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墨学研究述要

墨学乃先桑显学,惜至秦汉,几近中绝。至清代乾嘉时期,由于校勘经书的需要,方有学者校勘《墨子》。清末,孙诒让著《墨子间诂》,集清代学者《墨子》校勘之大成,《墨子》书始可读。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子墨子学说》及《墨子之论理学》。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来阐释墨家思想学说,标志着20世纪墨学研究的开始。     

论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定位

黄宗羲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其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通过与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对比,我们发现,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仍是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又大大超过了传统民本思想而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通过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对比,我们发现,在其民本思想中并不包涵近代意义的民主思想,他的"民权"思想与西方近代的"主权在民"思想也存在较大的距离。对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定位应以这两个方面为座标。     

孙中山学说与儒家思想

孙中山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中国优良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重视继承、弘扬,其中儒家学说中有不少观点就是他所乐道的。 一 继承与吸收,无论是对一个思想家、一个学派的形成发展,还是对一个民族(或国家)具有时代气息、民族特色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创立,都是不可少的,从近代中国来看,有成就的思想家大都重视继承和吸收,只不过其侧重点不同。孙中山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人。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是在“新旧潮流相冲突”中逐渐形成、不断完善的。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其特点、短长,“各有各的文明”(《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立足于这一点,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需要出发,他说:“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与邵元冲的谈话》)“一切学术”,当然包括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让我们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如何做的。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中华开盛世

正南京金陵刻经处由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所创立,他一生致力于搜集、校勘、刻印、流通佛教经典,并办有癨洹精舍,开中国近代佛教教育之先河。另外,他还首倡建立佛学研究会,其思想主张,与时俱进,深具世界性眼光,给当时的佛教界、文化界以深刻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杨仁山如此评价:"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正因如此,金陵刻经处成为了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的策源地、中国佛教教育     

孙诒让管子研究之特色与影响

道咸以来,考据学渐衰,《管子》研究也随之进入了平缓时期。生活于清末的学者孙诒让,在《管子》研究史上承前启后,乃清末考据学之杰出者。他的《札迻》引经据典,校勘辨疑,极有乾嘉之遗风。特别是其中的《管子》部分,充分体现其学术思想,无论内容还是特色,很有典型性。后世学者校读《管子》,多以不同版本对勘,再参以前人之成果,注重多重证据,就是受了孙诒让《管子》研究的影响。     

重论孔子的历史文化定位问题

孔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极大,但对他的评价在古今却存在巨大差异。之所以会如此,往往与政治上的需要或影响有关。如汉武帝尊儒是为利用孔子儒家缘饰汉代政制;为迎合武帝,董仲舒首启孔子《春秋》素王说推尊之。近代五四把孔子作为与科学、民主对立的旧文化传统的代表予以批判,其极乃有"文革"批孔视之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并利用战国封建论证成之。如果去除此类政治因素客观公正地评价孔子,首先必须改变春秋是礼崩乐坏时代的消极认识,承认周礼是西周春秋以来具有承前启后积极意义的文化发展成果,孔子是利用周礼为中华民族缔造文化根脉的集大成圣人。     

试论左丘明的政治思想

按照传统的看法,《左传》的作者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本文利用《左传》中可以反映左丘明思想的文字研究左丘明的政治思想,发现他的政治思想是以德为政治原则,以礼为政治规范,以民为政治根基并辅之以刑。由此可见,左丘明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依笔者所见,仅仅一部《左传》就完全可以奠定左丘明在中国早期思想史上的地位,他作为思想家的地位应当予以充分的认识和评价。     

佛教义学研究新局的启动——论杨文会之思想开创意义

正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号拙道人,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其弟子尊称为"深柳大师",也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此盖缘清末知识界对佛教兴趣日增,甚多人信仰由儒归佛,诚如梁启超所言:"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而其中的关键人物乃杨文会。杨文会的思想取向守持传统,即"教宗贤首,行归弥陀"。他学佛"启自马鸣(相传《大乘起信论》之作者);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循方山,参祖印则景仰高峰"~([2]),因而具有诸宗圆融特征。在佛学义理方面,他主张"十宗"平     

《管子》与《周礼》政治教化之道比较

《管子》与《周礼》成书年代相近,都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顾颉刚认为《周官》与周公或儒家无关,且《周官》与《管子》之中心思想相同,应出于齐国或他国之法家;杨向奎则从社会经济制度着手,认为《周礼》或为战国中叶齐人所作。郭伟川因不认同两人之说,已从溯源"六官"制度以辨其非。本文则主张欲比较《管子》与《周礼》中心思想之异同,应从攸关万民生活的政治教化之道着手。正文主要藉由两项重点详加讨论其异同:政教目的,呈现"教训成俗"与"由俗入礼"之别;政教对象与内容,呈现"四民职业教育"与"士庶成人教育"之别。最后,则以《管子》注重富国强兵之道,《周礼》主张培养君子与良善万民,二者虽有相关之处,然而确实存在一些重要差别,顾氏、杨氏之说是否恰当,可再深入思考。     

蒙文通对晚清《公羊》学及董仲舒的批评——兼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影响

蒙文通通过探讨今文经学的革命说,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批评了晚清《公羊》学讲改制而不讲革命之说,并对晚清《公羊》学的思想渊源———西汉董仲舒今文学亦提出批评。从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以来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深刻影响。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群经何语误苍生──试论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

１９世纪末,宋恕通过借鉴西方议院民主的政治思想,和挖掘、阐发传统儒学中民主性和经世性的思想要素,对汉后正统儒学予以全面批判,将其概括为"阳儒阴法之学"。这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是颇具特色的。同时,宋恕反汉后正统儒学的思想,也意味着儒学近代化变迁的一种思想尝试,即儒学为了适应晚清政治变革的需要,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     

本世纪以来《管子》研究简介

一、中国《管子》研究回顾 本世纪以来,从宏观纵向的视角来看,《管子》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情形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00～1949年。这一时期共出版、发表有关《管子》研究的专著与论文60多篇,其中专著主要有黄汉的《管子经济思想》,俞寰澄的《管子之统制经济》,梁启超的《管子传》,罗根泽的《管子探源》,王毓瑚的《管仲》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涉及《管子》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和原著注释。其中经济思想研究占绝对多数。     

融会中西,通经致用——论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清道光之后 ,学界涌动着一股反思汉学、回归宋学的潮流。其时 ,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出版掀起了对汉学的“最激烈的反动” (胡适语 ) ,它实际上代表了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改弦易辙的士大夫的共同想法 :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如此完成了清代后期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的变化。 (王森 ,第 5- 6页 )尽管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 ,因而很容易被近代归为所谓的“宋学” ,但对温州知识分子而言 ,复兴永嘉学主要的并不是向宋学传统的回归 ,而首先是振兴区域文化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以永嘉学派思想为文化资源 ,并在晚清学术语境和政治…     

晚清“宗周”思潮之探微

晚清维新派的"宗周"思潮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极其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该思潮是以回归"周礼"为其真正的旨趣。一种历史的全新语境决定了,晚清维新派旨在回归的"周礼",与其说是后儒所鼓倡的作为等级秩序的周礼,不如说是原儒所仰慕的作为双向对等交往的周礼。对于维新主义者来说,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才是礼之所以为礼的最终皈依。无疑,这种别有新意的复礼思想,不仅为终结既有的清朝的政治统治提供了自己"内源性"的理论依据,也从中使一种冲决一切网罗的人类"无限交往共同体"的社会理想得以坚实地确立,并最终为今天中国积极走向全球化、互联网化时代奠定了自身根基。     

探寻晚清的“中国梦”——晚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法律想象和审美价值

晚清知识分子梁启超在探索“新”的社会制度、启蒙“新民”方面,展现了无比的热情.梁启超力求以“新”的形式,来呈现他对晚清社会走向“宏大叙事”的理解和定位.《新中国未来记》就是按照他的政治理想所想象和展开的,是他的“中国梦”.从该小说对未来国家的构想、小说叙事时间的表现和小说叙事的多重声音中,我们看到该小说集个人的政治诉求、国家政法制度与社会集体想象于一体,显示了政治小说的特有文体特征.因此,它是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例.同时,它也为我们今天的“中国梦”打开了一扇幻想的大门.     

康有为的经学近代化改革及其失败北大核心CSSCISSCI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他领导的维新变法,以传统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这种学术思想曾经沉寂了一千多年,后由清代中叶的常州学派复兴,辗转传承至康有为。他尝试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充实并拔高,以之辅翼他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因此,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深厚底蕴,又附丽着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体现了经学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裂变和异化。虽然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批评,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挽救国家危亡方面做过的努力,也不容质疑他在经学转型方面做出的贡献。楼宇烈先生认为“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①,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公允而合理,虽然他的经学近代化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尝试使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努力还是有其意义的。     

鹖冠子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及理论渊源

鹖冠子的理想政治和时局有密切的关系,他对一些大国不能得志于天下,深感痛惜.他深思败亡之由,并藉此提出自己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其家族以“制邑理都”、“啬万物”、“与天地总”、“素皇内帝”等统治方法来统治,结果能统治天下一万八千年.这一理论主要受管子军政改革、《周礼》治官治民、选贤与能、《商君书》等法家严刑峻法等思想所影响.这种理想政治的实施,会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四夷宾服.     

卓新平研究员两部新著出版

《信仰探索:卓新平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本书为"北京社科名家文库"之一种。全书由"经典之探"(7篇论文)、"世界视域"(8篇论文)和"中国意识"(12篇)三辑共27篇论文,再加上前面的"学术自述"与末尾的"卓新平著作目录"构成。它是卓新平研究员从自己近些年的诸多论著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代表了他所主要从事的这些研究领域的新见解、新观点、新看法,展示了他的"学思精华"。在其"学术自述"中,作者"主张     

《周礼》以“修身”为本——《周礼全经释原》初探

明儒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在明代经学义理化的学术背景下,注重内求本心的理学理路,特别揭橥"修身为《周礼》之本"这一主旨,其实质是强调内圣为外王之根基。《周礼》为治政之经,本涉官制、礼法、财政、土地诸政治制度,而柯氏推崇"修身",强调本心之纯正,则可身修、家齐而国治,《周礼》由此转入"内圣"层面。如此,内圣与外王打通,在宋学的解释框架下,由治心到治民,将格君心与设六官并举,以教立政,汉宋融合,《周礼》的诠释面貌可谓焕然一新,而其经学意蕴亦得以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