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滇西北的关帝信仰

明清以来,滇西北关帝信仰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崇,关帝庙因此得以在地方官和汉族移民等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在滇西北地区兴建.而从更深刻的层面来看,关帝信仰经过西南边疆地域文化的再造和涵化,产生出关帝“助剿”和“关帝当玉皇”等宗教叙事和民间神话,标志着关帝信仰最终在滇西北地区扎根.滇西北关帝神话甚至回传中原内地,从而成功实现了文化的反哺.     

嘉绒“达尔尕”的苯教审美文化解读

"达尔尕"是青藏高原东缘大小金川流域嘉绒地区集歌舞、仪式、信仰等于一体的文化事象。本文基于对嘉绒地区"达尔尕"长期的田野调查,并结合藏汉史料对达尔尕进行文化分析,认为象雄文明是达尔尕产生的文化根基,达尔尕是苯教"圆崇拜"观念衍生出的审美仪式活动。达尔尕在嘉绒社会长期传承,其形式、内容、展演程式至今还保留着苯教文化的基因,是苯教观念浸润之下嘉绒藏族审美生活的呈现。     

台湾的关帝庙

因为关帝本身极具教化意义,所以关帝信仰是台湾百姓最重要的信仰神祗之—。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9年公布的资料,台湾有关帝庙192座。近些年台湾关帝庙有增无减,据台湾有关专家估计,在200座以上应无问题。     

清代伊犁锡伯族关帝信仰研究

锡伯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中国东北西迁至新疆伊犁。受藏传佛教和汉文化双重因素的影响,西迁之前,锡伯族已经将关帝信仰纳入到自己的信仰体系。西迁伊犁后,由于受清政府推崇关帝、边疆治理政策、锡汉文化交流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再加上锡伯民众的需要,其关帝信仰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在各个牛录修建关帝庙并定期进行祭祀活动。关帝信仰作为锡伯族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生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关帝信仰与老北京的关帝庙

据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大概浏览下来,供奉道教伏魔大帝也就是佛教伽蓝的关帝庙竟有267座之多。也就是说,老北京的寺庙中有百分之十六都是供奉关圣帝君的庙宇。可见,关羽在百姓心目中占有其他神癨不可比拟的地位。老北京人的关帝信仰不但虔敬,而且还可以影射到全国乃至所有的炎黄子孙,他们对关帝的信仰是同样深厚的。(见《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第62页)众所周知,在道教神癨中,有先天之神与后天之神之分别。关帝就属于后天之神。然而,我国古时类似于关羽的忠臣勇将不下百余,为什么单独关羽拥有如此多百姓的崇敬呢?这是由中国古代所特有的社…     

宗教信仰与各民族和谐相处——以青海省贵德地区为例

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田野调研,对青海省贵德地区各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和谐进行讨论。以几个个案为例,描述了贵德地区的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历史传统、文化传承、社会环境和现实状况。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关公崇拜

马来西亚的关公信仰文化是由中国内地的移民传播到马来西亚的,信仰关公者既有个人,也有民间秘密组织,还有刘关张赵的后裔等。马来西亚关帝神灵的内涵丰富,具有财神、平安神、守护神等多重神格;马来西亚的关帝神像造型独特,具有多神陪祀的地域特点。田野调查所见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关公崇拜,与中国内地关公崇拜既有共通性,又形成独具特色的南洋关公崇拜文化,对于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具有典型意义。     

安多热贡地区二郎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藏族是安多藏区的主体民族,其基本上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然而,汉民族广泛信仰的二郎神在该区域内也有较为普遍的崇拜和信仰。二郎神传入热贡地区后既在神像特征,又在供奉体系、模式,祭祀仪式等方面完成本地化,建构起较为成熟的信仰体系。在热贡二郎神信仰的历史传承过程中,通过与苯教和藏传佛教的长期互动和调适,而发展演变为具有跨族际、多元文化整合的神灵。     

康区藏族村寨宗教信仰：承传与变异——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的宗教人类学考察

本文是作者从宗教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一个处于文化交融地带的康区藏族村寨———莫洛村的宗教及民间信仰进行的考察。该村寨历史上曾经是苯波教盛行地区 ,现今保留亦较完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党的宗教政策的实施 ,寺院传统的经济核心地位已经不再 ,其对世俗生产、生活的影响也渐趋弱化。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 ,康区藏寨民间信仰呈多元共存态势 ,寺院及其神职人员的作用也发生了明显的转换。该地区在宗教信仰方面呈现出的变化与趋势在藏族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唐卡鉴赏

唐卡是指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题材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堪称藏民族的百科全书。唐卡的绘画艺术千余年来影响深远,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松赞干布时期,直至今日仍流行于藏族地区,它凝聚着藏族人民的信仰和智慧,记载着西藏的文明、历史和发展。     

国内动态

海峡两岸道教同胞 齐聚漳州武庙共庆关帝诞辰日　　8月9日是关帝诞辰日,来自海峡两岸的一千多名善男信女齐聚福建漳州武庙,祈求世界和平,祖国早日统一,海峡两岸风调雨顺、经济繁荣、人民安康、万事如意。此次活动由漳州市道教协会、漳州市台商协会、漳(州)台(湾)同根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　　漳州武庙又称古武庙,建于公元1008年,是漳州地区首座千年关帝庙。庙里至今还保存有宋代石莲花盆、明代石鼎炉、清代龙柱、关公大刀等文物,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湖南省召开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　　　　8月12日至13日,…     

明清关帝祭典乐舞在闽台地区的承继与人文阐释——以东山、宜兰祭典为中心

关帝祭典乐舞承载着弥足珍贵的中国古代乐舞文化遗产,历经明清以来400多年的因革损益,积淀并转化为现代闽台地区民间信仰中存续的祭典仪礼。立足文献爬梳与田野调查,以东山、宜兰关帝祭祀为案例,从三献仪式雅乐的时空重构、释奠武佾舞的舞容舞意等方面阐释明清传统国家祭祀雅乐与当代闽南民间信俗仪式展演相互印证的乐舞形态,剖析其音声舞律的特征意涵,可以为闽南关帝祭典乐舞的恢复再造和两岸亟待复兴的明清雅乐遗韵的交流建构提供理论参照。     

一部演述关帝为地狱制定律令的宝卷——明末黄天道《玉律经宝卷》试析

在关羽从人到神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流传于下层社会的民间宗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渲染造势作用。自明万历十八年（1590）神宗朱翊钧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以后,举国上下立即兴起了一股关帝崇拜潮流。作为这场信仰运动的思想回响,关帝家乡的黄天道信徒,以“玄天大帝”名义,于天启二年（1622）五月十日,在山西一个名叫“松柏亭”的地方,采用扶乩降鸾手段,编写了一部《玉律经宝卷》。在该部宝卷中,作者不仅推阐了关帝作为“协天大帝”所具有的“上司天”“下辖地”“中司世”的至高至尊地位,而且还演述了关帝为地狱制定律令的神圣事迹,因而在关帝信仰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     

皇帝龙袍不仅只绣龙

晋祠有关帝庙,庙内有关帝像,塑像身上就穿有龙袍,袍上又绘有九种花纹,其内容在古代均有说法。据历史记载,在我国上古时候,舜继承尧作了天子。舜是工匠出身,从前在寿邱地方靠制作竹器谋生,做了天子依然十分俭朴。有一天,舜在宫中休息。时值炎夏,南风习习。忽然想到京城蒲坂(今山     

安多藏区的文昌神信仰研究

文昌神是道教神灵之一,然而在安多藏区也普遍信仰文昌神,形成了佛道整合、多元文化并行不悖的宗教文化体系,颇具特色。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及民间口述资料,对安多藏区的文昌神信仰进行了探讨。     

吾屯下寺羌姆的历史与现状——青海黄南州同仁县吾屯下寺“羌姆”的田野考察

2007至2009年,笔者曾多次对该地区的宗教舞蹈、民间舞蹈及藏戏等做了不同程度的田野考察。本文即是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宗教、民俗、人类学及舞蹈艺术等理论与文献材料,并就吾屯下寺宗教舞蹈“羌姆”的起源,表演形式、传承方式、艺术风格特点以及与藏族文化的关系做一系统的探讨和研究。     

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信仰的结构特征与现代变迁——以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群加藏族乡为个案

群加乡是地处甘青河湟地区的一个藏族乡,由于这里藏汉杂居、文化多元、宗教多样,因而使其宗教信仰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主,苯教、文昌信仰等为辅的结构,它管控和支配着此地人们对现实和来世的两种生活取向。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的需求,这一宗教结构中各要素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移。但这种变异的过程是纠结、博弈、沉重以及缓慢的,它实际上反映了藏族社会和藏人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趋势。     

滇西北多元宗教研究的文化意义

滇西北是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的重要地区,历史上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砥砺共生。论文通过滇西北的社会文化生态与多元族群、佛教各派在滇西北社会的浸润影响、滇西北社会多元宗教格局的形成三个维度的考察,认为滇西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多元信仰格局的形成,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文化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滇西北族群与宗教的多元共生,相互融摄互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所致。     

交流展新页 论坛促和谐——蒋坚永副局长率团赴台交流纪行

6月的台湾,青山环绕,花香四溢,碧波拍岸,景色宜人。应台湾台北指南宫和高雄东照山关帝庙的邀请,国家宗教局蒋坚永副局长以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于6月18日至26日率团赴台出席孚佑帝君成道1131周年纪念大典和高雄市第一届关帝文化节系列活动。     

鄂西南天主教传播及其现代变迁

本文通过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介绍了天主教在湖北利川传播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变,分析了天主教在土家族山区得以传播的原因,阐述了天主教传播现代变迁的特点,认为天主教在当代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强度逐步削弱,信徒对天主教的信仰趋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