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管子》研究简介

一、中国《管子》研究回顾 本世纪以来,从宏观纵向的视角来看,《管子》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情形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00～1949年。这一时期共出版、发表有关《管子》研究的专著与论文60多篇,其中专著主要有黄汉的《管子经济思想》,俞寰澄的《管子之统制经济》,梁启超的《管子传》,罗根泽的《管子探源》,王毓瑚的《管仲》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涉及《管子》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和原著注释。其中经济思想研究占绝对多数。     

纪念本刊创刊五周年笔会

《管子学刊》自创始至今,荏苒五年。起初不少朋友担心这份刊物会因专门冷僻、曲高和寡而办不下去,现在看来却在不长的期间发展成影响相当广泛,在学术刊物之林中独发异葩。这确实是学术界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这份刊物之所以能立住脚根,发扬光大,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编辑宗旨的正确。这在1987年创刊号《编者的话》中,已有明白的揭櫫。编者特别提出,《管子学刊》“不仅仅研究《管子》和管仲。我们主张把视野放宽些,以研究《管子》为轴心,向外逐层辐射,至稷下学、齐学,进而至齐文化及整个传统文化”。五年来的《学刊》,正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管子》一书内容复杂,卷帙繁多,自来号称难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     

《管子》之学与秦汉制度及后世借鉴

认为《管子》一书与管仲之人无关和认为《管子》一书是管仲所著,同样不可取,《管子》一书应该是包括管仲及其后学在内的管子学派长期积累的思想和著述成果。《管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囊括了战国诸子各家特色的思想内容,但其中大量和主流的似乎更应该属于法家学派,如重君权、重法治、重制度、重农耕、重富国强兵等,但作为东方法家代表的《管子》与西方法家《商君书》《韩非子》等又有明显差异,如果非要定其学派归属,可将之归于杂家。《管子》应作为一门独立学问来研究,即"管子学"。《管子》有关国家体制及具体行政制度的思想和设计对秦汉行政制度有直接影响,如皇帝制、官僚制、郡县制等。《管子》思想对汉代有重大影响,而富国安民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更是影响长远。     

孙诒让管子研究之特色与影响

道咸以来,考据学渐衰,《管子》研究也随之进入了平缓时期。生活于清末的学者孙诒让,在《管子》研究史上承前启后,乃清末考据学之杰出者。他的《札迻》引经据典,校勘辨疑,极有乾嘉之遗风。特别是其中的《管子》部分,充分体现其学术思想,无论内容还是特色,很有典型性。后世学者校读《管子》,多以不同版本对勘,再参以前人之成果,注重多重证据,就是受了孙诒让《管子》研究的影响。     

“侈靡”与社会进步——章太炎《管子》研究新视野

章太炎的《管子》研究贯其一生,特点鲜明。从注释《管子》到挖掘《管子》的时代价值,上承乾嘉汉学、下启近代《管子》研究,开启了《管子》研究的新时代。《管子·侈靡》因其发展经济的观点新颖,正契合于社会转型时期,即传统重农抑商观念向重视工商业发展转变的时代潮流,而受到章太炎的热烈赞颂。章太炎指出,《管子》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重视商业贸易发展的理论,并首次提出以侈靡拉动工业和商业发展之论点。《管子》的消费观与社会进化论不谋而合,是国家发展的有益滋养和宝藏,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应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总之,章太炎阐发《管子·侈靡》之新义,是他会通中西、汲取中外思想资源,以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必然选择。     

《管子》制度伦理思想探析

《管子》制度伦理包括制度设计伦理和制度运行伦理。《管子》制度设计伦理以其天道观为哲学基础,以趋利避害为人性依据,以实现霸王天下为终极价值目标。《管子》制度运行伦理以君主为制定和管理制度的主体,以严格遵守制度为制度管理的基本规范,以建构行政监督伦理规范、形成完整的官吏任用体系及运用赏罚手段为制度实现保证,以坚守信用、公正、廉洁为制度运行基本伦理原则。《管子》的人性论及实现霸王天下的价值目标决定其制度伦理相比德性伦理而言具有优先性。     

《管子》托名管仲的历史意蕴

刘向领校群籍,遵循了以人名书的命名方式。以人名书,仅指其书为一家之学,非指其书为某人所作。以《管子》论,则仅指《管子》为管仲一家之学,并无《管子》为管仲所作之意。后世学者不明白以人名书的学术意蕴,惑于既以人名书则书必为其人撰的错误认识,纷纷展开《管子》中是否存在管仲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管仲思想、有哪些思想与管仲本人相对应的古籍真伪之辨。虽然真伪之辨稍有"辩乎其所不必辩者"的徒劳倾向,但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看,却代表了《管子》研究的深入。为了坐实《管子》的作者,当代学者提出管子学派说。此说虽有合理性成分,但比起《管子》为管仲一家之学的说法来,仍有逊色。《管子》以管仲为名,衍生出诸多可探讨的学术问题,这些均是《管子》托名管仲的历史意蕴在《管子》研究中的表现。     

论梁启超的易学思想

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早年以易学为"魂学""天人相与之学",笼统地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其思想是孔子人生与社会理想的终极归宿。1918年后的梁启超,对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作了逐步深入的分析,最后认为《系辞》而下为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间的孔门后学(思孟一系)所作,皆与孔子无直接关系,目前可以相信的只有《彖传》《象传》为孔子作。结合柏格森、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观念,梁启超对《易传》哲学作了初步探索,他以"流动哲学""数理哲学""自然法""归纳法""因果律"等现代学术范式来诠释易学哲学,确有其精妙之处。他对《易传》"神无方而易无体""乾元统天""继善成性"等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梁启超是近现代易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他对冯友兰、熊十力等人的易学观都有一定的影响。     

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在清末民初,人们政治观念的转变往往可以从他们对儒家的态度变化中窥测到。梁启超也是这样,他的思想复杂多变,尤其是政治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差异很大。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勾勒梁启超的思想演变线索,来发现他的思想与时代的共振。此方面研究目前并不充分,本文即是以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为线索,在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的矛盾中,探讨他对“国家”与“天下”等问题的思考。     

美国汉学家李克教授的“中国学情结”

美国著名汉学家李克是中国典籍《管子》的权威英语译者。通过他对《管子》一书长达五十余年的翻译与研究历程,他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规范,以及他对授业导师卜德教授的师承,和他对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学的不断开拓,我们可以窥见其"中国学情结"之一斑,同时文章也梳理了在其翻译与研究中,他与中国友人结下的深厚情谊。     

The De of Levinas: Cultivating the Heart-Mind of Radical Passivity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early Chinese text Guanzi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work of Emmanuel Levinas. We begin with the premise that being responsive to the other, feeling the impossibility of renouncing ethical obligation, and experiencing the basic moral asymmetry at the heart of Levinas’s project all rely on the welcome openness of the subject that Levinas describes as the subject’s “radical passivity.” However, his emphasis on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coupled with the theme of radical passivity, gives the problematic impression that ethics amounts to a never-ending to-do list for the other, and certainly this is not what Levinas means. We turn to the Guanzi, which recommends that the ethically efficacious sage-prince must cultivate a state of passive stillness and inner vacuity. Only because the sage-prince maintains this deferential heart-mind is he freely open and responsive to others. Here the sage-prince looks strikingly like a good Levinasian: He is deferential, sensitive to context, and hyper-aware of the limits of his own knowledge. The Guanzi goes on to describe specific practices the sage-prince can employ to cultivate his ethical prowess, including practices of meditation and gentle physical exercises. Taking this insight into Levinas’s context, we suggest that such practices of self-regulation are necessary to enable effective responsiveness to the other. From this perspective, responsibility is “infinite” not because I am perpetually beholden to the other’s whims, but because I am perpetually accountable for calming and clearing my own mind of the unstable emotions, selfish desires, and intellectual machinations that prevent the welcome openness of radical passivity.     

梁启超范式与中国逻辑史研究

逻辑学东渐,启发了梁启超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用西方传统逻辑研究墨家逻辑形成了梁启超研究范式,并影响着中国逻辑史的百年研究。在对其研究范式的肯定与否定的争论中,形成了三种主要立场：中国形式逻辑史、中国名学与辩学史、中国符号学史。我们认为,逻辑观的问题是解决中国逻辑史界论争的关键。     

工夫论:研究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的新视野

对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中始终存在以下问题:西方心理学框架的束缚,思想与生活实践的分离,思想演变历程的忽视。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研究视野。工夫论具有“知行合一”的特质,其中思想与行动融合无间,而且具备动态展现的条件; 梁漱溟有丰富工夫实践,且与他的心理学思想有不可分离的联系。这些使工夫论作为研究视野契合于梁漱溟的心理学思想成为可能,并使之有别于既有的心理学史和本土心理学研究。     

孔子新诠——对《论语》作为一个哲学解释学文本的解读

Communicating with Confucius based on our own hermeneutical context, and reading the Analects as a text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as an epochal thinker, the contribution of Confucius’ thought is that it initiated a humanistic moral ideal with cultural upbringing as its core. Based on this consciousness of humanistic moral ideal, Confucius thought and dealt positively with the human existential plight and social political problems that he faced during his own time, and his thought is more creative than conservative. Translated by Mi Li from Guanzi Xuekan 맜子学刊 (Guanzi Jouranl), 2006, (1): 69–74     

晚清管子研究述论

晚清以降。诸子学走向复兴。作为其中重要一支,《管子》一书也摆脱以往“德主刑辅”、“以子证经、史”的边缘地位,受到广大士人、学者的关注。大致而言,晚清的管子研究经历了“通子致用”、“援西释管”和“改塑管子”三个阶段,逐渐完成了由古典向近代的学术嬗变。     

熊泽蕃山的“神道”与“易道”

“神道”是日本学者熊泽蕃山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本文从《集义和书》中的“太虚”与“神道”、《神道大义》《三轮物语》中的“日本神道”、《系辞传》注中圣王的“神通妙用”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借助阐发《周易》,熊泽蕃山指出日本神道与中国儒道既同源又有别。尽管其神道思想带有日本神道的宗教色彩,但因对宋明理学多有吸纳,其“神道”既指抽象深奥的道理,又包含了个人、政治层面的道德要求,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儒家理性主义倾向。     

宋代学者论“轻重”

和前代相比,宋代学者对《管子》＂轻重＂内容的分析,更为深入细致;对＂轻重＂的总体评价与年代作者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宋代学者对＂轻重＂近乎一致的否定评价,受到当时理学思想的直接影响;他们对＂轻重＂著作年代与作者的辨伪,与当时的疑古思潮密切相关。     

伏羲"六峜"考

“六峜”在中国古籍中仅见于《管子》.对“六峜”一词的解释,近、现代研究《管子》的学者均释为“六法”或“八卦”.本文对“六峜”提出新的释义,指出“六峜”实际上是中国远古时代“天文始祖”伏羲在“立周天历度”中所创造的对八卦的一种运用方式.     

再论梁漱溟心理学思想

该文从心理发生的动力、身心关系的活动机理、知识构成的方法、心理发展的条件、心理保健方法和学习心理学思想等六个方面历史地、系统地论述和评析了梁漱溟先生的心理学思想,并从多角度阐述了他对我国早期心理学发展的贡献,以期确立他在我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地位和全面认识梁漱溟先生。     

浅论管子经济思想对《歧路灯》的影响

《歧路灯》中所表现出的既重视农业又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及尊重农民与工商业者的经济思想与管子的相关经济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正是管子经济思想中这种进步的方面,促使李绿园从实际出发,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态度对熏陶自己很深的儒家思想作出了一定的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它的桎梏,其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他的确不是一位腐儒,其思想中存在着某些进步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