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本和·礼主序·道文明——儒学与音乐研究

《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乐而生音,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人心感何物而乐以生音也?熊十力先生言:"乐本和,仁也;礼主序,义也。"人心感和而生乐,仁自在其中也,以和固具真实、健动、至善之仁德者故;人心感和而乐所生之音,即有序之礼者是也,义亦自在其中,以有序之礼一为和乐之仁权衡而宜以错之,故无有失义之患耳。是则惟人心感和乐所生之音,体仁载序,行而敷礼弘义,"以教人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也。"据此本文从音乐起源之哲学思考、音乐之价值判断、音乐实践之秩序与音乐教育之宗旨四个维度,对音乐蕴昭人类文明所道之和乐礼序,作深入研究。     

论孟荀的礼乐思想

<正>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据《韩非子·显学》),其中主要是孟、荀两派。孟子提出性善论,主要继承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发展为仁政思想;荀子提出性恶论,主要继承孔子关于“礼”的学说,发展为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治国之道。同时,他们也分别从“仁”和“礼”的侧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一、孟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孔子一样,孟子的论乐文字也是语录式的,它们主要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思想。(一)“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孟子·尽心下》(以下凡引《孟子》文字均只注篇名)曰: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告子上》曰:     

《太平经》中的音乐理论

巫以歌午降神。《周礼·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尚书·伊训》:“恒午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古时的巫师,以歌午作为“娱神”、“悦神”、“降神”的方法,故巫同古代的音乐有密切关系。《诗经·小雅》:“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易经·豫卦》:“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古时各种祈神的祭祀,莫不作乐,故各种宗教仪式也都同音乐有密切关系。道教远源于巫祝,继承了“巫以歌午降神"的传统,同时道教     

对“贯通”境界的追求——孔、老、庄合论

<正> 一、《论语》:循“礼”、徙“义”而达到“仁”的境界在《论语》中,孔子提出“礼”、“义”、“仁”这三个重要概念,孔子的精神就是追求主体“已”如何通过严格的道德实践而达到心灵的崇高状态,也即在自觉地对“礼”、“义”道德规范(秩序)的遵循之中,实现“仁”的无限境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的这段自白很能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和郑玄的崇尚礼学

<正> 东汉统治阶级崇尚礼仪,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玄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礼记·月令》题疏见《十三经注疏》)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七:“然统康成一生著述以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两种文化现象。     

祭祀“天地君亲师”浅谈

祭祀“天地君亲师”浅谈何建章“天地君亲师”并举，大概始于《荀子·礼论》。《礼论》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地祖，而隆君、师。是...     

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道”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 :一、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 :“道始于情 ,情出于性。”此处之“道”即儒家所说的“礼” ,文献中儒家常常将礼乐制度称为“道”。《管子·心术》亦云 :“礼者 ,因人之情 ,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道”亦同于“易” ,《礼记·中庸》云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即《周易·系辞》云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易、变同义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施》云 :“变谓之情。”此与简文云 :“道始于情”相应。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 :“道四术。”此即《冠子·博选》中的“道凡四稽。”亦即《老子》中的“四大” ,相似议论还见于《管子·山权数》。     

寄语《管子学刊》

《汉书·货殖传》里有一段文章说:“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及周室衰,……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     

孔子的“格物”说?——基于楚简《民之父母》的讨论

本文主要讨论了楚简《民之父母》中孔子"五至"说的内在理路,并进而考察其在先秦儒学史中的理论定位。理解孔子"五至"说的关键在于"志"字,本文据《左传》"六志"将其理解为好恶喜怒哀乐。"五至"的基本理路是,物至于心,则好恶喜怒哀乐之志感物而动,志待习礼、以礼为节制而后定,以礼节之之志最终发为与民同其乐、哀之情。这种由以礼定志而养成的仁心推扩于民、与民同乐同哀既是恕道的表现,也是为民父母的君子爱人之仁的表现。孔子的"五至"说以如何节制君子的好恶喜怒哀乐为基本问题意识,而强调了礼之于节情、修身乃至治人的重要性,其思想可以理解为《大学》"格物"说的源头。     

绵里藏针 刚柔兼济——试论晏婴形象的双重人格美

在多如繁星的中国古代杰出人物中,以人格论,备受后人称赞的,晏婴要算一个。还在他活着的时候,一位很有政治见解的女人——御者之妻,就称赞他:“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史记·管晏列传》)稍后,向来并不随便奉承人的孔子,赞扬他:“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     

儒学经传的怀疑与否定中的论说方式--以王阳明、陈确的《大学》辨正为例

《大学》原系《礼记》普通的一部分,因二程的极力表彰而亭有“圣人之书”、“入德之门”的封号。朱子更视之为儒学之第一门径,并一度给出《大学》→《论》→《孟》→《中庸》→《诗》→《书》→《礼》→《乐》→《易》这一详细的读书次第①。他重订章句,分《大学》文本为“经”、“传”两部分,并补缀以“格致传”。于是便形成了“三纲”、“八目”、“三纲释文”、“八目释文”这一完整的《大学》文本结构。《大学章句》由此而收纲举目张之效用。《大学》终与《论》、《孟》、《庸》并列,钱穆云:     

《道藏》中的文学瑰宝——《易林》诗及其艺术

历代《道藏》中都收录有一部古书《易林》。《易林》一书 ,《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记为“易林十六卷、焦赣撰”。焦赣 ,西汉人 ,当过小黄县令 ,后死于该地。他是易学家京房的老师 ,故《汉书》在卷七十五的《京房传》中附记他。谓其名焦延寿 ,赣是他的字。唐严师古注《后汉书》 ,言赣为其名 ,则延寿为字。《汉书·卷八十八·京房传》记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 ,托之孟氏。”《易林》实非焦延寿一人所创作。焦延寿当是在前人留下的基础上把易说、民谣、书记等各种资料汇编成《易林》一书的…     

晏子礼治思想刍议

晏子名婴,历史名相,事灵、庄、景三公皆顺,尤以节俭名于世。治国以民为本,尚礼治。他认为,国家的兴衰,与礼治的行与废有着密切的关系。《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载:晏子曰:“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曰:“礼之可以为国者久矣,与天地并。...     

读《管子·侈靡》篇记(续一)

故缘地之利承从天之指辱举其死开国闭辱“承”字当在“举”字上。“辱”字涉下文而衍。“故缘地之利,承从天之指”,句相俪。“承举其死”者,“承”犹“奉”也。言尊奉承其已死者之先人也。《周礼·大宗伯》“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此亦天地人三者并举。“开国闭辱”当作“开其国门,奈其辱”。开字下脱去“其”字。“门”又讹为“闭”,“辱“字上复脱“奈     

孔子谈美与道德

孔子谈艺术、谈美,必将“仁”、“礼”贯穿其中。他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乐”不应仅是悦人耳目的钟鼓之声,还要行德化之功;要行德化之功就必须把反映宗法等级制度的“礼”这一外在的制约灌注、浸透、浓聚于艺术作品中,使人们在欣赏艺术时,吸收其中的伦理观念,在潜移默化中,使之成为人们的道德信念,化为人们感情上自觉愉快的行为。孔子概括这一过     

亦说孔子“喟然”“与点”

亦说孔子“喟然”“与点”张帆《论语·先进》“侍坐”章中曾点之志与孔子“与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今学者在探讨曾点之志的义蕴时,几乎都不忘结合孔子因素综合分析,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以下说法：包咸、何晏等人的“春游融乐”说。何晏《论语集解》引包氏（咸）曰...     

论老庄的反“礼”思想──兼与孔子“复礼”思想比较

“礼”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在先秦，尤其是西周时代对于治理社会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史载“周人尊礼尚施”（《礼记·表记》），因此才有后人的“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年》）的说法。然而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周易参同契》作者考

翻开历史的载籍,似乎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周易参同契》的作者是魏伯阳。不信,请看——晋代葛洪的《神仙传》中说:“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旧唐书·经籍志·五行类》载:“《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参同契五相类》一卷,魏伯阳撰”。《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载:“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二卷;又《参同契五相类》一卷”。五代后蜀彭晓的《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中说:“真人魏伯阳者……不知师     

《乐记》:以治道为目的的音乐观

《乐记》是儒家音乐理论重要的一环。《乐记》开篇立论就将音乐定位于治道这样一个目的,通观整篇《乐记》的论述,可以说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这是对大一统时代要求的鲜明反映。具体来说,《乐记》像《乐论》一样,是从情感问题出发的,但与《乐论》有所区别的是,《乐记》立即明确地提出了针对情感问题的治道理论。《乐记》随后分别考察了乐与礼、德、化、天四个方面的关系,从而使其治道音乐理论得到完整的阐述。《乐记》的理论成为后世儒家音乐观的重要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