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朱子鬼神观管窥——以生死、义命和理气为中心

朱子鬼神观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学界对此关注尚不够。本文以朱子为中心,上溯至二程与张载以至孔孟,着意区分朱子鬼神观的多层次与多侧面,从儒家富于人文理性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考查朱子对生死的态度及其对义命学说的新见。在论述朱子以理气学说阐释鬼神观时,指出朱子反对"安排布置"之论与反对"设教"说,这些须在辟佛背景下方能体贴出其本意之所在。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宋代法律与风俗的冲突及其化解——以“士庶丧葬法”为中心

宋代处于传统社会转型期,以儒家伦理为指导思想的国家法律与民间风俗常有冲突,并尤其体现在士庶丧葬领域。面对冲突,宋代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严格的"士庶丧葬法",另一方面以和缓的方式执法。宋代"士庶丧葬法"包括律典正文、士庶凶礼和应时诏敕,其核心原则有三:明棺椁土葬之制,复士庶丧葬之礼,严丧葬逾礼之刑。作为执法主体的宋代士大夫则在深入体察丧葬违法逾礼社会原因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化解丧葬法律与风俗冲突的办法,力行重建与儒家礼法相适应的宗法秩序和乡里关系。经此努力,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法律与风俗冲突发生的社会基础,并使赵宋以降的丧葬法律与风俗逐步走向融合。     

《鬼神之明》与东周的“多元鬼神观”

相比于墨子以"明鬼"这一主题用许多篇幅构建绝对的鬼神信仰来说,上博楚简第五册中<鬼神之明>对鬼神之"有所明"与"有所不明"的言说则篇幅很小.虽然如此,但它却提出了一个既不同于墨子也有别于孔子的颇有特色的"鬼神观".这一"鬼神观"在肯定"鬼神"存在的前提之下,揭示了"鬼神"在施行赏罚上的盲点和不一贯性,这是对孔子儒家和墨子信持鬼神能够普遍"福善祸淫"或者善恶因果报应观念的一个明显修正,称得上是存疑的"二重性"的鬼神观,从而为东周子学的"鬼神"观念增添了新的色彩,甚至可以说由于这种"鬼神观"的出现使东周的鬼神信仰呈现出了多样或多元性的局面.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从"三代"宗教到东周宗教所发生的具体转化.在此,我们关注的是<鬼神之明>"鬼神观"的独特性以及它在东周鬼神信仰世界中的位置.     

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以朱子为枢纽重新考察儒家义利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朱子认为,《孟子》首章处理的是"义心"、"利心"问题,是在反"利心",但这又不是无法保证后果的"动机论"。在朱子,儒家的这种旨趣,是基于儒家对于义、利的理解以及"义生利"的洞见的,儒家义利观的全面表述应该是:义主合当,不但内在于心,而且外在于事物本身;利则首在各得其所、次在人伦牢固,财用之利,顺此而定;在事物本身,义生利而本末一贯;连人心而论,义心务本而有助于利益自本之末地健康生出,利心逐末而将自末之本地反噬义利;处事之要,在于"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曰利"之方,当为"罕言"。     

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以退溪辨斥为主北大核心CSSCISSCI

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著名朱子学者,被称为"朝鲜的朱子"、"东方百世之士"。他是严正而系统地辨斥阳明学的第一个朱子学者,拉开了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本文首先分析《传习录论辩》中的"至善"论辩和"知行合一"论辩,检讨李退溪辨斥阳明学的具体内容。然后采用"庄敬本体"和"悦乐本体"的图式,说明李退溪排斥阳明学的原因。退溪认为,根据朱子学,可以实现他所想的为圣之学,故反对阳明违背朱子的格物说而建立"心即理"。尤其是,退溪以庄敬心体反对阳明的悦乐心体以为放荡,"类禅"。这样,阳明学被退溪学激烈批判,在韩国迟迟不振,几乎没有机会给韩国儒学添加悦乐本体的传统。     

义利互斥，还是义利交融 ——张栻义利之辨重探

张栻大举义利之辨,旨在指引人们克除不当利欲从而尽心知性、成就人道。因此他紧扣人之道德心性,立足于应然的层面及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双重视角,注重从"意之所向"即人的内在动机上,以顺性之无所为者与逆性之有所为者精微地界定和分判"义""利",由此凸显二者的紧张与冲突,并为守义制利的工夫实践奠立根基。此所谓"利"特指与理义相对的负面价值取向。他并未否定人的一切利欲,而是充分肯定了合理利欲的正当性,并认为一切合理的利欲都是理义本身的发用和表现。就此而言,张栻也有义利统一、义利交融的思想。对于如何守义制利,他主张"敬"(存养本心)"恕"(推扩本心)双修,即反己与外推相结合。由于学界对张栻理学中"义利"的广狭二义未加明确区分,以及未能确当理解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论,以致其义利学说的真实意涵与特质难以得到确切显明。     

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以朱子为枢纽重新考察儒家义利观

朱子认为,《孟子》首章处理的是"义心"、"利心"问题,是在反"利心",但这又不是无法保证后果的"动机论"。在朱子,儒家的这种旨趣,是基于儒家对于义、利的理解以及"义生利"的洞见的,儒家义利观的全面表述应该是:义主合当,不但内在于心,而且外在于事物本身;利则首在各得其所、次在人伦牢固,财用之利,顺此而定;在事物本身,义生利而本末一贯;连人心而论,义心务本而有助于利益自本之末地健康生出,利心逐末而将自末之本地反噬义利;处事之要,在于"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曰利"之方,当为"罕言"。     

孔子“义利之辨”发微

"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乃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衡估与裁断"利"的问题。具体说来,由孔子所开启的"义利之辨"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     

朱子“实理”思想的四个层次——兼论朱子“实理”视域下的辟老与辟佛

朱子的"实理"概念,立足于佛道两家虚空之理的对立面,以"实"来重点强调"理"原本所具有、但又隐含着虚化危险的伦理价值规定。从万物存在之终极根据与意义的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一至善的德性;从万物存在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具体的人伦规范与道德原则;从禀受于天而得之在人的性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从"实其实理"的修养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于日用常行间着实做工夫的道德践履。朱子从"实理"概念出发,对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理学"理气"论与后期中医学

理学理气论对后期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理学的启导,后期中医学强调对医理的研究.但是由于中医学与理学属于不同的两门学科,二者在深层上对理气的理解是不同的.医学所探讨的理是医理、人体生命科学之理,而理学所探讨的理主要是道德之理、社会之理.由于理学的价值立场,在理气观上存在着褒理贬气的倾向;而中医学恰好相反,是重理宝气.在理气关系上,中医学继承了朱子的理气不分先后论,主理气合一之学.朱子的理本论在认识论上发展为中医学对理的重视.在学理上中医学重理宝气,理气并重,而理学的褒理贬气导出的伦理学上的理欲之辨对中医的养生、发病与治疗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养生与养德的必然联系.     

未能安仁须学利仁 ——以朱子对“知者利仁”的诠释为中心

历来对"知者利仁"诠释的分歧都比较大,主要有"借仁济私"和"以仁为利"两种诠释。朱子认为"利仁"是指:真知仁之可好而必能行之。针对自以为达到"安仁"境界的狂妄者以及为一己之私而放弃仁义的假儒者,朱子认为只有做到"利仁",坚持做克己复礼工夫,才能有望达到安仁境界。朱子主张"未能安仁,须学利仁",对当今志于儒学的人来说应当有所启发。     

"智者不惑"的道德意涵

"智者不惑"是先秦儒家尊崇的君子三大德行之一."智者"之所以"不惑",并非仅仅因为具备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能力而能知物识理,而是更多地指具备人事活动领域的道德理性而能明善祛恶,它主要体现为:明是非、辨善恶,贵知己、善识人,知当务、识时势.正因为对明善祛恶之智的强调,促使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成人之教",而有异于西方的"爱智之学"."智者不惑"蕴含的人文内涵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过于倚重科技理性之风,是以真善美为底色、崇尚人的全面发展之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义”“利”“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     

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栻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论"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诸子的义利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它们在本质上具有"义利合一"的社会价值取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传统社会的"义利之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义"的确立来设定个体利益获得方式的评价标准."义"是社会交往的抽象原则,而"礼"则是"义"的具体化."礼"是通过"分"来实现的.将"礼"的规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公布即是"法".在传统社会中,"礼"相对于"法"来说具有指导性地位."礼"与"法"实质上是对"利"的一种调整机制."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与展开对于当代中国的道德与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礼制、道德、礼节──简论“礼”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中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在数千年的历史里，礼，一直是治国理民的重要法宝。尽管礼衍生出吃人的礼教，因而留下了极坏的名声，但只要我们平心静气地对礼进行考察，就会看到礼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它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礼起源于祭扫。《说文》：“礼，履也。所以事鬼神而致福也。”《礼记·礼运》：“夫利之初，始清饮食，其播黍婢豚，汗尊而杯饮，贵停而土鼓，犹可以致敬于鬼神。”人们祭把天地鬼神，是希望得到天地鬼神的福估，从而使自己在与自然和其他部落竞争中获胜。为了表达对天地鬼神的忠心与虔诚，人们便不惜耗费心…     

取法程朱,辨乎阳明——吕柟的《孟子》学及其思想意义

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柟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从象山三解“艮背”看其心学义理之展开

象山之心学,可以其三解"艮背"之说为纲,来揭示其义理的具体展开。其一解乃是批判伊川所解"艮背",实则初步提掇己学之规模;二解乃借批判程朱欲起说从而全面展开其心体,在本体论上去程朱道体直贯性体而代以直贯心体,否认性体之存在;在欲起说上截断程朱"天理—人性—心感物—情欲"之体系,而代以病在人心之说;在工夫论上以"辨志(义利之辨)—复本心—辨志(立其大)"之体系取代程朱"变化气质"之说;三解则以"任理"对其独任心体之弊予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