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藏造像的组合看其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关系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空前兴盛并日益世俗化,佛教信仰广泛地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在中国的佛菩萨信仰中,不同的神灵司职不同的领域,由于民众所遇到的生活事物不同,大都会从个人的自身利益出发去信仰某一神灵,这种信仰的流行往往也伴随着造像的产生.有时不同佛菩萨共同出现的组合,更能得到大众普遍的崇敬与膜拜,因此在民间信仰生活中,许多是以多尊像同时出现的形式来表达对神灵的祈求.本文即以地藏菩萨像为主轴,通过对石窟造像的组合形式、题记和相关文献的研究,说明地藏菩萨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关系.     

佛道交涉背景下的引路菩萨图像研究——以幡为中心

幡是引路菩萨重要的图像学特征。将幡用于丧葬仪式中的引魂幡,本是中土的传统。东晋以来,幡成为佛道二教重要法器,道教灵宝派受佛教大乘思想之影响,将幡用于引度亡魂。唐代起,佛教引路菩萨始将幡用于引魂。因此,引魂幡是佛道交涉之产物。二教虽然使用共同名称的法器,但最终还是指向各自的最高追求——成仙或往生净土。换言之,二教交融的表象之下,双方本质并未改变。     

《封神演义》中准提道人形象与准提信仰

《封神演义》中的“西方教”与教主“接引道人”形象来源于明代流行的西方净土信仰,而接引道人之胁从“准提道人”的形象则是来源于明代广泛流行的、与观世音信仰功能相近的准提信仰。在明代净土信仰的统摄之下,作为准提信仰主要手段的准提咒法成为往生净土的手段,准提信仰也成为净土信仰之辅佐。《封神演义》中的“准提道人”形象正是在这一佛教文化背景下得以成立。 陈星宇,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佛教语言文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     

“三大士”造像思想探源

以观音、文殊、普贤为三大士的造像组合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造像及思想的起源与背景。三大士造像,是多重因素相互影响激荡而形成的特殊造像与信仰体系,是中国佛教造像与菩萨信仰的一大变革与创新,也是汉地的佛教融合显、密元素所开展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信仰模式。     

藏传佛教中多面多臂的观音菩萨图像研究

观音菩萨属于佛教中最富盛名的菩萨,因为有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而被广大信众尊崇。从唐代开始,汉地民间信仰中出现观世音菩萨四臂观音、六臂观音这种化身,而观音菩萨的化相在藏传佛教中更加丰富多姿。藏传佛教中的菩萨造型相对于汉地更加复杂、繁多,这源自民族信仰的区别。藏传佛像中的所有形象都是一种象征,一种民族信仰的体现。在中国佛教的两大系统,即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信仰中,观音菩萨都是一个重要的佛教尊神。随着佛教信仰的民间化,     

方便有多门 敦煌引路菩萨的图像表达北大核心

引路菩萨即引导亡人进入西方极乐净土的菩萨,其名号并未见诸佛教经典之中,但能够在遗存的佛教艺术作品中窥见。现今发现最早的引路菩萨图像是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一批帛画、绢画和纸本画,这批文物的发现,将引路菩萨信仰的生成时间推进至唐五代时期。在后世的水陆画中,引路菩萨作为引导众亡人的神祇也拥有着特殊的身份地位。     

敦煌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互动

中国佛教信仰中，菩萨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文殊信仰是菩萨信仰的一个典型。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经典的传入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文殊信仰缘起于敦煌，兴盛于五台；五台文殊信仰又反过来影响了敦煌。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与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之缘起与中心的互动，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     

敦煌引路菩萨图像研究

<正>一、学术史的回顾引路菩萨像出现于唐末宋初敦煌的绢帛画中,因其中几幅作品上有"引路菩萨"的榜题,故学界一般称之为引路菩萨像。引路菩萨的名号并未见诸经典,但敦煌遗书有一些相关线索。P.3172号《临旷(圹)文一本》记载:"焚香念诵胜因,尽用庄严亡灵所生魂路。"[1]其中"魂路"在S.5573号、S.5957号等临圹文中均有记载。在这些临圹文中,"莲座""驾鹤"等有关亡灵行路的记载颇多,其中S.6417号《临圹文》记载最为详尽:"尽用庄严亡灵所生魂路:惟愿八大菩萨,遥降日宫;三世如来,远乘莲座。     

浅析敦煌新样文殊造像产生的渊源

文殊菩萨是大乘佛教中的首席菩萨,主司智慧。自文殊信仰伴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文殊造像在中国产生并经历了一段旺盛的成长时期,到晚唐至五代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文殊造像组合形式——新样文殊。对新样文殊的判断标准和产生渊源进行分析和探讨,可以发现,新样文殊的粉本应始于敦煌本地,故其产生渊源依旧是敦煌旧样文殊变中形象的转化。     

佛学小词典

净土宗:亦称“莲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唐代善导创立。主要依据《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世亲《往生论》。说死后往生阿弥陀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名。相传东晋慧远在庐山邀集僧谷十八人成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故被后代奉为初祖。次后影响较大的是东魏汾州玄中寺昙鸾,著《往生论注》,认为世风混浊,靠“自力’”解脱甚难,靠“自力”解脱甚难”,而主张“乘佛愿办”(“他力”)往生净土,这种教义为“易行道”;称“     

观音与文殊:悲智双运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菩萨信仰是中国大乘佛教最基本的外在表现形态。在中国佛教的菩萨信仰当中,四大菩萨尤为突出。这四大菩萨尽管在学理上是平等无别的,但在实际的信仰理念中,他们却各有所司,各有所长,各自代表了佛教理论尤其是佛教修道理论中最基本的一个方面。而这每一个方面又都与人类所面临的     

明清净土往生故事中的僧众修行叙事研究

西方净土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自庐山慧远念佛结社,到唐宋两代善导—普度一系的"本愿"持名学说、五代创立的"禅净双修"理论再到天台宗的净土修持等等,净土法门的发展在中国佛教史上以多线交互的形态展开。^[1]伴随着净土信仰理论发展,中国本土极具特色的记录净土修行者往生感应事例层出不穷,汇集此种故事的"往生传"文集亦见于历代佛教文献。明清时期是"往生传"文本出产的高峰和总结性阶段,这些往生故事中亦透出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同时也体现着编纂者对于净土信仰实践的一种文本构建。     

菩萨信仰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评《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

由李利安等人撰写的《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系山东大学路遥教授主编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系列"(七卷)中的第四卷.全书近64万字,于2011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佛教四大菩萨与广大普通民众的信仰结合起来考察,既丰富了学界对精英文化型佛教以外的民众信仰型佛教的研究,也开阔了我们对传统民间信仰的认知思路. 中国佛教的主流是大乘佛教,大乘又称菩萨乘,以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为主旨.因此,菩萨成为中国佛教信众心里神圣又不失人情味的崇拜对象.在众多大菩萨中,最受追捧的是观音、地藏、文殊和普贤,他们分别代表大悲、大愿、大智和大行.特别是随着四大名山的形成,朝拜菩萨道场的信仰模式成为中国佛教信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特征之一.而民间信仰由于没有经典的捆缚、专职人员的限制和历史包袱的背负,而呈现出轻松活泼、简洁明快、功利通俗等特点,所以在历史的变迁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与正统的儒释道三教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佛教,在思想、礼仪、造像等各个方面滋养了民间信仰.而被民间信仰吸收和改造的佛教因子又大部分与四大菩萨有关,由此所形成的信仰形态也成为受众最多、普及面最广、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民间信仰现象.因此,将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并列起来考察,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表现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独具匠心的选题思路.     

唯心净土：唐宋时期净土思想评判的多元表述

“唯心净土”是唐宋时期汉地佛教思想家在解释经典、构建修行体系过程中形成的语汇。研究者们常将其作为一个既定的概念看待，却难以阐明其真实意涵。实际上，唯心净土从未形成固定词义，历史上的佛教思想家们通过对其不断定义、诠释、使用、批判，表达自己对于弥陀净土信仰和念佛往生修行的态度。“唯心净土”话题的开展，激发了僧团之间的对话交流。弥陀净土信仰在此过程中逐步得到汉地各大佛教宗派的重视与认可。     

中国佛教宗派——净土宗

净土宗是唐代僧人善导实际开创的中国佛教宗派, 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得名。此宗奉东晋庐山慧远为初祖,因慧远曾与人结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净土宗又名“莲宗”。     

南方早期佛教造像创制模式的汉化

佛教于两汉之际由古印度传入中国,中国佛教造像在继承古印度传统的基础之上融入了本土信仰与艺术风格,并形成独具一格的汉地佛教美术,而南方早期佛教造像在这一传承与创新之路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以中国南方地区早期佛教造像,并结合有关佛教造像的文献记载加以说明古印度佛教造像至中国式佛教造像的汉化之路。     

古代印度弥勒信仰历史渊源研究述论

弥勒信仰自印度传入中国就成了中国佛教菩萨信仰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界对于弥勒信仰的起源,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源于外来的“弥赛亚”或伊朗的“米特拉”信仰.实际上,弥勒信仰有属于自己的“救度”性格与“拯救”方式.     

地藏王菩萨信仰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北大核心

唐代新罗僧人地藏的神化、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道场的确立和地藏王菩萨文化的形成,意味着地藏王菩萨信仰的本土化、人间化和中国化进程不断深入。地藏王菩萨信仰的构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对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佛教中国化具有启示意义。     

印光和康德的契合点:以信仰引领道德——兼论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关于信仰与道德的关系,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的"儒佛双美论"强调,"得到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能使净土宗信众内心变得十分纯净,并且生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此力量可引领信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成为世俗的道德楷模;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看来,对"至善"的追求和对上帝和天堂的信仰能引领人们严格地实践道德,认真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不畏惧因坚守道德而吃亏。由此可见,以信仰引领道德,道德因信仰而周全,此乃印光和康德在思想上的一个契合点。从这一契合点出发,我们关注和思考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地藏王菩萨信仰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唐代新罗僧人地藏的神化、九华山地藏王菩萨道场的确立和地藏王菩萨文化的形成,意味着地藏王菩萨信仰的本土化、人间化和中国化进程不断深入。地藏王菩萨信仰的构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对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佛教中国化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