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夷待访录》对方孝孺政治伦理的继承与突破

方孝孺由"为民立君"的政治起源学说推出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准则,围绕君职论阐发了"为天养民""君臣共治"和"立法利民"的政治伦理思想.《明夷待访录》沿袭了方孝孺政治伦理学中这些充满批判君主专制色彩的主张,在继承其民本主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公私之辨"为线索,以君职、臣道和制度建构为重点,重新构筑了民本论政治哲学范式,其...     

孟子评“淫辞邪说”新解——以“辟杨墨”为中心

孟子非常关注"言"的问题,认为"知言"与"养气"是成德的重要工夫。孟子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同时代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以往的研究较为关注这些论辩对手的学术派别,但更为恰当的方法是从这些言论错误的类型和原因入手。根据孟子"辟杨墨"所揭示的典型错误特征,可以进一步分析陈仲、许行、白圭、宋■等其他论辩对手的言论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对孟子论"淫辞邪说"的全面理解,即"淫辞邪说"的危害是动摇了道德根基与破坏了社会风气,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孟子的伦理观念。     

孟子与齐燕战争--兼论《孟子》相关篇章的文本编年

本文将传世品陈璋方壶、80年代新出陈璋圆壶铭文与今本<孟子>及其它史籍相对征,考证出孟子在齐燕战争时(305BC)正在齐国,其时齐国面临着兼并燕国的绝好战机,孟子及其朋友储子、匡章等人极力主张伐燕.孟子劝齐宣王伐燕的动机是因为他期望周初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模式能够重现,因此他设计的"伐燕"、"取燕"策略也是模仿周初克商及统治商后裔的旧套路.孟子有关禅让、仁政和义战的理论,与其劝齐伐燕并无矛盾,均可从周初模式中得到圆通的解释.这一事件的历史复原,有助于分析孟门弟子是如何围绕它对<孟子>文本进行叠加累造的,进而重新排定<孟子>相关篇章的文本编年.这一事件,也应当成为剖析<孟子>文本形成过程的一个界标个案.     

王安石《易象论解》与《序卦传》

<易象论解>是王安石模仿<序卦传>形式所作的另类"新<序卦传>".在<易象论解>中,王安石独辟徯径,发掘<周易>的<大象>传文的内在逻辑联系,按六十四卦的编排顺序,诠释六十四卦卦时相因及相反的关系.不仅从新的角度论证了六十四卦编排顺序的合理性,并且完成了自己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的基本表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由此弥补了<序卦传>过于简单的缺陷,丰富了<易传>系统的内容.     

再论"五行"与"聖智"

思孟五行与乐有密切的关系.<史记·乐书>不仅保留了思孟五行,而且以汉代五行图式,凸显"聖"德的地位."聖"居中,含容"仁义礼智",君位,宫音,土德,具有包容、为主、统合、生生的意蕴.<荀子>、<中庸>,特别是<孟子>与<孟子字义疏证>中有不少关于"聪明聖智"与"天德之知"的材料.戴震的发挥,深得思孟五行的个中三昧.与"聪明"相联的"聖智"是一种"神明"、"天德",是对"天道"的体悟或神契,是体验、接近超越层的"天德之知".切不可从知识论的视域,特别是主客对待的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思孟五行.思孟五行是具有终极信仰的、以天道观为背景的"天人聖智五行观",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形上学的思想,其枢纽是"聖智".     

宋儒张载"以易为宗"思想探析

张载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也是四大学派之一--关学的开创者.他的成就得到理学家们的肯定,如程颢、程颐将他与孟子、韩愈相比;朱熹于<伊洛渊源录>中,将其与周敦颐、邵雍、二程并列;<近思录>也选录许多张载言论,以为门生弟子进学之助.而后代统治阶层的重视,也可看出他的影响宋理宗封他为郿伯,从祀孔庙.元代赵复立周敦颐祠,以张载与程、朱配食.<宋史道学传>为他立传,颂扬他的德业.他的著作在明、清二代是开科取士的必读书目,并于清初编入御纂<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中,可见张载在理学发展上的贡献与地位.     

以《玄》准《易》两乾坤——司马光、王安石易学精神之比较

北宋易学史上,司马光、王安石皆以扬雄之学为切入点,因<太玄经>而准<周易>,反映了儒学复兴进程中,中国学术转向"内在"的总需求.但是,二人尊扬之造次深浅、易学旨趣之远近,各有差异:温公治学,行贵于知,经由"<周易>-<太玄经>-<太玄注>"的思路,"心学"未见规模而"笔学"已成,"天人之论"未通而<资治通鉴>已大行于世,结果让易学做成了"涑水史学"的注脚.相反,"王学"建构,先知后行,力主回归原儒"乐天知命"、"天人合一"的易学精神,并经由"<周易>-<太玄经>-<孟子>"这一逻辑,贯通"五经"、"四书",为脱离佛道、重建心性道德之学,寻出了"内在性"的支撑.     

试解"或者之惑"--读《史记·伯夷列传》

关于<史记·伯夷列传>中"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一段话,有一种看法认为它表示司马迁本人对天道的一种疑惑,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不过表明司马迁对当时天人感应说的批判.这两种看法均是误解.实际上,司马迁只是借"或者"之口表达了古往今来芸芸众生内心里共同的迷惑.这个迷惑之所以产生,除了未能确切理解"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还有其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个人认识原因和社会历史根源.这说明探讨"或者之惑",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     

孟子气论难点辨疑

学术界公认,"知言养气章"是<孟子>中最难理解的一章,古往今来争论不断.近年来,台湾学者黄俊杰、李明晖、林启屏等先生对此都有专文论述.这些讨论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但似乎也有一些不足.本文将"知言养气章"的难点归纳为十个问题,逐一分疏,并谈了作者个人的理解.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义势两辨荣辱相分——荀子荣辱观及其当代启示

荀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论述荣辱观的思想家,他在<正论>篇里提出了著名的"义荣"、"势荣"、"义辱"、"势辱"概念.先秦儒家三大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荣辱观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荣辱观主要通过荣誉感的激励功能与羞耻感的约束功能发挥其道德评价与选择功能.荀子以先义后利为荣,追求内在的义荣的思想为我们当前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易传》人性论探微

对<系辞>等传中论及人性及其与天道之关系的文字,古今学者的理解各有心得.作者认为,行<系辞>论性语义为一阴一阳的运行变化称之为道,人从天道变化中得到了善,人性使天道赋予人的这种善得到了完成和显现.并且认为,<易传>、<中庸>、<孟子>实际都是认为"性自命出,命从天降"的,都是在人性与天道有一致性的意义上肯定人性善的,故否定<易传>有性善论,以为<易>、<庸>、<孟>的人性说致思路数不同的观点,都是不合实际的.作者又认为,将天道赋予人道正义的意义又返而以支撑人道原则,自<易传>已然,宋儒的天道性命学说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故否定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联系也是不合事实的.作者还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宣扬性善论的主题是弘扬理性,强化人们对人道的自觉与自信,其中凝聚的积极善良的正气,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元神.     

从“仁政”走向“义政”——孟子政治理念的内在转换与现代发展

孟子的"仁政"理念存在着固有缺陷:作为其心性基础的"恻隐之心"具有局限性;"仁政"忽视了伦理与政治的必要区分;其实现途径"得君行道"太具偶然性。因此,在当代社会发展儒家政治哲学,需要走出对"仁政"的迷恋,从而根据孟子"仁""义"并重的思想架构开出并走向"义政"。"义政"的意义,从消极方面看,其聚焦点不在"善"而在"恶",即使人"不作恶"和"禁人为非"以及对作恶者的惩罚;从积极方面看,其实质在于规范人们对基本益品的取与。从"义"的视域思考儒家政治哲学,更易与权利、法治等观念接榫,也更具现实性。     

孟子与庄子理想社会构想比较论

面对战国乱世,孟子与庄子从不同的理论原点出发,建构出各自不同的理想社会构想。他们在此既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省思,又透显出殷切的政治关切与人生关怀。尽管他们的理想社会构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从"人"的维度去省思与建构的。比较来看,孟子与庄子的理想社会构想在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关切上是有所区别的,孟子将"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安放在现实社会与伦常关系中,而庄子则试图将"人"从现实社会与人伦关系中抽离出来;同时,庄子将追寻个人纯粹的自由与逍遥视为"人"存在的终极旨归与价值所在。     

《周易》"节"卦思想阐微--以《周易程氏传》为例

<周易程氏传>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程颐在对传统易学扬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用义理对<周易>进解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如对于"节"卦,他认为体现出了"尚中"的哲学思想、"节以制度"的政治思想、"养正于蒙"的教育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至今仍闪着智慧的光芒,给我们带来很大启发.     

孟子思想的"共享"指向及其当代启示

孟子思想中有鲜明的"共享"指向:在"与民同乐"的主张中,孟子将"快乐"视为君民共享的重点,反对君王独享快乐,倡导恩赐的共享和无主体差异的共享;在富民政策中,孟子试图通过赋权、救济、减免税赋三种方式实现君民财富的共享;在教育主张中,孟子认为伦理教育和成圣的机会不应当被某个社会阶层所独占,而应当被所有人共享。孟子的共享观念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启示在于:为论证共享的道德正当性提供了基于恻隐的理由;在共享主体上,笼统地谈论"人民共享",容易让社会弱势群体沦为共享的边缘群体,共享不仅是民与民共享,更是国与民共享;在共享客体上,对一切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应当以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普遍实现为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     

传承与融通--《老子》与《周易》中民族精神比较研究

<老子>与<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部经典,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智慧结晶.其中所凝聚的民族精神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性格与情操,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思维特质.<老子>上承<易经>之风,下启<易传>之理,以其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构建了与其"道"哲学相符合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在<易传>中得到传承与融通,两者互补互进,共同缔造了中国民族精神的灵魂,推动着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和积淀.这些民族精神则表现为"刚柔同构"的进取精神、"宽厚相得"的道德情怀、"中和为用"的和谐观念以及"重生利物并重"的人文理想,其中以"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贯穿始终,突出了中国民族精神最一般的特质与深刻内涵.     

蒙罗对中国人性论与认识论的研究

文章介绍评述了美国汉学家蒙罗(Donald J.Munro)的学术成果.<早期中国人的概念>阐发了中国人性论中自然平等的观念和道德典范的作用,并发现了中国哲学中的行为主义倾向.<人性之象宋代的描写>侧重分析朱熹人性论中事实与价值的混合.<当代中国人的概念>研究了本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对人性的看法.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蒙罗着重分析了"帝国式的探索方式"的起源、弊端.     

建国以来孟子研究回顾

孟子及其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界的重要领域。为了使孟子学术研究在目前新的环境中深入和稳步地发展,有必要对建国以来的研究状况作一总结和回顾。第一时期 (50年代——60年代前半期)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和阶级分析方法等为指导,对孟子思想重新进行分析、评价,是这一时期孟子研究的特征。任继愈发表于1956年第18期《中国青年》杂志的《孟子》,大概是建国以后对于孟子及其思想的最早的系统评介。文章认为,孟子贵王贱霸的政治主张,其目的虽在于减轻人民的痛苦和缓和阶级矛盾,但却不符合当时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不为社会所用;“劳心劳力”所包含的社会分     

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孝本论”与“仁本论”

在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内部围绕仁与孝的关系出现了"孝本论"与"仁本论"的不同。《孝经》作者从为天下立法的高度,将孝论证为"天之经""地之义"和"民之行",孝跨越父子血缘亲情边界,向陌生人社会无限扩张与蔓延,衍变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大经大法。在社会政治领域,孝被论证为政治伦理,产生了"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等观念。然而,建基于"孝本论"的政治理念,有可能使儒家思想成为为"家天下"专制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孟子"仁本论"的初步建构,可视作对《孝经》"孝本论"的批评与反拨。孟子从心性论的角度证明仁内在于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仁是体,孝是用,在"亲亲""仁民"和"爱物"三境界中,孝只是仁本在家庭伦理中的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不忍人之心"是"不忍人之政"的道德基础和内在精神。随着孟子"仁本论"的建构,标志着"孝本论"被逐渐淡化。汉唐以降,历代大儒皆自觉尊奉"仁本论",并从不同哲学层面加以论证。孟子"仁本论"的建构对于儒家主流思想的确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