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行政伦理的依据

行政的政治性和特殊性,是行政伦理作为特定价值系统确立的依据;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行政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和具体行使的主观性,是行政伦理作为道德责任规定确立的依据;行政腐败的防治和行政责任实现对伦理控制的依赖,是行政伦理作为调控机制确立的依据。     

公信政府何以可能——行政伦理之于政府公信力的功能探析

政府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信任系统,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受到各国政府极大关注。但学界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局限于管理学和政治学,强调政治功用,忽视行政伦理在政府公信力培育中的价值。事实上,政府公信力也属政治伦理范畴,行政伦理对于优化政府理念、行为和绩效,提振政府公信力有着重大的实践价值和驱动作用。一方面,行政伦理通过对政府的评介功能、导向功能、示范功能和规范价值,构筑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行政伦理又在助推责任政府建设,促进公共政策透明化,抑制行政腐败和构筑政治文明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渗透功效,不断增进政府信誉,巩固政府合法性,提振着政府公信力。     

论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建设的主题及价值目标

当前我国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建设的软肋在于忽视道德对权力的有效约束,或者说,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滞后。这必然导致权力行使的傲慢与冷漠,出现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相适应的行政行为与现象。道德的本质和功能决定道德可以约束权力。因此,在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对法制监督、社会监督等"硬监督"体系予以足够重视,还要重视发挥道德的"软监督"作用,引入和培育道德因素,发挥道德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引导、调适和规范功能,促使权力主体由他律走向自律,实现权力主体他律和自律的统一。因此,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行政伦理规范体系,促进政治法律制度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对于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转型社会中的政府伦理:基于“2017全国道德发展状况调查”的分析

文章基于官员道德、行政伦理、政府伦理形象三维政府伦理评估框架,利用"2017全国道德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经济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我国政府伦理发展状况。结果显示,我国在官员道德、行政伦理、政府伦理形象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依然存在"贪污腐败"等官员道德难题,"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等官员懒政庸政现象,以及公众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整体信任水平亟待提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和最重要的伦理难题,严重影响了我国政府伦理发展。     

行政伦理论纲

本论纲从行政伦理的基本内涵 (行政伦理的价值要素、范畴体系、功能架构等 )、规范体系 (行政伦理规范的本质特征、监督机制、行政人格及发展过程、行政伦理规范的养成机制等 )、行为选择 (行为选择的根本条件与伦理动因、伦理模式、责任与责任限度、评价行为选择的善恶标准、行为选择的难题等 )进行了阐述     

论行政人的伦理困境与出路

行政人在行政实践中常会遭遇服从上级与对公众负责的冲突、行政人身份与角色群的紧张、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僵局甚至行政人隐私权与公民知情权的平衡等四天伦理困境.行政人的不道德行为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行政人陷入伦理困境有三重因素:微观方面是行政人角色界定模糊;中观方面是监督和制约机制乏力;宏观方面是行政主导价值旁落和传统行政文化的侵扰.行政人选拔应与行政主导价值观相匹配,推进以组织流程转变为核心的政府再造运动;慎用行政实践中的伦理性妥协;开展行政人伦理培训;加强伦理立法及制度化是行政人摆脱伦理困境的基本理路.     

当代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持续深刻的变化。这些深刻变化引发了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诸多变迁,这包括家庭伦理观念由"简单化一"向"多元共存"转变,家庭伦理关系由"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转变,家庭伦理责任由"严格责任"向"宽容责任"转变,家庭道德调控由"行政调控"向"德法兼控"转变等。文章对中国乡村家庭伦理变迁的轨迹和其中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深入剖析,探析了引发变迁的深层社会原因。     

政府与官员的关系:道德冲突与伦理救治

基于"团体伦理学"的视角,政府组织整体与政府官员个体之间有四种伦理关系的组合方式.通过对这四种伦理组合关系的分析,可以揭示政府组织德性在行政伦理中的重要性.在政府组织德性的建设中,"行政伦理氛围"作为三个变量,即"自变量"、"因变量"与"调节变量"在不同的层面起着作用.行政伦理氛围的建设需要制定"政府伦理计划",它体现为三个环节,即行政领导的美德学习、政府伦理制度化与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培养.     

密尔"不伤害"原则及其对行政权力的道德限定

密尔把政府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行政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表述为一个基本原则,即"不伤害"原则."不伤害"原则对行政权力给予道德限定,既保证行政权力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又要求政府在不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承担起政府建设性的公共职能."不伤害"原则为行政权力在有为与无为之间确立了合理性限度.     

通过政府内部权力法治化塑造法治政府的新形态

<正>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重点是要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在历史上首次提及"政府内部权力"概念。长期以来,无论是法治理论还是法治实践中,"行政权"或者"行政权力"等词汇比较常用,但是学术界却很少区分权力的内外部面向。例如,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