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库”考源

寄库是北宋以降民间社会中广为流行的习俗信仰,并依托佛道二教的寄库经典及其仪轨而得以快速发展。有关寄库信仰的起源,学界少有讨论。我们搜集宋元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辅以其他佐证材料,试图揭示寄库信仰的早期脉络,并探讨寄库兴起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进而为判定寄库学说的起源提供可靠证据。我们认为寄库风俗的产生,不会早于北宋初期。佛道的寄库信仰或许有共同的思想源头,亦即在民间宗教、巫觋传统、乡间俚俗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刺激和推动下,二教顺应时代潮流和信众需求而及时做出的调整和改变。宗教化的寄库信仰及其仪式活动,继承和发展了民间丧葬礼俗文化,并与生活习惯结合遂相沿成俗,进而吸引更多民众参与其事且附会各种神异之说,使之愈演愈烈,至今仍昌盛不衰。     

明崇祯朝敕封“碧霞元君”考辨——兼论泰山娘娘与妈祖信仰之关系

清初出现的《天妃经》,称明崇祯朝曾加封妈祖为碧霞元君。此事屡经学者考辨,多认为出自道士假托。今以新史料佐证,崇祯帝敕封元君神号确有其事,只不过所赐封者并非妈祖,而是泰山娘娘。其事在崇祯十三年九月,所加之号为青灵普化慈应碧霞元君等。尔后道士为争取信众,潜将崇祯敕封泰山娘娘之号移于妈祖,遂造成后世两神名号混淆的一重公案。     

从族群信仰到个体信仰——兼论两晋士族信仰之变迁

什么是信仰?就本文而言,是对道的忠诚。以道自任,是士族区别于其他阶层(农、工、商)的本质特征。这个“道”是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其根本问题是两个:一是种族问题,二是文化问题。身系种族的盛衰和文化的兴废,是中国士阶层的职责与使命。汉晋之际,中国士大夫在思想信仰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道自任的道不再仅仅是圣人之道,还有玄道和佛道。本文认为两晋士族由儒而玄、由玄而佛,是一个由族群信仰到个体信仰的进步。一、礼教是族群信仰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与正统是礼乐文化,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正统信仰是礼教。礼教在汉晋时期多称名教,实际上是礼教…     

先秦儒家忠君思想浅探——兼论“三纲”之源

孔子从名分、等级观念出发,提出了忠君思想;孟子对此冷淡,甚至反对,而特别强调父的统治地位;荀子对孔子的忠君思想很热心,却又格外重视夫的主导地位。这样,君、父、夫专制权力的理论便开始形成了。     

再论道教成仙信仰的形成——兼与韩国学者商榷

本文针对韩国学者提出的道教核心思想“神仙思想”系从“韩国传到中国”的论据,展开了道教成仙信仰形成的再讨论。首先论证了韩国“太白山”不是“三神山”,燕齐方士仅是中国古代神仙思想中的一支代表。其次用大量篇幅阐述了道教成仙信仰的形成,虽与古代中国神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还曾受到古代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发达的宗教观念及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养生实践等之深刻影响,这几方面的因素,缺一都不足以导致道教成仙信仰的建立。由此可知,韩国学者所说的神仙思想“首先传到同韩族疆域相近的大陆山东省、河北省,接着传到全中国”,是站不住脚的。结论是,道教乃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六朝礼学与家族之关系再探

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的背景下,家族是学术的重镇与枢纽,六朝礼学主要存于家族,南朝与北朝的士族、郡姓也需要礼法来区别门第、整顿宗族乡里,这两者相辅相成。六朝国家礼典的修订无不由世家大族来承担,也无不受世家大族的把持,本来应该由国家掌控的朝仪之学成了士族世代相传的家学,这种情况到了隋唐才得以改变。另外,六朝的家礼也很兴盛,书仪类著作也于此时出现、增多,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当时的礼乐文明主要保留在家门之内。     

傅斯年、徐复观论“生”与“性”之关系及其思想史意义

傅斯年、徐复观从阮元论"生"与"性"的关系入手,主张"生先于性,性由生来",肯定"即生言性"乃思想史言性之传统,但与阮元认为"性"首见于商末,乃"血气心知"之意不同,傅斯年认为先秦有"生"无"性","性"只是"生"这一动作的结果,而徐复观则主张"性"见于周初,意为人生而具有之欲望、本能。其间的差异在诠释方法的不同:阮元以训诂求本义,傅斯年补入历史法,而徐复观则在两者基础上融入归纳法。他们的区别折射出"生"与"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及诠释方法在解读思想上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吕祖谦受学吕本中吗?——与刘玉敏商榷兼论吕祖谦学术渊源于吕本中

<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3期刊载刘玉敏先生文章<吕祖谦学术渊源略考>,论述了吕祖谦对张九成的师承关系,揭示了极少为人关注的吕祖谦学术心学所自,是对吕祖谦学术研究的一个贡献,值得肯定,但在其他问题的叙述方面,却有些瑕疵,有背离史实处,需要指出.     

伊斯兰教“信仰”概念辨析——兼论ISIS的“台克非尔”

"信仰"(īmān)是伊斯兰教义学的核心概念。历史上,穆斯林曾围绕信仰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例如,何为"信仰",何为"不信",信仰的要素,信仰的品级,信仰与行为的关系,谁是"卡菲尔"等等。其间,各种观点学说既相互交锋、碰撞,也彼此妥协、融会,最终形成较为稳定的主流立场。近年,ISIS借其特定版本的"台克非尔"大行不义,在吸引眼球的同时也造成重大误读,对我国亦有一定不良影响。鉴此,综合考察各种观点学说,客观了解伊斯兰教"信仰"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郭象对《庄子》中孔子形象的再塑造——兼论“寄言”与“出意”的间距性

庄文中,孔子是方内之人,不同于道家之方外之人,外内不相及,崇方外而贬方内。郭象注文中,孔子是"游外以冥内"的圣人:一是孔子以无心无意无情的山林之心,行仁义礼法等世俗之事,即"无心以顺有";二是孔子既能游于山林又能游于世俗,是无待之人。郭象以"寄言出意"的理论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庄文之言辞是寄言,寄言之义即庄文之义;出意,是庄子述作之大意,即庄子之意。寄言与出意之间有"间距",这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障碍,但也有利于解释者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此即郭象所谓"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     

诚实与自由——兼论《生命与信仰》

国内对克尔凯郭尔的研究,大都关注他作为存在主义奠基人的地位,很少深入剖析克氏基督教哲学的精神源头。王齐的《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是一部系统阐述克氏基督教哲学思想的力著,不仅对研究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而且对一般哲学问题研究都有启示。     

“意识形态”涵义考释——兼论其与文学的关系

意识形态最初是一个总体性概念,马克思、恩格斯以后成为指称社会上层建筑的专门概念。意识形态包括一般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两部分,后者在社会思想中占支配地位。政治意识形态容易导致极权与对抗,"意识形态终结论"正是针对它而发。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极为复杂,文学作品可以承载或消解意识形态,但它本身不是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作为思想形态的存在,可以履行意识形态职能,有时会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再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无”与佛教的缘起性空——兼与张志伟教授商榷

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哲学具有一定的相似处。海德格尔哲学把存在解释为显隐二重性。存在是"使……显现",但是自身不显现。存在只能以间接的方式例如此在的领会、时间、语言、历史等来显现。缘起性空是佛教的核心思想。缘起是显现,性空是不显现的。本文重点分析了小乘佛教的十二缘起论、大乘中观宗和如来藏系的缘起性空论。最后,本文对两者的异同进行了分析。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哲学的相似性只是术语上的,两者在实质性的性质和目的方面是不同的。佛教是一种人生哲学,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和幸福。海德格尔哲学则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哲学,其目的是克服现代性的弊端,为欧洲找到新的出路。     

《论语古义》之“古义”辩——兼论伊藤仁斋的学术思想渊源及宗旨

伊藤仁斋早年信奉朱子学,后来提倡越过宋儒阐释,直读《论语》《孟子》之古义,创立"古义学派",在德川时期的日本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认为伊藤仁斋的学术主旨是直取孔孟本意,以《孟子》为《论语》义疏。具有重在伦常日用,反对虚浮高论的特色。在内容上以诚为总纲,以仁义为宗,以忠信为主,以礼为要。并探讨古义二字的含义以及仁斋的学问方法。最后就仁斋学术与先秦儒学、宋学的关系做了辨析。     

“宗教鸦片论”与“宗教异化论”之当代再思

宗教鸦片论是现象,宗教异化理论是本质。我们要从宗教鸦片论学习马克思认识分析宗教问题的方法,从宗教异化理论寻找宗教背后的根源。本文关心的是如何在宗教鸦片论和宗教异化理论的结合上,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理论的结合上理清我们自己的宗教认识,在探索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上做一点努力。     

再论“人文易与民族魂”——萧萐父的“易哲学”思想探论

"人文易与民族魂"的关系问题,是萧萐父先生对易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所作的宏论。"人文易"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统的义理易,而是通过对传统象数易、义理易、占卜易的合理要素的吸收,重新建构适应现代文化建设需要的一种人文哲思。这一人文哲思的文本依据是《周易》的经、传、注等易学史著作,其问题意识即是如何重铸现代中国精神。古老的中国既要建成现代性的国家,又要有中国的文化特色,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魂"。而易哲学所包含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将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特别是现代"民族魂"的核心内容之一,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持续为之研究与阐发。     

再论黑格尔的“两个凡是”命题——兼与赵妙法先生商榷

本文立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现实”概念和哲学史的基本问题,反对将其“两个凡是”命题中的“现实的”改译为“真实的”,原因有二:首先,“现实”概念内涵丰富,在黑格尔体系中是指真理将要从可能性和偶然性中实现出来的一种动态过程,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其次,从哲学史的角度追溯,“现实”概念源自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与现实的学说,黑格尔试图调和现实与理想(理念)的关系问题.“真实的”译法根本无法准确表达黑格尔哲学的观点.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关系”概念再探

恩格斯和马克思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誊清稿上,插入了一句对动物是否对他者具有关系的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语境中的关系,不是泛指对个体事物的单纯超出和在概念中对诸个体的共同把握,而是注重事物对事物所施加的行为和影响。关系的这种行为施加的含义,具有施-受的方向性。关于这种狭义的关系,马克思还将意识纳入其中,将意识视作一种特殊的行为,当作特定的关系。恩格斯则更加严格地界定关系,并不纳入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分歧,是在对事情具有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带有个人色彩的言说方式的差异,并且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草创性质有关。     

再论“进化唯物主义”——兼答《“进化唯物主义”献疑》

“进化唯物主义”,是我们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主要表现形态的一种概括。近读袁伟时、黎红雷《“进化唯物主义”献疑》一文(见《哲学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献疑》),感到还有商榷的必要,现再将我的观点作如下说明,敬请广大读者和袁、黎二位同志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