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什么与谁来传：对朱子“道统论”的两点辨难

学界围绕朱子“道统论”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争论是“道统”内容上的“传什么”之争。朱子提出“道统论”的目的在于凝定儒学主题，他区分了前贤对于“传什么”的“创立者”与“传述者”之不同，认为“创立者”决定“传什么”的内涵，而“传述者”则在“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传播之。“传什么”的创立遵循“继天立极”原则，“传什么”则紧扣理学的主题。第二点争论是“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争，焦点在于周敦颐是否可入道统谱系。“道统论”这两点争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概言之，朱子有意将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但缺少强有力的证据来坐实其主张。     

朱陆“心学”及其异同的几点观察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     

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关系新探

正德九年朱陆之辩是发生于明代正德九年至十一年的一场学术争论,这场争论发生于崇陆的阳明一派与尊朱的魏校一派之间,是明代中后期朱陆之争的两种不同形式的表现。《朱子晚年定论》是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争论内容的深化,相应地,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也为《朱子晚年定论》之作提供了理论与舆论准备。正德九年朱陆之辩构成了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成书背景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与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写作时间的重合;一为正德九年朱陆之辩与《朱子晚年定论》在主旨、内容上的一致。     

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明清之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显题和主线。“王学护法”毛奇龄积极介入和回应此全国性学术议题，成为转移一世学风的学者。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毛奇龄用力最勤、用心最笃、体例多样、诠释独到的《大学》注本切入，最能极致地显豁经典诠释与明清之际“朱、王之争”这一学术思潮的生成与互动。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从文本和义理两面介入“朱、王之争”,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诚意”地位和重释“知行合一”为旨趣，显豁出逆时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动的“尊王斥朱”的鲜明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更新和挺立日益衰败的阳明心学，推动心学从脱略经典、一任本心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拔擢方兴未艾的汉学，既纠补凌虚蹈空的阳明心学，亦为乾嘉汉学的崛起起到开山之功。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不仅展现出由经典诠释重构思想义理的“依经立言”之学术传统，也映照出时代思潮“朱、王之争”在经典诠释中的应用和落实，成为推究明清之际王学阵营应对“朱、王之争”学术思潮的典范个案。     

程敏政“和会朱、陆”思想及其影响

“朱、陆异同”问题的争论是宋明学术史上的重头戏。“鹅湖之会” 开了和会朱、陆的先河。在和会朱、陆历程中,徽州学者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郑玉认为朱、陆之学各有优劣,应取长补短;赵访认为朱、陆思想“合并于暮岁”;程敏政提出朱、陆“早异晚同”说,并著《道一编》论证之,其思想影响王阳明及其后学,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程敏政关于朱、陆“早异晚同”的思想,在和会朱、陆历程中起到承前启后、引导学术走向的作用,但朱、陆“晚同”思想并不符合朱子晚年思想实际,表现出程敏政援朱入陆的思想倾向。     

易学与《中庸》《孟子》的交锋——从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切入

宋明理学与经典关联紧密，经典义理与理学家的阐发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交织意味着被解释的经典本身的思路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家的洞见都是哲学的主体。先秦经典之间存在分歧，但理学家试图将群经统为一贯，使得儒家哲学内部存在分裂与统一的对拉力量，因此需要以一种理路为“解释主轴”来统合其他经典。朱子与象山分别以易学与《中庸》《孟子》为主轴，“无极太极之辩”正是二者交锋的集中体现。朱子坚持易学本体论结构，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天理，这种结构源于《易传》的道器之分；而象山则从《中庸》《孟子》心性论的贯通性出发，认为极就是中，无极就是无中，因此“无极而太极”必非周子本义。朱陆之辩也与四书升格运动的高峰相耦合。儒家哲学的内在张力也是发展的动力之源。经典与哲学的互动为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朱学抑或陆学：宋濂理学思想新论

宋濂不只是文人、史学家，更是以继承孔、孟、周、程、张、朱一系道统为己任的真儒，他有精深的理学思想。宋濂的学缘师承可上溯金华朱子学和吕学，他的理学集中体现在《三问对》中，该著作对理气、太极阴阳及仁说进行较系统阐述，深受朱子影响。由于受佛学及陆学启发，宋濂有独特的心学。他从儒佛比较视野，强调“心含众理”及“无形之心”的一体感通意识，与陆九渊的心学有很大差异。宋濂理学既非陆学，也非陆王心学的过渡，而是元末明初朱子学的集大成，是宋明理学史上的重要环节。     

论朱张“未发之说”之辨与“己丑之悟”的关联

代表朱子“中和新说”的文献中暗含有对张栻“未发之旨”的回应。朱张之间的互动从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开始，直到朱子给张栻的书信《诸说例蒙印可》为止，贯穿了朱子“己丑之悟”的整个过程。张栻“未发之旨”的要义包括“心之昭昭分为已发”和“喜怒哀乐之中与寂然不动不同”两点，而这极有可能是触发朱子与蔡元定1169年中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     

从《大学古本说》看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

清初庙堂理学的典范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不休又至关重要的学术议题。以李光地逝前二年(75岁)所倾心撰写的《大学古本说》为考察对象，可为这一问题的判释提供新的解读视角：在《大学》版本上，他尊奉古本而反对朱子改本；在“格物”诠解上，他驳斥朱子格物补传，收缩格物指向；在“诚意”释义上，他以“意”为“心之主”来反驳朱子的“意”为“心之所发”,并以“诚意”取代“格物”作为《大学》一篇之要；在学术特质上，其《大学》诠释表征出“融通汉宋”和“兼采朱、王”的面向，融入和强化是时学术思潮。由此可见，李光地对朱子学的态度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羽翼不二，更非是游移不定，而是秉持“发明道理，不为人也”的释经原则，对朱子学当批则批、当补则补，显豁出其尊朱而不述朱的学术态度。     

“格物致知”还是“致知格物”?——宋明理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发挥与思想分歧

"格物致知"语义甚丰,程颐、朱熹将其解说为"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有将"理"与"心"分作两件的危险,故遭到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反对。陆象山和王阳明都坚持"心即理"。"心即理"在陆象山那里主要是理不离心,"无心外之理",而在王阳明那里,更有"心即是理",所以他于"心外无理"之外,更提出"心外无事"。与程朱不同的是,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解说成"致知格物"。而"致知格物"实则就是"致良知",就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阳明心学虽然维护了"理"与"心"以及"致知"与"格物"的一贯,但却导致了"致知"在"格物"之先这一明显不合《大学》所言序次的尴尬局面。经典诠释如何在忠实原意的条件下又有创造性的发挥,真是一个大问题。     

程敏政、程曈关于“朱、陆异同”的对立及其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 ,在“朱、陆异同”的争辩中 ,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和会朱、陆”的“定论” ;陈建的《学艹部 通辨》则是朱、陆学术相异的“定论”。其实 ,在王阳明和陈建之前 ,徽州的新安理学家程敏政、程业已形成上述两种观点 ,并且直接影响王阳明和陈建等人。即是说“朱、陆异同”的两种“定论”是程敏政、程所作。     

李二曲调和朱子与陆王的方法

“朱陆异同”或“朱王异同”为中国儒学史上一重大课题 ,许多思想家都在这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明末清初著名的关中大儒李二曲也在这样的传统中以自己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综观二曲的著作 ,他主观上是想调和二者 ,取长补短。可是笔者将尝试证明 ,朱子与陆王的不同 ,是本质上的 ,并不是调和就能够解决的。二曲企图调和二者 ,必然会有所侧重。表面上 ,他是以陆王为主 ,朱子为辅。可是只要我们仔细探讨 ,就会发现 ,其实他的思路还是朱子的思路 ,只是他并不自觉就是了     

陆世仪“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时代意义

朱子的格物穷理说自经明代阳明心学批评后,其理论基础及实践方法受到了极大挑战。陆世仪处朱子学式微之际,学宗朱子,如何面对异说之兴,阐释朱子格物穷理说之方法与目的,成为一重要时代课题。陆世仪揭示"物格则无物",抉发朱子之"格物所以明此心"的究竟目的,以回应王阳明对朱子格物说为"务外遗内"之批评,又阐述天人物我原是一理之理论结构,主张"由分殊到理一",以巩固朱子"理"概念的最高规范性,同时批判阳明"心即理"说的主观臆度以及以"致良知"取代穷理思想的偏颇性。陆世仪的论证依据,虽不外朱子之既有观念,但充分反映了时代需求,也表现了其个人对朱子理学之实践心得。其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效果,在对抗阳明心学目的下,显示了清初朱子学发展之一重要侧面,对了解该时代的思想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传经与传道：孔庙从祀制度与经学变迁——以董仲舒从祀孔庙为例

孔庙从祀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政教制度之一。这一制度起源于周代四学之释奠礼。孔庙从祀自东汉明帝发端，以七十二弟子从祀孔子，可谓传经与传道的合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尊孔揖颜，以颜回配享，开始重视传道之儒。唐代孔庙从祀正式制度化，并确立“传经之儒”的主导地位。自北宋开始，“传经之儒”地位逐步动摇，传道之儒兴起，而至南宋理宗起，孔庙从祀逐渐以传道之儒为主。元代确立朱子之极高历史地位，科举考试亦以朱子理学思想为准绳，重视传道之儒。董仲舒于元代从祀孔庙，固然与时儒的鼎力推荐相关，而与朱子理学宰制有元学术支配权关系尤为密切。董仲舒于明洪武年间复祀孔庙，包括后来嘉靖改制，贬抑汉代传经之儒，而董仲舒未受影响，以及其位次于清代有进一步提升，皆与明清二代重视传道之儒密切相关。     

论张九成“仁即是觉,觉即是心”的思想及其意义

张九成在二程和谢良佐的基础上提出“仁即是觉,觉即是心,因心生觉,因觉有仁”的思想。以觉为心的本质属性,将心与性(仁)连接起来,一方面解决了仁性从潜在到现实何以可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将心(或觉)上升到了本体的高度,心之所以在造化和认识宇宙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完全在于心之“觉”,从而开始了心学的创立。因为以心为本,所以他强调“正心”之学,以唤起时人麻木的心灵。张九成“觉即是心”的思想无疑受到了禅宗的启发,但因此断定其学为禅学却是不恰当的。正确认识张九成的“仁即是觉,觉即是心”思想,对于重新认识心学具有重大意义。     

禅宗与宋明理学的“光景”说发微

“光景”是佛教和宋明儒学的工夫实践中值得重视的工夫阶段和心灵景象。本文以儒佛比较的视域，探讨不同论域中的光景义理与实践问题。禅宗中的浅层光景属于未离前六识的昭灵禅，深层光景属于破除第六识的明心禅。彻底打破光景，方能离识见性。在宋明理学中，朱子对光景的批判具有中肯之论，他全然否定光景的原因在于，主敬穷理的工夫进路难以与立根心体的工夫方式及体认内容相应。阳明学的光景说按体认层次分为三种：情识冒认的感性心态、心体初步呈现的“光景”、静中深层心体呈露的“端倪”。本文尝试阐述后两者的内涵、正面意义及局限，以期厘清学术史上对光景说的含混解释。     

宋代儒佛之辩中的“心”与“觉”

心性论是宋代儒佛之辩的核心议题，本文以儒佛共用的概念“心”与“觉”为核心，从禅宗和理学两方面分析儒佛差异，重点关注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儒者在辟佛时所针对的禅宗思想和儒佛之辩的根本原则。在“心”与“觉”的问题上，儒佛之辩的重点在于觉、心、性三者的关系和理路，尤其是禅宗中以知觉为佛性的思想。是否向上一提，有超越“心”与“觉”的最高本体——天理，成为理学与禅宗的根本差异。鉴于程门后学中出现轻视形上本体，强调发挥心之知觉作用的思想倾向，与禅宗单讲觉、觉悟之心有相似之处，因而南宋儒佛之辩的重点转向了儒门内部的思想清理。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程敏政的朱、陆“早同晚异”论及其历史意义

在宋明理学史上，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出了名的，且影响深远。然而，阳明此书中调合朱陆的思想并非无源之水，自有所本。据笔者所见，略早于阳明的程敏政即为其先驱者之一。程敏政（１４４６—１４９９）字克勤，休宁（今属安徽）人，明代著名的朱学学者。他自诩为程子后裔，又每以生在朱子之乡为荣，衷心尊崇朱熹，故其一生极意于朱学，自谓：“仆性迂辟，而独喜诵朱子之书，至行坐与俱，寝食几废，窃幸稍窥一二，以自得师云尔。”（《篁墩文集》卷五十五《答汪佥宪书》）在朱学极盛时代，他颇感觉到了时弊，深忧“近世学者类未探朱…     

通向“世界”的中国哲学：路径与反思

<正>一作为原初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开启、转折与发展,是在“天下”的视域中展开的,而“中国”作为“天下之中”的信念,让中国哲学家始终有一种“大道在兹”意识。与今人对“不可通约”的问题意识之敏感不同,在古典中国思想世界之中,旁通纵横、气吞六合始终是哲人的基本精神抱负。用《中庸》的话说：“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陆象山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