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将雷万春信仰的流播与变迁研究

祭祀睢阳守城将领张巡、许远的双忠信仰,由于国家的提倡,地域分布广泛。其偏将雷万春、南霁云等作为配祀长期存在于双忠祠庙,或与张许二公共存于五王庙、四忠祠等,受到广大民众合祀。明代以后,雷万春信仰逐渐脱离双忠信仰,开启了自身独立衍变的历程。其在湖南、广东等地广为传播,祠庙多称作雷将军庙、雷公庙等。清初,伴随着畲族雷氏先民的迁徙,雷万春又被塑造成雷氏亦神亦祖的崇祀对象,又因雷万春姓氏为“雷”,道教还将其纳入神仙体系,封为雷神之一。诸多因素下,雷万春信仰成为散布于中国南方地区不容忽视的民间信仰。     

道俗共治:清代勉县武侯祠的经管模式

作为汉南区域正祀的勉县武侯祠,自清初以来一直受到官方管理和重点保护。乾隆年间,出于日常庙务打理之需,官方主动引入了留侯祠道教力量。嘉庆以来的战乱与水患对庙产造成巨大损坏,幸赖汉中府县各官极力维护和有德高道虔诚护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然道光至同治以来出现的奸人强占、不法道士私吞庙产等问题,再次使祠庙陷入困境。为此,官方又引入县域士绅群体参与管庙,从而使祠庙管理权在道士与士绅之间相互制衡,较好地解决了管庙主体身份一元化的弊端,有利于祠庙的发展。     

明代云南永昌地区的文昌信仰——以万历年间《修建文昌宫阁疏》为考察中心

太保山麓的文昌宫为明代云南永昌地区主祀文昌帝君的祠庙之一,现存万历年间碑刻《修建文昌宫阁疏》记述了该庙修建史实。从碑文的内容来看,明代云南永昌地区的文昌信仰与儒道释的发展密切相关;信仰者遍及社会各阶层;少数民族群体接纳与认同中原文昌文化。     

庙产兴学:地方利益的再分配——以民初长沙陶公庙为例

陶公庙是长沙有名的民间庙宇,在当地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国初年,与大多数庙宇一样,陶公庙也经历了庙宇改建为学校的命运。不过,陶公庙的庙产危机并非源自学校,庙产兴学成为应对庙产危机的主要办法。陶公庙在遭遇庙产危机之时,将庙田收入划给梨江女校,保全了庙田的所有权。选择地方公立的梨江女校作为兴学对象,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为了保证地方利益不被"外人"均沾。陶公庙是长沙明道、万寿和龙喜三镇乡的"地方公产",而梨江女校是地方公立学校,将庙产收入充作梨江女校办学经费,实则是地方利益的重新分配。从地方脉络出发检讨陶公庙的庙产纠纷,会发现庙与学并非截然对立,国家通过庙产兴学达到挤压地方社会资源的目的也未完全实现。     

祈报之所:清代泽州三教合祀庙宇与社祭传统

清代山西泽州地区分布着大量三教合祀庙宇,这些庙宇大多为所在乡村的"社庙",是村社"春祈秋报"之所,与民间社祭传统密切相关。村社民众建立三教合祀庙宇,对于儒释道三教信仰资源的利用集中体现在祭祀对象的组合,在信仰实践仪式和功能上则主要诉诸"春祈秋报"的社祭传统。本文主要围绕清代泽州三教合祀庙宇的区域分布、形制布局、社庙性质及相关的社祭传统展开考察和分析,寻绎其中蕴含的地方村社祭祀体系的深层结构与民众信仰生活的内在逻辑。     

二郎神源自祆教雨神考

民间二郎神信仰中包含水神、火神、雷神、马神、战神、酒神、戏神等诸多因素，聚合为内涵丰富的川主崇拜文化。该信仰产生于具有袄教文化背景的川蜀地区，二郎神的种种神性又与袄教雨神（得悉神，又作蒂什塔尔）特征相吻合，由此推测，二郎信仰源头应为袄教雨神崇拜。     

从汉武故事到民间崇祀:汉唐后土崇祀的变容

汉武帝的汾阴后土祭祀具有丰富的方术内涵,虽然其确立了汉代后土的国家祭祀,但因种种争议,很快被后世废黜,而被后世称为不合古礼的"汉武故事"。官方祭祀放弃了后土信仰的垄断权,民间性的后土崇祀兴盛起来。至唐代,后土崇祀转变成了对后土夫人的信仰,在文学作品、后土庙建造以及道士的推动下,后土的崇祀展现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祭祀的信仰样态。     

农村"庙宇"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目前,农村几乎村村有庙,甚至有的村庄一村数庙,大到三四层楼房,小到“鸡窝庙”,供奉着各路神仙。是人们“求神问卜”、“渲泄苦闷”、“寻求公道”、“祈祝好运”的地方。对这一历史残存的封建迷信现象,建国后,党和政府多次打击取缔。1996年,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全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地对“庙宇”进行专项治理,仅新乡市一年撤除或改做他用的大小“庙宇”二千多座。但各地的治理并没有根除这一“存在”,作为建筑物的庙堂撤除了,但人们心里仍然有庙,造成治理过后死灰复燃。这一现象的存在和发展     

东岳信仰的传承及其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山西地区为例

东岳大帝的本庙在山东泰山,由于宋代统治者的提倡,东岳信仰向其他地域扩展,山西建起不少东岳庙.现在这些庙宇在当地民众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对东岳信仰的传承规律以及对地方的影响的梳理,试图揭示出民间信仰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四川都江堰市二王庙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市城西二华里,初建于东汉,为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南朝齐明帝建武(494——498年)年间,益州刺史刘季连迁“望帝祠”于郫县,改祀李冰于此,命名为“崇德庙”。另有名称甚多,如:“江渎庙”、“李公庙”、“王庙”、“秦太守李公祠”、“真常道院”。《蜀典》称“川主庙”,《录异记》称“显英王庙”,《舆地广记》称“广济王庙”,《灌县乡土记》称“二王宫”。乾隆《灌县志》称“二郎庙”。因宋太祖诏修崇德庙时,就已扩大了庙基,并增塑了李二郎的神像。自五代王建据蜀后(901——918年),因李冰父     

国家在场与文昌信仰:明清时期岷江上游地区文昌信仰的考察

岷江上游地区是川西民族走廊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交汇之边地。明清大一统格局下,岷江上游地区深受汉文化的浸润影响,其中文昌信仰的传播发展具有典型性。文章通过对明清时期岷江上游地区的文昌祠庙、地方官举行的文昌祭祀仪式、地区文治教化与文昌崇祀的考察,认为岷江上游地区文昌信仰的传播深受国家在场这一“生境”的影响。正因为有了国家力量的推动,文昌信仰在岷江上游地区得以传播并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相交融且影响至今。     

明清五台山境域修庙“善人”群体研究——以繁峙县为例

五台山境域很早以来村落庙宇众多。繁峙位于五台山佛教道场北麓，当地村落庙宇多为佛教寺庙。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民众也频繁地进行佛教寺庙的修缮。在明清修庙碑刻记载中，凡参与修庙的民众皆被称为“善人”。从“善人”群体的社会构成及其修庙“善举”可见，对于当地佛教信仰而言，“善人”的称呼是佛教话语对民众修庙行为的认可，更是民众接近佛教的通行证；对于当地村落生活而言，“善人”群体的实质为民众，“善人”是沟通佛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的纽带。“善人”称呼的泛化及“善人”的修庙行为，体现了明清五台山境域民间信仰佛教化与佛教信仰生活化的特征，有助于深入分析村落佛教信仰的内在意涵。     

郪城王爷庙帝主宫及其神祗考述

郪城（今四川省三台县郪江镇）是西汉至唐初郪县和飞乌县治所。其王爷庙和帝主宫已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并申报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本文对上述宫庙的古建筑群及其所祀神祗作了介绍和考证。认为：所祀“王爷”为“城隍神”，“王爷庙”即“城隍庙”“帝主宫”即“三官庙”，所祀“天官”寄托着建庙者的“发财梦”。     

郪城王爷庙帝主宫及其神祇考述

郪城(今四川省三台县郪江镇)是西汉至唐初郪县和飞乌县治所。其王爷庙和帝主宫已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并申报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本文对上述宫庙的古建筑群及其所祀神祇作了介绍和考证。认为所祀“王爷”为“城隍神”，“王爷庙”即“城隍庙”“帝主宫”即“三官庙”，所祀“天官”寄托着建庙者的“发财梦”。     

大理白族本主段赤城的神话建构与社会记忆

段赤城本主信仰,源于大理地域社会的斩蟒英雄神话与历史记忆,有关段赤城"故事"的社会历史记忆,大量保存于文物碑铭、历代地方文献、民间传说和村落祭祀仪式之中。对段赤城信仰文化遗存、云南地方文献中段赤城叙事、段赤城信仰与庙宇分布的系统梳理与考察,厘清了段赤城在地方传统与国家祀典的互构中"由人而圣,由圣而神"的神化历程。植根于大理地域文化的段赤城信仰,为白族本主信仰的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是理解大理地域文化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新视角。     

民间祠祀的历史变迁——以高平市康营村成汤庙为考察中心

康营成汤庙是晋东南地区的一个乡村大庙,由以祈雨为主的小庙发展而来,它接纳儒释道三教以及本地民间信仰中的诸路神灵,形成一个以祭祀成汤为主兼祀三教诸神的大庙。明清至民国时期成汤庙先后由道士、僧人、尼姑住持,其实际管理者是以社首为主的村社组织。成汤庙是乡村公共事务、文化教育娱乐中心,其社会公共职能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乡村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     

儒家“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的形成及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是先有大学,包含了教育、祭祀、政治和伦理多种功能;后有孔庙,主祀孔子,并及于四配、十二哲、历代先贤先儒。自汉代以后,儒学逐步经学化、制度化,祭孔讲经亦逐步常态化、制度化。东晋国学"增造庙屋","庙学合一"教育规制雏形初具。唐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立孔子庙;唐高宗时,又敕州县未立庙者速事营造。从此,孔庙开始遍及天下,正式形成了"庙学合一"教育规制,并相沿至清末。"庙学合一"教育规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国学教育结合亦颇具启发意义。     

安多热贡地区二郎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藏族是安多藏区的主体民族,其基本上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然而,汉民族广泛信仰的二郎神在该区域内也有较为普遍的崇拜和信仰。二郎神传入热贡地区后既在神像特征,又在供奉体系、模式,祭祀仪式等方面完成本地化,建构起较为成熟的信仰体系。在热贡二郎神信仰的历史传承过程中,通过与苯教和藏传佛教的长期互动和调适,而发展演变为具有跨族际、多元文化整合的神灵。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安多藏区二郎神信仰源流考

二郎神,系道教及汉地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灵之一,安多藏区的贵德、同仁、尖扎等地也广泛流行着该种信仰,深受当地藏、汉、土等多民族的崇奉。本文通过对二郎神信仰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安多藏区的传播模式进行论述分析,得出安多藏区的二郎神信仰很可能最早源自氐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习俗,由于历史进程中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等因素,融合巴蜀氐人早期的"三目"信仰与傩舞、血祭等祭祀模式,同时吸收汉地二郎神传说与藏传佛教、道教等仪轨,从而产生了崭新的"安多二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