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经与传道：孔庙从祀制度与经学变迁——以董仲舒从祀孔庙为例

孔庙从祀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政教制度之一。这一制度起源于周代四学之释奠礼。孔庙从祀自东汉明帝发端，以七十二弟子从祀孔子，可谓传经与传道的合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尊孔揖颜，以颜回配享，开始重视传道之儒。唐代孔庙从祀正式制度化，并确立“传经之儒”的主导地位。自北宋开始，“传经之儒”地位逐步动摇，传道之儒兴起，而至南宋理宗起，孔庙从祀逐渐以传道之儒为主。元代确立朱子之极高历史地位，科举考试亦以朱子理学思想为准绳，重视传道之儒。董仲舒于元代从祀孔庙，固然与时儒的鼎力推荐相关，而与朱子理学宰制有元学术支配权关系尤为密切。董仲舒于明洪武年间复祀孔庙，包括后来嘉靖改制，贬抑汉代传经之儒，而董仲舒未受影响，以及其位次于清代有进一步提升，皆与明清二代重视传道之儒密切相关。     

伏羲、神农、黄帝纳入儒家道统谱系的由来、变迁及其原因

在先秦,以尧舜为首的道统谱系始于孔子,为子思、孟子所继承,而以伏羲为首的谱系始于《易传》,为荀子所继承。虽然这两种谱系在历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主张后者的儒士占绝大多数。从董仲舒至孔颖达期间的儒士,虽然他们所建构的道统谱系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他们的谱系则与孔子、子思和孟子有较大不同,皆由尧舜往上进一步追溯。面对佛教的挑战,韩愈、柳开基本上继承了思孟学派的观点并皆以道统继承者自居。然而朱熹则吸收了李翱、张载、二程等人的思想,在《〈大学〉、〈中庸〉章句序》中把道统谱系溯及伏羲、神农、黄帝并把子思、孟子作为道统的重要传承者。显然,这是对思孟学派道统谱系的发展,以此回应佛教的挑战,而且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从而使这一谱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稳定模式。     

一代大儒的圣域信仰——方苞论从祀与被论从祀的争议

圣域从祀,是古代儒生的精神追求与学术信仰。“桐城派”初祖方苞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行身祈向,志在接续道统与文统;积极将治统与道统形象归之于清代帝王,关注当朝圣庙祭祀典礼,上疏奏请家庙增祀、五贤升祀和汤斌从祀。方苞是孔庙从祀的坚定信仰者,殁后,刘大櫆、昭梿、陆继辂、曾国藩与曾国荃都有意奏请朝廷将其从祀孔庙。方苞堪称传道尤勤、卫道有功、明道为文、体道力行,接续道统却未能获得孔庙从祀身份的一代大儒。     

子思为孔孟之间的过渡环节——以孟子性善论的形成为例

一、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子思、孟子列为一派,自此,人们以子思、孟子并称“思孟学派”。从时间上看,子思及其后学介于孔、孟之间;从传承谱系来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孟子上承子思,子思为从孔子到孟子思想的中间过渡环节。关于孔子之后及门弟子分化的情况,梁启超认为,孔子死后,门人弟子分为二派:一派注重外观的典章文物,以有若、子夏、子游、子张为代表;一派注重内省的身心修养,以曾子、子思、孟子为代表。(参见梁启超,第122—123页)据梁说可以认为,曾子、子思、孟子当为一系。曾子小孔子4…     

孟子的《春秋》观与儒学“道脉”

孟子对孔子之道的把握和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孟子深受子恩思想影响,而子思则受孔子、曾子思想影响殊深。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必称尧舜”。孔子、孟子的社会理想建立在总结历史与反恩现实的基础上。孔子作《春秋》,深蕴了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孟子进而表彰、称颂之,表现了他与孔子之间一脉相承的特性。孟子的《春秋》观,关乎儒家“道脉”。     

矛盾、妥协与进取——孔子尊圣与孟子的道统建构

德、位乖离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理解孟子道统论的切入点。面对德与位的现实矛盾,孟子相较于孔子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其表现就是以“仁政”代替孔子的“德治”主张,在承认道统与政统背离的现实无法改变的状况下,希望政统接受道统的裁制与指导。然而这就必须提高道统的地位,确立其独立性与至上性。孟子采取的方法是构建系统化的道统理论,这种构建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一,通过以孔子之道对政治的指导性价值代替实然的历史功业,弥合孔子有德无位与上古圣王德位双全的差异,将孔子确立为传道之圣人,以确定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其二,以道统传承的严整的时间形式,表明道统具有天命性质,以确定其至上性。     

试论唐代孔庙祭祀系统对韩愈道统思想的影响

关于韩愈道统思想的来源，学界意见不一，论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韩愈道统思想是受佛教启发还是源自《孟子》的争论上。结合考察韩愈所处的历史语境和韩愈道统思想的特征，可以看到韩愈的道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国家祭祀系统的启发，而唐代孔庙祭祀系统的变动对韩愈影响尤大。不论是韩愈揭发儒家道统论的动机，还是韩愈道统思想的具体内...     

一本理解朱熹学术思想的好书──读《〈朱子性理语类〉译注》

《宋史》本传记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又载：“黄干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盂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烹而始著。’识者以为知言。”这是说，在儒家的道统谱系上，孔子之后，孟子、朱熹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一生仕途多劫，他的大半生都致…     

思孟学派考述

思孟学派是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合称,因二者具有某种思想一致性而被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它们则分别是独立的。由于后人的发挥特别是“道统”论的影响,思孟学派被穿上不同的外衣,呈现出斑驳的面貌。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孔子与子思思想的几点比较

由于郭店楚简的出土，使得孔子与孟子思想之间的发展脉络逐渐清晰起来，而郭店竹简中的《五行》篇可以被认为是子思或其弟子的作品，因此，通过对《论语》和《五行》篇的比较可以看出子思对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发展与变革。一，从“近取譬”到条理化。孔子不追求建立一个模式化的理论体系来阐发其思想，而是相当的灵活，比如《论语》对于“仁”的解释就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他经常采用“近取譬”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观点。而到子思所处的战国时代，个人著述成为风尚，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因此，孔子提出的许多伦理观点日渐条理化，《五行》…     

性命说——由孔子到思孟

子思是孔子之孙,又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可是子思言性命与孔子不同,倒与他身后的孟子接近。可以说子思的性命说违背了孔子,启发了孟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已,孟子则大讲性善,变化不为小,其间子思起了大作用。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意谓孔子常讲如《诗》、《书》、《礼》、《乐》等属于硬件的东西;至于深层的,属于软件的东西,如性与天道的精义,孔子不讲。子贡所言可能属实,《论语》二十篇记孔子语至多,而记孔子言性者只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两句。《论语》记孔子言…     

儒家思想对传统体育的影响

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自从孔子创立学派后,深得后人信奉,《韩非子·显学》记载儒家分为子张、子思、颜氏、孟氏、(孟子)漆雕氏、仲良氏、孙氏(荀子)、乐正氏八派,以孟子和荀子两派对社会影响最大,特别是宋代以后,被视为孔子嫡传弟子,儒家尊孟子为“亚圣”,孔庙列位祀奉。儒家思想是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中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节制和规范人们言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生活准则,他对我国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传统体育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再看历史上的中国体育,从体育方法、内容、制度、思想上与它是分不开…     

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的贯通——对子思五行说构建过程的诠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后孔子时代儒家面临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子思承接孔子思想,创立五行说,试图解决外在之行缺乏内心之德约束的问题。郭店竹简《五行》篇"形于内"是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贯通的桥梁。子思对仁义礼智圣"形于内"的论述,主要在仁、智、圣上用力。子思论证五行"形于内"的同时,同样重视外在之"行"的意义。"行"与"德"并重,体现了子思的中庸思想。此后,孟子与荀子各偏于一隅,皆不得中庸。     

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

根据本文的新考,子思年九十二,生活在公元前504-403年之间,但这仍不能与孟子时代相接,而多种典籍中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乃至有关子思、孟轲相见的记载又难以置疑。实际情况是:孟子虽然深受子思及其门人的影响,并与之构成思孟学派,但他既非受业于子思,亦非受业于子思门人。《子思子》、《孔丛子》等书所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不是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皆由此衍生,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说法都是由思孟时不相值的事实和《史记》衍文的影响所导致的误解。     

《中庸》作者献疑

作者认为,《中庸》作于汉代,因此作者不可能是战国时代的子思。除了继续前辈学者的工作,从《中庸》的一些提法如“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确定其写作年代外,作者还着重孟子、荀子与子思的关系。他指出,孟子师事子思,荀子批评子思,但二人都未提《中庸》,也未褒扬或批评《中庸》内容。《孟子》与《中庸》都谈到“中”、“诚”、“仁者人也”,但据其思想内容看,是《中庸》抄袭并发展《孟子》而不是相反。作者还认为《史记·孔子世家》中“子思作《中庸》”一语,不是司马迁所说,而是后人所增窜。     

“周孔”与“周孔之道”述论

周公制礼作乐,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孔子有感于所处之世礼崩乐坏,向往周公之治,试图恢复周礼。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先秦儒家以周孔为圣人,而其他诸家则借批评周孔以表达学派思想。司马迁宣扬"周孔之道"最力,东汉明帝时将周孔之道纳入国家教化体系。隋代王通承孔子"从周"之志,提倡以礼乐之道化成天下。唐太宗时周、孔分祀,迄至中唐,韩愈作《原道》,区分治统与道统,"孔孟"逐渐代替"周孔"。明末黄道周认为宋儒乃因治统缺失而强调道统,从而导致门户之见的产生,因此他弘扬六经、回归周孔之学以救时弊。清代朱彝尊亦提倡周孔之道,而章学诚则认为义理、博学、文章三者必合于一,乃可通往周孔之道,道统于此有向学统转化的迹象。当今反思周孔之道的历史发展,对重建礼义之邦、实现文化复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地发展,从而偏离了原始儒学所遵循的精神。本文即根据这一认识,就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偏离的问题作些粗浅论述。     

智者以变应变

正孟子师承孔子嫡孙子思,请教:"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先给利益)。"孟子疑惑:"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怎么能离开利益呢?利益是仁义的完美体现。"数十年后孟子成名,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先生千里而来,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回答:"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封地),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