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五台山僧官考——以碑刻题衔为中心

唐五代是五台山僧官制度的确立时期,华严寺智頵担任十寺都检校是五台山僧官之始。五代时五台山僧官称十寺都监,北宋称十寺僧正,金代称十寺都提点,元代称都僧录,自成系统,各具时代特色。在元成宗大德年间,还以五台山为中心成立了一个跨行政区域的"五台等处释教都总摄所",是已知白云总摄所、江淮(浙)诸路总摄(统)所、隆兴等处释教总统所、陇西四川总摄所、宁夏甘肃释教都总统所之外的又一个地方性僧官机构,其宗教史学价值极为重要。这种变化不仅是各个时代僧官制度的不同所致,也是封建王朝为确立自身正统性的必然要求。五代以后五台山僧官多出自真容院系统,对扩大其影响力提供了极大便利,为明初真容院从显通寺分离出来奠定了基础。宋代除了僧官系统之外,五台山还有一个常设的行政管理机构"五台山寺务司"。佛教事务管理的双轨制是五台山宗教管理制度的一大显著特点,这一行之有效的宗教治理模式值得后世借鉴。     

道教与元明清东镇庙的管理和运作——以碑刻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山东沂山东镇庙最晚从金元时期开始便由道士打理日常运作。这些守庙道士肩负看护庙产和协同官员祭祀等职责,其政治身份在元代和明初相对较高,而后不断跌落。元代以降仅靠官方无法维持东镇庙的基本存续。面对这一情况,守庙道士和当地民间力量共同肩负起部分修缮责任,进一步介入东镇庙的管理和运作,导致东镇庙不局限于充当官方祭告场所,同时还获得了明显的道教宫观和民间庙宇功能。     

孔子礼乐观之形成初探——以《论语》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礼乐观,是孔子为重塑周王权威和再造礼乐文化,在对远古及三代礼乐文化敬畏和继承的基础上,对礼、乐和礼乐的结合及其精义加以追问和创造性阐发形成的。另外,以礼释仁与孝、以乐释乐、礼和互释等,也促进了孔子礼乐观的形成,使之成为孔子礼乐思想的重要组成。     

华南循道会的本色化之路——以二十世纪前期为中心的考察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前期,华南循道会已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从19世纪末开始,华南循道会就开始了建立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本色教会的尝试。在此过程中,英国传教士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既在传教实践中推动了这一趋势,也从理论上进行了认真论证。他们与英国循道会海外传教差会之间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也是围绕着本色教会的建立问题而展开的。     

元代晋东南社学型文庙探源——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自唐代确立“庙学一体”制度后,最基层的文庙（庙学）设于州县,一般不在县级以下区域修建文庙。晋东南地区的乡村文庙现象,似与礼制不符。稽考相关碑刻资料可知,元代兴建的社学是这类乡村文庙的主要来源,因其具有“学舍—礼殿”并存的形制格局,实质上是一种兼有文教与祭孔功能的社学型文庙。元代晋东南社学型文庙的礼仪空间多采用“二公十哲”祀位模式,并仿照州县庙学举行“释奠之礼”。从类型上看,社学型文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学校文庙”。     

道与时间——以金岳霖《论道》为中心

金岳霖将"道"视作"时间"的根基与归宿,视"时间"为道演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定现象。他注重"时间"的"秩序"义,以个体的变动作为时间的实质,并以"运"与"命"作为个体"时间"的具体表现形态,同时考察了"时间"与"意味"之间的关系。金岳霖将"时间"概念主题化,对"时间"的理解与规定逻辑严密,又兼具中国情怀,这丰富与深化了20世纪中国哲学对"时间"问题的研究。     

宋僧居简在上海地区行迹考略——以方志、碑刻为中心

<正>居简(1164-1246),号北磵,潼川通泉(今四川射洪县东南)人,是南宋中后期临济宗的著名诗僧和禅僧,其一生游历四方,足迹遍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之中居简似对上海地区[1]情有独钟,曾多次来到华亭、嘉定两县游览,为当地佛教寺院撰写记文,与地方文人多有酬唱,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笔者统计其《北磵文     

明清民俗佛教现象探析——以粤东潮汕地区为中心

从"僧人的佛教"角度,以粤东潮汕地区为中心,说明明清以来佛教的寺院功能及其僧人角色、职志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为以迎合、俯就民众的宗教意识、现实利益、愿望追求等为能事,从而使宋代以前尚维持的佛教寺院、僧团的独立性、超越性宗教品格最终丧失,而与中国民间思想观念、民间信仰、民间习俗混融合一,成其为名副其实的"民俗的"佛教。其典型的表现特征有三:一是寺祠不分家,兼祀三教诸神;二是僧人住持祠庙,模糊宗教角色;三是僧人兼做红白佛事等俗务。郑群辉,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夹江二郎庙历史及其与地方社会关系之考析——以清代碑刻为中心

夹江二郎庙历史上经历了复杂的祠庙演变,主祀神祇也多有变迁。二郎庙宇在清代有僧人住持,且是僧会司所在地。在地方士绅主导下的庙产经理团体,不仅积极维护庙宇“正祀”地位、稳定庙宇经济来源,而且在庙产管理、庙宇营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对保持庙宇传统祠庙性质产生决定性影响。在对隋嘉州太守赵昱的传统信仰基础上,二郎庙宇形成了“川主二郎神”信仰传统,川主崇拜与二郎神信仰被整合为一体,并由此形成了诸多传统民俗文化。庙中三位“二郎神”共祀一殿的现象是地方民众信仰聚合体的鲜活展现。     

论清代怀庆府地区的真武信仰与朝顶进香——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根据田野调查中发现的大量清代及民国时期怀庆府地区修建祖师庙以及朝顶进香的碑刻,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指出清代怀庆府地区的真武大帝(当地称祖师爷)信众涉及各个阶层,包括官员、生员、贡生、普通民众等;信众遍布各个村落。在频繁的朝顶进香现象背后,河南修武是真武信仰的地方中心、明清以来盛行的朝顶进香的风俗和明清时期怀庆府经济的繁荣都是推动当地民众不远千里,虔诚登金顶进香的原因。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全真道与地方社会传统——以山东潍县玉清宫为考察中心

近年来,关于全真道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研究日益显现出活力,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的重要路径。考察金元至民国时期以山东潍县玉清宫为中心的全真道发展,聚焦其宫观生活、社会面向与教派建构的关系,关注全真道与儒、佛乃至地方之俗的互融过程,理清其中不同人物和阶层的角色扮演,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索全真教崛起与地方礼俗传统再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以张亦镜为考察中心

自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再次爆发以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非基督教知识分子指出:神父牧师里头走,军舰兵队后面跟。作为民国时期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张亦镜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否认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中国人自己种下的恶因所结出的恶果。但是五卅运动以后,张亦镜受民族主义触动,其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认为有一半是误会,一半是教会自召。我们可以看出,张亦镜在尊重本国主权的层面上对五卅运动后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性质的非基督教运动抱有同情,甚至支持的态度;但基督教的特质以及他们作为受攻击者的身份,也使得他难以接受本国人那种革命的态度。因此,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中国基督徒如何整合身份认同与基督信仰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重大挑战。     

民国时期的敦煌印象——以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报刊作为民国时期最主要的舆论传播媒介,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于事物的认知。经过报刊这一舆论工具的引导,民国时期社会公众对于敦煌的印象多集中于莫高窟方面,而对敦煌其他方面缺乏认知。     

羞何以必要?——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思想世界中,"羞"被视作深度自我的呈现、面对所得时产生的反思性感受。孟子将羞规定为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并将之理解为自我尊严的守护者。由羞心而怕羞、害羞、羞愧,羞在生命的完整历程中展开,一直被当作迎接世界与他人的重要方式。因此,羞不仅是一种鲜明的在世态度,也是一种充满意味的在世方式。     

清代华北村落庙宇的僧侣研究——以山西泽州民间庙宇碑刻为中心

僧侣做为村落庙宇活动的重要角色,是认识寺庙建立与重建之社会意义所必不可少的考察对象。从民间碑刻看,清代山西泽州村落明代至清代,僧侣在村落庙宇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嘉庆道光之后,村落庙宇中已经很少见到僧侣,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本村的看庙人,个别村落庙宇尚存僧侣,也是由"社"请来看守村落庙宇的,僧侣从村落庙宇的住持,沦为民间自治组织"社"的雇工。     

论信仰文化对清水江下游乡村公益事业的推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明末至民国时期,清水江下游乡村社会多修桥补路式善行,并一度出现繁荣景象。究其缘由,除社会经济因素外,碑文化、佛教文化、风水文化及其传播的善行理念亦应当是推动该地区乡村公益事业勃兴的重要因素。清水江下游地区民众多崇石拜碑、烧香拜佛、笃信风水,民间信仰文化十分兴盛。碑文化可表彰功德、教化社会,意在教人行善;佛教文化多宣扬因果轮回、慈悲为怀,重在劝人行善;浓厚的风水信仰则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促使人积极行善。三者有机结合,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清水江下游乡村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其间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信仰文化的综合力,可以看到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晚明党社与崇祯教案新探——以漳州地区为考察中心

明末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活动遭遇了反教士人的激烈抨击,引发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崇祯教案”。这波反教(“辟邪”)浪潮由漳籍居士黄贞挑起,福建官员或闽籍士大夫施邦曜、颜茂猷、蒋德璟、周之夔等纷纷卷入其中,漳州地区成为当时的反教漩涡中心。反教士大夫高举维护儒家正统的大旗,对天主教思想学说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口诛笔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反教舆论的阵势背后,映射的是明末党社的纷争纠葛,这也是天主教在晚明社会传播所必须时刻面对和适应的现实际遇与历史处境。透过《破邪集》中不同人物的立场和思想言论,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士大夫对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认识是多元化的,同时也传递着可以外来宗教传播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晚明党社运动和政治生态的强烈信号。     

旅游胜地与公共场域——以近代苏州怡园为考察中心

近代苏州怡园是顾氏的一所私家园林,其设计博采诸园之长,且独以字书闻名,颇具诗情画意。开园后,游客不绝,士女如云。集会宴客者、社团活动者、重大庆典者亦皆乐意假借于此,使其不仅为一方旅游胜地,且为地方社会一个重要公共场域。近代怡园社会功能的扩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苏州地域社会的文化风貌和市民生活的发展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