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都思对God之汉语译名的思考历程探微

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对God之汉语译名的思考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20年代的麦都思先以“神”为译名来抨击异教信仰和偶像崇拜,试图在东南亚华人中确立一神信仰。30年代踏足中国之后,他迅速接受了“上帝”译名,并反映在《新遗诏书》的翻译中。40年代主持“委办本”的翻译则使他涉足与美国传教士的争论,并在一系列关于“中国神学”的论著中为“上帝”译名辩护。麦都思在译名问题上的立场变更,突显了他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深入思考,但在强调“上帝”译名的同时并未重视对“三一论”的引介,太平天国运动后来的发展便提示了其中的异端风险。     

礼仪之争及其后果

1　中国礼仪之争 　传教士初来中国,因语言生疏,对“ceus”一词的中文译名,未能确定,采用译音“陡斯”。利玛窦来华后,才开始用天主二字。他研究中国古书,看到中国早已用天与上帝指天地主宰。而改用天和上帝,不用天主二字;但后来又读到朱熹对天的解释,谓天是苍苍之天,而上帝亦非指天地主宰,利玛窦又采取天主,天,上帝三个名词并用。因此引起传教士对此译名的争论。 崇祯元年（1628）正月为了统一此译名,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到会的有阳玛诺、龙华民、金尼阁、高一志、毕方济、郭居静、李玛诺、鲁德昭、费奇规、艾儒略、黎…     

《圣经》中译与文化诠释: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本文探讨《圣经》作为一部外来经典进入中国文化语境时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上帝”与“神”的译名之争、“大鱼”、“龙”的译名问题、上帝的“性别”之争.借此说明宗教经典的翻译与其它作品翻译的不同处及特殊性,并对何种翻译才能称之为最适切的宗教经典翻译的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圣经主要译本简介

主要中文圣经译本 《和合本圣经》 1919年的官话和合译本是中国教会使用最为普遍的译本,包括直排繁体字(神版与上帝版)、直排串珠圣经、横排简体字、新标点和合本(1989年)等新版圣经。 该译本是由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内地会、英国伦敦会的五位传教士历经29年(约1890—1919)的艰辛翻译而成。     

蒙元时期的长生天信仰

汪维藩老师在《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一书中,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的思想引入中国神学,提出了“生生神学”的主张。在论证这一观点时,汪老师引用了蒙古人的长生天信仰,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长生天“就其静态来说,是一位‘永存的上帝＇（An Ever一lasting God）;就其动态来说,是一位‘永远创生的上帝＇（An Ever-generat ing God）”（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     

严锡禹:蒙元时期的长生天信仰

汪维藩老师在《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一书中,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的思想引入中国神学,提出了“生生神学”的主张.在论证这一观点时,汪老师引用了蒙古人的长生天信仰,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长生天“就其静态来说,是一位‘永存的上帝’ (An Everlasting God);就其动态来说,是一位‘永远创生的上帝’ (An Ever-generating God)”(汪维藩,《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金陵协和神学院,1997年6月版,第15页).     

“礼仪之争”的由来及历史教训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的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引起了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传教士的反对,由此爆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进行了半个世纪,最后导致了中国清政府的“百年禁教”。其起因主要是： （一）利玛窦传教思想引起的争论“礼仪之争”的导因是从对“尊孔祭祖”和对中国文化中的“天主”与“上帝”等问题的争论开始的。但是,在当时的传教士中,并不是都如利玛窦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且一些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又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及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对利玛窦…     

记丁主教美国之行

经美方四个单位的邀请,丁光训主教于去年十月四日起在美国访问,为时三周。 丁主教先后在由美国联合卫理公会和美国长老会分别主办的各两天半的“前在华传教士聚首会”主讲,报告他们离华四十年来我国和我国基督教的变化。这两个会各有一百数十人参加,其中包括部分前在华传教士的子女。与会者有的已经九十多或八十多岁,年轻的也有七十左右,他们的子女也至少有五十岁左右。     

倪维思在烟台的最后岁月

倪维思(Rev.John Livingston.Nevius)是近代来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他于1854年来到中国,起初在上海、宁波、杭州等地传教.1861年转赴登州(今蓬莱),1871年又迁居烟台.     

德国冰雪教堂冬季限定开旅

位于德国,靠近捷克边境的山村Mitterfirminansreut里,最近有座名为God’s Igloo（上帝之屋）的教堂落成。由于建材为冰雪制成,到了夏天温度上升以后,教堂可能就会“融化”。花费10万欧元建造的教堂内设有190个座位,     

《教务杂志》中传教士提出的“译名问题”解决方案

1875年至1878年初、1890年至1919年前后,《教务杂志》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译名问题"。这些讨论的一个主要关切点是如何解决"译名问题",归结起来,传教士提出的观点有两类:一类是主张妥协,即通过相互妥协使各译名共存,或者统一到某一套译名上去;另一类是反对当下的妥协,将问题的解决寄望于时间或中国教会和信徒。尽管前者的呼声远高过后者,但少数意见仍然得到了尊重,"译名问题"仍以"未解"为结。     

道金斯的“科玄之战”

2006年9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一本名为《上帝错觉》（God Delusion）的书,它很快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至今已经在该榜上保持了超过1年的时间,而且曾一度荣登榜首。这本书在西方可以称之为“另类”,不仅仅是由于这本书对宗教进行了批判和解剖,它的名字本身就包含着对宗教的批判：道金斯使用了“幻觉”一词。     

犹耶圣号命名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探析

本文重点探讨犹耶在中国语境中圣号命名的差异性并分析成因。文章从比较的视角，通过文本分析的路径，分析犹太儒生与天主教传教士圣号汉译的异同，同时以《希伯来圣经》为对读文本，从犹太人对圣经传统承继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圣号汉译承继了《希伯来圣经》中数量多样、形式繁杂的特点，并以多种儒家概念对译圣号，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圣号命名时则受《希伯来圣经》传统影响较少，他们固定“天主”为主要译名。犹耶圣号命名不同来自犹耶的宗教差异：犹太教是兼容“一神信仰”,而天主教为排异的“一神主义”;犹太教不是外传宗教，天主教有外传使命；犹太儒生在华认同于儒家文化，天主教传教士没有这种认同。     

侨居者与文化适应：考察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个视角——以福建地区为例

考察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一个重要视角是传教士“侨居者”的角色与身份,这一长期在学界研究中处于“隐形”地位的现象从另一层面反映基督教在区域社会传播中呈现的常态化的表征。通过以福建地区为中心的考察,阐述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多个方面适应于中国地方社会活动与发展的需要,提醒我们在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中,应积极关注基督教全球地域化过程中所不可忽略的地方“情境化”之现象。     

“圣经唯一,译本则三”:中文《和合本》圣经概述

<正>在圣经汉译史上,中文《和合本》可谓影响力空前,可与英文《钦定本》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和合”一词寓意深刻,不仅指涉西方传教士译者在术语译名、译经语体、翻译理念等问题上的求同存异,也暗含着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信徒借由这一译本彼此联结的美好愿望。此外,《和合本》出版之后,新教圣经汉译事业由西方传教士主导转变为华人自主翻译,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港、台、海外教会消息

美国长老会和平大会 主题为:寻求爱心社会 美国长老会1997年和平促进大会的主题,已定为:“面对种族问题,寻求爱心社会”。这次大会将于7月、8月分别在科罗拉多和南卡罗来纳举行。大会的理事林纳牧师说:“这个爱心社会之圣经中的观念,塑造出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异象,这异象仍在向我们呼召。”     

身后的眼睛

水对上帝说：“在你创造我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我置于最低下的地方呢？这是不公平的。” 上帝听了水的话，对水说：“天地之间，万物之中，你可以到最高处。”     

最宝贵的财富

从前有两个年轻人因为他们的善行而得到上帝的奖赏。“你们可以任意选择其一,”上帝对他们说:“一万两黄金,或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不过后者你们必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好吧,告诉我们它在哪儿,我们自己去找。”“普提     

理雅各的儒教一神论

理雅各以系统译介儒教经典而成为19世纪欧洲汉学之权威。他认为儒教是信仰真正上帝(God)之宗教,应由基督教补充与完成。本文分析理氏著译中有关中国上帝崇拜之论述,孔子宗教品格与形象之变化,以及理氏对儒教宗教性的判定,藉此对理氏儒教研究中基督教意识形态与传教动机的介入与影响作出反思。     

长征路上的传教士

长征路上的传教士这是发生在６０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奇特故事，主人公是被红军队伍俘获的英国传教士，他信仰上帝，不理解中国革命，但他却对那群有信仰的中国人产生了好感……这位传教士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原名阿尔弗雷德·勃沙特，瑞士人，１８９７年生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