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堂与杨仁山居士墓塔——金陵刻经处巡礼记之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佛教的艰难时刻。由于国家衰败、民族危亡,人们都在思索衰败与危亡的原因,一切古老的事物几乎都成为怀疑对象,佛教亦不能幸免。因此有废庙学、散僧人之举。但正如弘一大师所说,如果把庙拆净、把僧杀光,便可以换来个富强的国家、兴旺的民族,请从我弘一始!事实证明佛教并非社会不进步的原因,倒是社会不进步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清末民初有一批思想家看到了这个事实,他们在佛教最艰难的时刻创造了佛教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理论,即以佛教适应现代而推动现代,适应未来而创造未来的理论。谭嗣同的《仁学》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发聩振聋,余响至今不绝于耳。杨仁山居士是谭嗣同的师辈,也是近代佛教史上不可不讲的一位仁人。北大老教授白化文先生足涉净土,心怀虔敬,深柳瞻礼,承泽著文。主持先睹为快,称幸甚;读者有感可发,望赐稿。     

明清民俗佛教现象探析——以粤东潮汕地区为中心

从"僧人的佛教"角度,以粤东潮汕地区为中心,说明明清以来佛教的寺院功能及其僧人角色、职志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为以迎合、俯就民众的宗教意识、现实利益、愿望追求等为能事,从而使宋代以前尚维持的佛教寺院、僧团的独立性、超越性宗教品格最终丧失,而与中国民间思想观念、民间信仰、民间习俗混融合一,成其为名副其实的"民俗的"佛教。其典型的表现特征有三:一是寺祠不分家,兼祀三教诸神;二是僧人住持祠庙,模糊宗教角色;三是僧人兼做红白佛事等俗务。郑群辉,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教育兴教与教育兴国

清末,佛教随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的衰朽而老迈不堪。面临列强的宰割、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力冲撞,爱国志士纷纷谋求自强之道,在一批贤达力倡教育救国的同时,佛教界也提出了办学兴教的口号,有感于“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的状况,曾游观欧亚,颇具近代世界眼光的杨仁山居士,受基督教和日本佛教开办宗教院校的启发,呼吁中国佛教“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伴随着采西方教育体制的新学堂的遍地开办,取新学堂体制的佛教学堂,开始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与一些长老们为对付庙产兴学风潮而开办僧学不同,杨仁山居士于１９０８年在金陵刻经处举办…     

民国时期民间佛教信仰的失落——以新繁县周氏家族与僧法钲庙产纠纷案(1935-1939)为中心

民间佛教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然清末民初以降却日渐式微.本文以1935至1939年发生在四川新繁县一起复杂的庙产纠纷为中心,分析了民国时期佛教的普通信众、出家僧人以及代表国家的司法对佛教不尽相同的态度,对民间佛教信仰的失落尝试给予史学和社会学意义的解读,进而希冀对在社会变迁下的人民宗教信仰或宗教的生存样态有所展示.     

中国近代的佛教女众教育

在中国近代的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中,僧伽佛教文化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除了在清末积极进行佛教振兴活动的一些年高德劭的开明寺僧外,民国时期成为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之主力的寺僧,几乎都曾经接受过近代新式的佛教文化教育。而在近代僧伽佛教文化教育中,佛教的女众教育虽不及男众教育那么有影响,但是,作为近代僧伽教育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推动中国佛教女众文化的近代振兴与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早在清末,杨文会居士在积极筹划释氏学堂时就明确地提出,现代僧伽教育包含着尼众教育,认为内学班三级课程的教授,是“仿照…     

五台山与《杨家将演义》

<正>(接上期第50页)佛教戒律不杀生善巧方便处境论杨五郎是五台山太平兴国寺的僧人,僧人就要遵守佛教戒律。佛教戒律是佛祖制订的戒条律仪,具有止恶扬善的作用,位于佛学的"三学"之首,是佛教僧团生存发展的良师益友,佛教的戒律很多,诸如五戒、八戒、十戒、沙弥戒、     

关于当前佛教界几个思想理论问题的反思(中)

三、关于“佛教是文化”的反思清末之际,佛教衰败至极,几乎被时人视为民俗信仰和僧人谋生的工具。“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人们的空前质疑,不仅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四起,而且佛教、道教多被贬斥为封建迷信,反动统治阶级利用的愚民工具,保守势力与落后习俗的代表,阻碍中华民族发展的绊脚石,似乎百弊而无一利,革命者不仅大兴庙产兴学之议,而且有“人其人,火其庐”之势。正是在这种舆论、思潮和佛教危机的形势下,一些社会贤达和有识之士竭力寻找佛教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试图重新定义佛教,以为佛教开辟一线生机。有的说“佛教是宗教”,…     

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

文殊信仰是佛教中的菩萨信仰之一。它是随着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由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和月支国僧人支娄迦谶等传入中国。安世高始译出阿含部、宝积部、经集部等三藏典籍56部62卷,其中多是小乘典籍,但亦不泛大乘经论,且还有关于文殊菩萨的经典2部2卷。因此说,安世高不仅是中国佛典翻译事业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开拓者、文殊信仰的始传者。     

宋代佛教僧人救灾活动及其原因简述

<正>宋代灾害频发,虽然朝廷通过赈济、赈贷、赈粜等多种方式力求应对和解决灾害带来的各种问题,但也不能忽视各种社会群体在救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以“慈悲济世,无我利他”为信仰追求的佛教僧人,更是扮演着独特的重要角色。本文将以佛教僧人为切入点,概述宋代佛教僧人参与救灾的主要方式,并尝试探析其原因。     

关于《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修正案的决议

为了继承和发扬佛教寺院的传统戒律和制度,提高寺院管理水平,妥善解决僧人生前与常住的生活扶养关系,以及年老时的扶养、身体患病时的医疗、圆寂后的丧葬和遗产的处理问题,维护佛教的合法权益,根据佛教在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佛教寺院的戒律与制度,经过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同意《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的修正案,从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2006年2月25日《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修正案如下:十四、僧众住寺,常住供养;僧人年衰,常住扶养;僧人疾病,常住医治;僧人圆寂,常住…     

国际动态

柬埔寨总理洪森呼吁僧人接受高等教育6月8日,柬埔寨总理洪森在四臂湾会议厅主持西哈努克佛教大学佛教哲学系学士毕业文凭颁发仪式。在会上,洪森表示,全国共有4060座佛寺和近6万名僧人,但就读佛教大学的学生却微乎其微,全国仅385名。根据政府的全民教育政策,宗教事务部应竭尽所能,让国内更多的僧人获得佛教方面的高等教育。他表示,毕业的佛教学生将成为参与国家文化、道德、佛教等领域的重建与发展的主力军,向平民宣扬无暴力文化,使他们参与维持社会治安、秩序,提高文化道德、教养,消贫等工作。他还强调,政府透过教育领域的优先改革,巩固基础…     

现代历史上五台山僧人最多有过多少

佛教圣地五台山,在现代历史上各族僧人最多时究竟有过多少?据五台县政协副主席降巴拉(原系罗(目侯)寺的小喇嘛,蒙族人)说:“我在五台山已经五十多年了,对僧人数也没专门统计过.可我知道最多是在日军入侵以前,也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五台山成立僧人动委会时,五台山六十九座寺庙中共有和尚、喇嘛等僧人一千二百六十四名.其中包括汉族僧人八百三十名、蒙族僧人三百四十二名,藏     

新加坡佛教

19世纪新加坡城成为重要的贸易转口岸和商埠,大量移民进入城区定居。一些华人和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侨民在此谋生之际,同时带去了传统的佛教信仰,大乘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同时并举。早期的新加坡大乘僧人主要是中国广东、福建一带的禅宗和净土宗僧侣。1989年中国僧人贤慧、会辉和转道等人在新加坡建造了第一座寺院——莲山双林禅寺。稍晚,爱尔兰和尚达磨卢迦创立了第一个佛教组织——新加坡佛教传统教会。     

法轮恒运转 南北气相连—读《南传佛教史简编》

南传佛教是指印度佛教向南传播后,流行在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它与北传的中国大乘佛教同出一根。南传佛教早已为我国知晓,古代中国僧人曾俗称小乘,西去求法的高僧和旅行家在所著的游记中曾大量地介绍了小乘佛国的情况,它们成为学者研究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重要资料。迄至近、现代我国乃至世界学者都对南传佛教国家做过一些研究。欧美国家过去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曾对此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所利用的文献,大都是流行于当地的巴利文、僧伽罗文和缅文、柬埔寨文、老挝文等各种文献,所以,南传佛教敲开了佛教向欧美等西方国家传播的大门,并发生了     

关于“佛教是文化”的反思

清末之际,佛教衰败至极,几乎被时人视为民俗信仰和僧人谋生的工具。“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人们的空前质疑,不仅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四起,而且佛教、道教多被贬斥为封建迷信,反动统治阶级利用的愚民工具,保守势力与落后习俗的代表,阻碍中华民族发展的绊脚石,似乎百弊而无一利,革命者不仅大兴庙产兴学之议,而且有“人其人,     

十六国时期河西僧人受戒情况考略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河西地区佛教的繁荣时期,但史籍与佛典关于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僧人受戒情况记载甚少。然而通过详检敦煌文献,笔者发现一件西凉时期敦煌地区僧人受戒情况的文书。通过对该件文书及相关佛典的研究,可以略窥佛教传播早期河西地区僧人受戒之概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贵州佛教

贵州地处祖国边陲，文化落后，佛教传人较晚，相传于唐代传人。到了宋代，黔北已有福源寺、万寿寺、鼎山寺、永安寺等。从元至正初起，贵阳、安顺、铜仁、黔南等地已广建梵刹，且殿宇崇宏，佛像庄严。明朝以来，统治者用佛法“化愚俗，弭边患”，贵州佛教大兴。清中叶发展到“三里一庵，五里一寺”，贵州佛教达到鼎盛。清末到民国时期，贵州佛教渐处式微。主要原因是后继乏人，寺院管理不善，戒律松弛；新学兴办，一些寺院被改为学堂；战争不断，寺庙常被军队和政府占用。     

尼泊尔上座部佛教的复兴

上座部佛教的传人在我幼年时代,一位在家佛教老师对我说:“只是在壁画上还有佛教僧人,在地球上没有活着的僧人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佛教僧侣,是在1935年。那是在印度的拘尸那,该地是佛陀涅槃处。第二年我十八岁,就在那个圣地——拘尸那出家。我的师父是缅甸的旃陀罗摩尼大长老。我出家以后,旃陀罗摩尼把我送到摩诃普拉伽耶长老处。在尼泊尔的现代佛教史     

唐代佛教典籍向日本流传的途径

唐代日本来华僧人通过向唐朝求经、购买、抄写等方式,获得了大量的汉文佛教经典。这些佛教典籍不仅促成了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而且证明日本佛教是继承了中国佛教而不断发展来的。     

吴越佛教与五台山佛教文化交流

五台山是享誉国内外的佛教圣地。唐代时五台山佛教达到鼎盛,寺庙林立,高僧倍出,“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因此并有许多国内外的僧人前来巡礼弘法,特别是吴越之地的天台宗九祖湛然、华严宗四祖澄观等高僧至五台山弘传天台教义与华严宗旨,从而促进了五台山佛教的兴盛发展。五台山也有好多僧人至吴越参访弘法。这种相互交流为两地的佛教文化丰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