三十年前的英文稿,从一个角度对中西哲学作了分析和比较,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参考价值,故将中译稿予以发表。我们期望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在更高的水平上深入地进行下去。     

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灵异学思想——从方法的现象学到神学的生存哲学

"灵异"概念在当代生存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中。(1)日常用语中"灵异"的三个含义已经包含在雅斯贝尔斯的术语中。(2)雅斯贝尔斯在早期的灵异学研究中运用了现象学的方法,即便是针对不同的实事内涵,确切地说,在雅斯贝尔斯这里,现象学的方法是针对心理病理的此在分析。(3)"灵异"既被解释为主观的,也被解释为客观的。(4)雅斯贝尔斯在后期展示了一种灵异学的思考,它不仅系统地把握历史的和当下的灵异现象,而且也提供了一种通过向唯一者的生存超越来克服现代灵异学的存在哲学构想,因此也提供了一种生存哲学的伦理学。(5)在后期雅斯贝尔斯那里,现象学方法与生存的此在阐明之间的联系已然丧失,因为在早期雅斯贝尔斯那里,对意识内在的现象学描述在内容上已经很大程度为心理病理学的生存分析工作所取代,而在后期雅斯贝尔斯那里,它在方法上最终也为生存超越的阐明构想所取代。从总体上说,雅斯贝尔斯的灵异学思想,早期处在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晚期处在哲学与宗教之间。     

中国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与未来趋向

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思考并深入阐释中国哲学的思想特质、当代价值和未来趋向是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主讲者和评议人就此深入探讨了中国哲学何以是一种扎根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梳理了其思想渊源、经典文本、核心命题和发展逻辑,阐明了中国哲学在人类遭遇文明困境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力图结合全球文化的最新发展,思考当代中国哲学如何实现方法论转型,如何解答遭遇的现实问题,如何开拓中国哲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并向世界传达积极的、开放的、多元的、自省的文化信息,来彰显出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进而指出中国哲学已经成为世界哲学、世界文化之立法的积极参与者,它对于理解人类历史、思考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重塑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走向世界与未来的朱子学研究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致广大而尽精微”、“综罗百代”，深刻影响着南宋以后的中国思想世界，并对东亚各国产生了持续影响。近年来，“朱子学”一直是中国思想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朱子学的研究涉及哲学、文献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也不断扩展。     

论毛泽东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

毛泽东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表现为, 它作为人类哲学精神的优秀成果的体现, 以其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品格、特征, 超越了以往哲学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成为人类精神的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颗耀眼之星。毛泽东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 不仅在于它的哲学党性原则, 也不仅在于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 而且在于它全面地、辩证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实质———唯物地辩证地对待人类所面对的一切。正是对这一实质的把握, 才使得毛泽东哲学具有了一种超越性, 才使得它能够肩负起世界哲学原则的创立的历史性使命。毛…     

哲学的未来

对于任何渴望了解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人,研究哲学史也许是最吸引人的事情。因为,建立某个时代、某个民族文化的人类本性的各种要素,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映在那个时代或那个民族的哲学中。     

论天然世界与人为世界及其哲学意义

天然世界是指人类实践活动尚未改造过的自生自存的物质世界。人为世界是指人类所创造和改造过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及其发展过程的总和,它是人为自然、人为社会和人为人的完整统一。而人与人为世界除此之外还存在合目的性、价值性关系。天然世界变化发展速度较慢,且常带有重复性和渐变性;人为世界变化发展快,且具有不可溯性和质的突变性。人为世界一方面以天然世界的运动规律为基础,一方面又存在与之不同的“行动规律”、“实践规律”、“人为规律”等。 探讨天然世界与人为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哲学意义在于:1.可望澄清人与天然自然、人与人为世界的关系性质、认识对象与实践对象的关系等长期模糊的哲学问题。2.从人与两个世界的全面关系看,哲学基本问题应包括何者为先的本体论关系、是否可知的认识论关系、是否可评价、规范的价值关系和是否可改造、怎样改造的实践论关系     

生活世界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生活世界——西方哲学家关于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的讨论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如何?我们常常讲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此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内容展示出来,以便对这个关系的脉络有     

终末的哲学与美好生活——论希腊化哲学的终末论

希腊哲学致力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希腊化哲学则视终末论为美好生活操练的本体功夫。终末论是希腊化哲学的根本特征,它以此为出发点越过古典希腊哲学,重新探寻伦理与自我关系的哲学语法,克服生活中为死亡所掌握的诸种激情形式,阐释美好生活的自然维度,充分呈现个体伦理生活的自由纯度。     

未来哲学发展的形势

哲学的性质.不管人们对哲学有多少种理解,哲学的原始意义(爱智慧)仍然是最合适的理解。实际上这已经暗示了哲学的发展和其它学科的发展有着根木的区别。由于哲学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或者说是关于种种本质的研究,因此,在哲学中不存在象     

当代心灵哲学——心与世界

我的思考起始于W．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对所予神话(the Myth of the Given)所作攻击中的一个中心要素。塞拉斯所想要破坏的不仅仅是传统经验论。不过,在其经典的《经验主义和心灵哲学》一中,他集中讨论了关于独立于后天获得的概念能力而在经验中所予的东西的看法。他强调,没有这样的东西能够与信念或关于世界的看法具有一种辩护关系。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将知识论的意义归因于(如此表述的)经验中的所予,那么他就是试图把至多可能只是一种无罪开脱的东西当作了辩护,借此,我简略地给出塞拉斯所作攻击的一种形式。     

哲学退位——论康德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V．格哈特从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来解读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从康德对“公共契约”中“秘密条款”的反讽论述中揭示出康德的真正意图是为人民提供权利、并实现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变革。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一直继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路线。按照柏拉图,哲学和政治应当合而为一,最高的理想是“国王从事哲学、或哲学家变成国王”;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政治具有一种类比结构,“从事统治就像从事哲学”。在康德那里,哲学和政治相分离,哲学批判和政治实践隶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行动领域,“从事统治和从事哲学是互补的社会活动”;因而康德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起一个新的范式模型。这个范式模型意味着：哲学退出政治。格哈特把康德对哲学和政治的分离归因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异。过去的哲学家往往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一化,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洞见;康德看到,理论知识是先天的,实践知识则与境遇性和经验性的事务状态相关,因而不能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知识。     

从比较哲学到世界哲学——从谭嗣同《仁学》中的“通”论看比较哲学的前景

中国近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从比较文化的视野展开并以比较哲学的面目出现的,尽管在当时并没有比较哲学的学术意识.虽然当时的比较哲学还仅是以哲学比较的初级形式展开的,然而,这一新的哲学出发点使得中国近现代哲学表现出强烈的跨文化特征.     

信息哲学与未来中国科技哲学的基础

The research programme of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PI) proposed in 2002 made it an independent area or discipline i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information’ is formally accepted in philosophical inquiry. Hence a new and tool-driven philosophical discipline of PI with its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has been established.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is an ‘orientative’ rather than ‘cognitive’ philosophy. When PI is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shift of large tradition. There are three large traditions at large, known as Platonic, Kantian and Leibniz-Russellian.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osition of the possible worlds, we have modal Platonism and modal realism, but both of the theories are made in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is essay, it is argued that possible worlds could be seen as worlds in information, which is then an interpretation of modal information theory (MIT). Our interpretation is made on the basis of Leibniz’s lifelong connection with China, a fact often overlooked by the Western philosophers. Possible world theory was influenced by the Neo-Confucianism flourishing since the Song Dynasty of China, the foundation of which is Yijing.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Leibniz’s possible world theory was formulated in respect to the impact of the thoughts reflected in Yijing, in that one of the prominent features is the model-theoretic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to theory construction, i.e., axiom-theoretic and model-theoretic. The origin of the former is from ancient Greece and the latter from ancient China. And they determined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oretic structures between the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tradi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endency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hanging from the axiom-theoretic to the model-theoretic orientation, at least the two approaches being complementary each other. To some extent, this means the retrospective of tradition in the turning point of history, and some of the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s might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s in formulating the future Chines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论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和实践哲学具有密切的联系。他受古代实践哲学传统的影响,强调实践哲学和实践的互动关系,这决定了实践哲学不同于理论哲学和制作哲学的特点。这种关系启发了他对解释学特征的看法,以参与理想取代科学的客观性理想。他力图将实践哲学和解释学融合起来,形成解释学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立足于当代历史处境,反思不同于科学技术理性的实践合理性,批判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统治给人类造成的危机。他的解释学的对话理想对于当代实践问题,如不同文明如何共存,如何对待与传统的关系等,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回归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化是其大众化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活化的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更深层次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当下中国,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逻辑转化成现实生活的生活逻辑,才能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传播。     

世纪之交的哲学和人类——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侧记

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于今年8月22日至28日在莫斯科举行,来自60个国家、地区的800多位学者出席这届盛会,大会主题是:“转折点上的人类:哲学的前景”。中国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央党校和     

戴维森隐喻论:语言哲学世界中有限的无限

隐喻研究是当代语言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戴维森的《隐喻意味着什么》是值得重视的关键著作。他的隐喻研究,质疑语义互动论的论点,提出了自己的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有自身严格而普通的意义,不能进行全局性的彻底释义。本文对其隐喻论中所渗透的隐喻与世界、隐喻与认识、隐喻的语用观、隐喻的功能及其应用等哲学思想进行了逐层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推导性地得出,隐喻之所以成为语言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以有限的语词传递无限的意义"。该核心本质使隐喻成为诗学、认知心理学、计算语言学、智能科学等多学科共同探讨和攻坚的课题。在该背景下,学界理应赋予戴维森隐喻论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新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