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之又玄"到"重玄"的演变

从"玄之又玄"到"重玄"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玄之又玄"本意是"幽远而又幽远",指道的不可知性与终极性."重玄"的最初含义是"重天",佛道两教学者用它来指宗教的终极境界.隋唐时期"重玄"与"双遣"连用,指"遣有、遣无、遣其遣"的三重否定思想方法."重玄"与"双遣"的结合标志着从"玄之又玄"向"重玄"的转变最终完成.     

《道教义枢》论“有无”

有与无是中国哲学关于世界存在的一对重要范畴。本文探讨了初唐道教的重要教义书《道教义枢》对“有无”的论述，并分析了“有无”与“道”、“常”和“无常”、“碍”和“不碍”、“体用”、“道性”、“真性”等范畴的联系，指出该书在论述“有无”时始终围绕着非有非无、不着二边的中道进行，通过对有无的双非双遣，揭示出了重玄之道的内蕴     

论成玄英的认识思想的现代意义

成玄英的重玄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阐述道教修道思想和方法的宗教哲学,其重玄认识思想从主题、框架、内容、方式、旨趣等多方面给我们以启示,尤其是其纯粹玄思的思想、主客体同一的思想、穷理尽性的思想、破执遣滞的思想、真理绝于言之的思想、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相统一的思想、精神超越的思想、和光同尘的思想,对当今认识论、方法论、生存论、修养论、境界论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成玄英"援佛入道"探

唐初重玄学者成玄英,借鉴佛学思想以发展道教理论,在道教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援佛入道主要表现在对佛教语言及佛教思维方式的吸收与转化上,也表现在其对重玄之道的论述与三论宗中道的相近上.但佛道立论根基并非一致,佛教的"缘起性空"与道家"道法自然"思维的差异,必然使成玄英思想充满张力.成玄英在探求人生意义的观照下包容了二者的分歧.     

熊十力对佛教体用义的批判与误解

《新唯识论》的体用义与熊十力晚年体用义不同,是在批判和吸取佛教体用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对体的生化大用的肯定来自易学,而对宇宙万法诈现幻相的判断则来自于唯识学。在对唯识学二重本体的批评之余,他对佛教的体相用概念作了消化,相用合并以构成翕确之用。而所谓唯识体用割裂之过实际上源于熊十力对欧阳竟无体用观的误解。     

郑玄“太易”说与中国哲学本体论逻辑进程

先秦本体论哲学原本是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合一的,也是有无混一、体用不二的。但是秦汉以降,中国的本体论哲学有两个思维发展的歧出,一是"元气论"的宇宙生成论;二是玄学"本体论"。这两个思维发展的歧出分别延续了最高本体双重规定的"器"的层面和"道"的层面,"有"的层面和"无"的层面,"用"的层面和"体"的层面。发展到宋代的理学,这两个歧出终于都得到修正,呈现出向先秦本体论哲学圆融特质的回归。在这一逻辑进程中,郑玄对《易纬》"太易"范畴的解读在很多方面都是重要的一环。     

成玄英重玄学思想述要──以《庄子疏》为中心

本文以成玄英的《庄子疏》为中心,全面探讨了成玄英重玄学的思想价值。由于成玄英处于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之间,故而重玄学能够在本体论、方法论、心性论、境界论诸方面,吸取玄学与佛学的宝贵思想资源,并有进一步的发展。它的不足,成为宋明理学解决的课题。本文认为,...     

中国佛学“体用”义略疏

体用是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原创性范畴,它作为一种思想主题与思维方式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系统中。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质与思维表意模式就是一种体用模式。当代中国哲学界有人认为体用范畴,可以析为四大主要关系:一是质能关系,二是常变关系,三是本末关系,四是实幻关系。其实它与有无、生灭、一异、性相、能所、理事、动静、心物、隐显、形神、真妄、名实、时空、阴阳、道器、因果、内外、权实、染净、迷悟、智如等概念都有一定的相关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实质就是体用范畴与诸多概念范畴关系的引申与拓展。体用论若…     

牛头禅“自然”观念与老庄玄学的关联考察

"自然"既是老庄玄学的基本范畴,同时也是牛头禅的重要思想要素之一。本文通过考察牛头禅的"自然"观念与老庄玄学的关联以及《绝观论》6种敦煌写本中对"自然"的叙述,指出牛头禅法既主动吸收老庄玄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老庄玄学色彩,又以佛教基本理论为基础、原则,在融合老庄玄学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的佛教精神品格。牛头禅在早期对老庄玄学的态度更倾向于对话、融合,随后则更多地表现出试图脱离老庄玄学的、更为独立自主的精神气度。     

从《唯识学概论》(1926)到《唯识论》——熊十力体用哲学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转变

熊十力1926年出版的《唯识学概论》与他稍后创作的《唯识论》之间经历了一个由两层体用到单层体用、由体用无实质联系到体用不二的思想转变.正是基于这样的转变,他的体用哲学体系才最终在三十年代初得以确立.然而,由于这两部著作在内容与结构上的相似性,后者很容易被误认为仅仅是前者的修改版,而二者在体用观点上的区别常常被忽略.本文...     

《论语义疏》仁论与玄学体用观

《论语义疏》的玄学倾向引人注目,引发的玄儒关系问题至今仍存争议。仁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以《论语义疏》仁论为考察视角,可从哲学层面窥测玄学对皇侃经学思想的实质性的影响。皇侃会通玄儒,在仁的内涵上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观念为价值取向;在仁性主张上则以玄学本体论及性分说为哲学依据,并将行仁为用、仁性为体的玄学体用观融入、贯彻在其仁论之中。仁非全德,仁性圆足的体仁者虽可达到仁的至高境界,却难以企及体无的圣人之境。     

南北朝道教重玄学初探

一、重玄学思想之渊源南北朝时期重玄学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大量士族文人加盟道坛,并运用重玄的思维方式注疏老庄,希望在提升道教理论品位的同时,建构道教圆融的经教体系;另一方面是由于佛道之争的需要,使得道教不得不自觉地加强自身教义理论建设,以期与善于精思析理的佛教     

邵雍体用论的渊源、特色与定位

体用论在邵雍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邵雍思想的特色所在。邵雍的体用论与哲学史上常见的内与外、基础与表现意义上的体用论颇有不同,代表了另外一种较为陌生的思想传统。此种体用论的直接来源是邵雍之父邵古的声音之学,体用概念是邵雍对声音之学特有的全用概念所作的哲学抽象。其更为久远的渊源则是发端于汉末曹魏之际的“形质论”的体用论传统。此种传统重在分析物理,与在佛教影响下形成的重在分析性理、空理与天理的“本体论”的体用论传统恰相对立。邵雍“观物”的哲学宗旨,与其“形质论”的取向内在相关。     

伊斯兰教中道思想的内涵与实践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道,即中正之道。中道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重要思想主张,是穆斯林宗教功修和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古兰经》、圣训中蕴含着大量中道思想的内容,体现了中道思想的丰富内涵。本文就中道的内涵、穆圣立法原则中的中道精神,以及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实践中的中道路径,对伊斯兰教的“中道”内涵与实践做一浅识。     

“本”“体”变奏：理学思维转型及其哲学史意义

魏晋以前中国本土哲学以“本末”思维为主要致思路径,这在解决“经验的存在之先”问题上简洁有效,但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对此,玄学与佛教都做了许多探索,“体用”思维逐渐确立起来,对超越之“体”的追问代替了对经验之“本”的探寻。不过,佛教“体用论”因其非实在性而与世间、人伦难以兼容,这给理学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宋代早期理学家集中展现了思维转型的理论自觉,其“体用”之“体”,一方面较“本末”之“本”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较佛教之“体”更具实在性,一种既超越又实在的“体用”思维逐渐形成。早期理学家各具特色的思维转型的努力是理学得以产生的核心动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第一次大型范式转换。     

略论佛教三论宗对隋唐道教重玄学的影响

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仍然保持着各自独立发展的态势,但它们彼此在思维方式、思想要素、语词概念等方面的交流和融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转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这种由外到内的转变,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佛道三教各以自身心性为基本趋向的大融合。在此一背景下,文章探讨了佛教三论宗对隋唐道教重玄学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语词概念的运用上,还是在思想的论说上——吉藏大师之后,佛教三论宗几无新的发展,而浸润三论的隋唐道教重玄学似可看作三论发展的又一面相。     

“体用”“体相用”概念起源再考

《敦煌秘笈》中的“不知题佛经义记”中频出的“体义”一词构成“体用”概念的重要过渡概念。而这一概念之所以被“体用”概念所取代，与“体一义异”的命题不如“体用相即”命题更适合表达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关。“体相用”概念的直接来源虽然是6世纪前半叶问世的《宝性论》和《金刚仙论》,但自5世纪末开始，佛教文献中出现的“体-功-德”“体-用-义”等三字一组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思想界已经力图超出“体用”二元思维的限制，创立一种三元思维的概念框架来更深刻地界定客体的内在属性和动态机制。“体相用”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交涉互动的产物。     

唯识宗关于二谛的界定

唯识宗内部对二谛的安立并不统一,对外与中观宗形成了空有之争,其主要原因是二谛的安立标准不同。而探讨唯识宗中道的论文对二谛并不明确,本文主要依《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等唯识宗中早期文献探讨唯识宗二谛。《成唯识论》的思想不便加入考察。     

论支遁即色思想与其诗歌创作的背反

东晋名僧支遁在其《即色论·妙观章》及《逍遥义》中展示了他对于大乘般若中观双遣显中思想的高妙解悟,提出了"色即为空,色复异空"的非一非异之论。但在其诗歌创作中,却显示出了色、空两边的断灭之态,其抽象说理方式树立概念名相而非荡相遣执,有偏执真如而捐弃色法之嫌。本文讨论支遁思与诗中所出现的背反,并试图敷演此种背反所产生的原因。     

欧阳竞无的三重四种体用观

欧阳竟无在《唯识抉择谈·抉择体用谈用义》中给出三重四种体用观。第一重“粗言”体用，第二重“细别”体用，第三重“以相明体用”；其中第二重又区别“体中”与“用中”，提出两种体用观：这样就有四种体用观。其中，第一种照应了中国传统体用理论框架；第二种将“体用”与“唯识”联系起来；第三种“种子为体，现行为用”是欧阳的创见；但最能代表欧阳思想精神的是第三重也即第四种体用观，因为在这里欧阳其实已经扬弃了体用概念于“相”的思想中。正是出于对“相”的重视，欧阳不但越出，而且批判传统体用观，拒绝一往而谈“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