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对康有为著作的侧重、解读和态度变化

梁启超好史,尤其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情有独钟。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对康有为的关注自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南海康先生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介绍、宣传涉及方方面面。就对康有为著作的解读来说,梁启超始终侧重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而很少关注其他著作。如果说对这三部著作的侧重、解读奠定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整体评价和历史定位的话,那么,其中的态度变化则生动再现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与康有为思想的差异。     

康有为《论语》观析论

晚清今文经学家极为重视《论语》,致力于贯通公羊学与《论语》,以申发《论语》蕴含的微言大义。康有为继承了这一传统,在《论语注》中以孔子改制及三世说阐释《论语》,康有为以刘歆与曾子为两大对话系统,极力清除二者对《论语》施加的影响,以还原孔子思想的原貌。康有为将《论语》视作受到刘歆伪经影响的曾子之学,乃抑《论语》之经为曾子一家之学。     

论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

近代哲学家对《论语》倍加关注,康有为、谭嗣同也不例外。近代哲学家对《论语》的审视和解读既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展开,因而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又受制于各自的哲学观、国学观和文化观,因而呈现出差异性。一方面,作为《论语》的近代视界,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带有与生俱来的时代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两人对《论语》与孔子、曾子关系的认识呈现出明显分歧,对《论语》在孔学中地位的认定和对《论语》的评价相去甚远。康有为、谭嗣同秉持不同的范式解读《论语》,建构了不同形态的《论语》观。     

《孔子改制考》与《知圣篇》之比较

<正>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写作了两部轰动当时思想界的著作,一部是《新学伪经考》,另一部就是《孔子改制考》。《孔子改制考》本于经学家廖平的《知圣篇》。由此而有比较两书异同的课题的提出,这是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前贤虽有论述,但语焉不详。所以,很值得认真探究一番。一廖平一生经学思想六变。《知圣篇》只是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此书成于1888年,原稿已不存。今存是17年后,经廖平数次修改的本子。与原稿相较,今存《知圣篇》不惟有经学第二变的内容,而且有经学第三、四变的论述。康有为据以著作《孔子改制考》的,是1888     

康有为视界中的二程

关于康有为视界中的二程,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审视维度、学术归属、思想解读和态度评价。就审视维度而言,康有为是最早将二程纳入近代哲学视野的哲学家。二程在他那里的境遇与大多数国学人物的情况类似,集中出现在其戊戌维新之前的早期思想中。就学术归属而言,康有为对二程的思想来源和身份归属津津乐道,与其热衷于考辨中国文化的“学术源流”密不可分。就思想解读而言,康有为注意到了二程的义理、中庸和变化气质方面的内容。就态度评价而言,康有为对待二程的态度取决于他的孔教立场,给予二程的评价褒贬参半。康有为的二程观信息量丰富,对于体悟康有为的国学观以及宋明理学观提供了有益资源。     

论朱次琦对康有为思想之影响

朱次琦宗法程朱,学溯孔子,治经平章汉宋今古,无门户之见。康有为早年治学基础的建立源自朱氏,其对理学的体认也受到朱次琦的影响,《教学通义》即为一例。二人对待《春秋公羊》与《春秋左传》之态度有异有同,朱氏辨今古利弊,康有为则尊今抑古;但康有为能体贴今古文学术脉络,进以通古今之变,建立学术经世救国抱负,朱次琦有推手之功。康有为出入佛学、西学,晚年却选择回归儒学,亦与朱次琦独崇孔学的学术宗旨相一致。     

读《易传》札记

一、《易传》产生的时代 《易大传》七篇,汉人以为孔子作。《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易传》作于孔子说,宋儒王景山、欧阳修已疑其非是。至晚清以来疑古学起,此说更遭否定。康有为认为《易传》为刘敬所伪作（见《新学伪经考》）,顾颉刚谓《易传》之作,最早不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见《古史辨》第二册）,高亨先生则以为作于战国时代（见《周易大传今注》）。按,康氏乃纯骋臆说,学人…     

老庄、黄老、仙道——《抱朴子》思想的再认识

老庄道家是道教的理论来源之一,道教学者葛洪总体上对老庄持维护态度,但也在生命观和政治观上对老庄提出了批评。通过认真辨析《抱朴子》中"道家"和"黄老"的内涵,以及葛洪对老庄道家的态度,可以看到葛洪的道教仙学既批判地继承了黄老之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黄老之学,这是葛洪道教仙学的独特性所在。     

论梁启超的易学思想

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早年以易学为"魂学""天人相与之学",笼统地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其思想是孔子人生与社会理想的终极归宿。1918年后的梁启超,对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作了逐步深入的分析,最后认为《系辞》而下为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间的孔门后学(思孟一系)所作,皆与孔子无直接关系,目前可以相信的只有《彖传》《象传》为孔子作。结合柏格森、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观念,梁启超对《易传》哲学作了初步探索,他以"流动哲学""数理哲学""自然法""归纳法""因果律"等现代学术范式来诠释易学哲学,确有其精妙之处。他对《易传》"神无方而易无体""乾元统天""继善成性"等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梁启超是近现代易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他对冯友兰、熊十力等人的易学观都有一定的影响。     

论章太炎评孔子

章太炎在投入政治活动初期,对孔子持褒的态度,说孔子是中国破除鬼神迷信的第一人,称之为"独圣",目的是要反对康有为尊孔设教、降低清朝皇帝的权威以及开启民智等;走上革命道路后对孔子一度持贬的态度,目的是要把被康有为推为至尊的孔子拉下来,以反对改良,坚持革命。这一时期,他对孔子的褒贬皆出于表达政见的需要,而不顾真实的孔子是怎样的。中年以后对孔子的评论渐趋于客观,不再作违背事实的褒贬,而是较为实事求是地指出孔子的贡献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诸方面。他后期对孔子的忠恕之道作出新的解释,是要表达他充分尊重万物的差异性的平等自由观,以反对政治压制,反对以众暴寡。章太炎的评孔历程体现了他集学者、革命家、思想家、政论家于一身的复杂身份。     

康有为排荀及其原因

康有为早年推崇荀子,将荀子与孟子一起并称为孔门战国时期的"二伯"。后来,康有为转向"美孟而剧荀",荀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变成了从内部破坏孔子大道的罪魁祸首。康有为也由早年尊荀转向了排荀。康有为排荀具有复杂的深层原因和心理动机,归根结底受制于他的孔学观。具体地说,康有为对荀子的态度取决于对荀子与孔子关系的认定,并且是伴随着对荀子与孟子的比较完成的。因此,探究康有为排荀的原因,不仅可以窥见康有为思想的变化,而且可以从中体悟荀子在近代的命运。     

论张伯英“碑帖兼容”书学观的形成

时至晚晴,"尊碑抑帖"的书学观因受康有为等人的鼓吹而盛行,但是张伯英并未受时风裹挟,在碑帖搜访和评鉴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形成了"碑帖兼容"的书学观。此书学观让其书艺也大放光彩,占据了清末民初书法史的一席之地。     

《论语》英译中对孔子文质观的误读

文质观是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翻译推动孔子文质观的跨文化传播,对解决西方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论语》是孔子文质观的主要载体,然而经典文本的文意跨越时代和文化,难免产生曲解与误读。本文拟从《论语》原典里孔子述文论质中梳理"文"、"质"以及"文质彬彬"的内涵,以期开显孔子文质观的真实要义,进而剖析两个经典英译本中的误读,发掘导致误读的原因,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以助力经典文本的跨时代跨文化有效传播。     

从经学视角看康有为的人性理论

康有为从汉代《春秋》学尤其是董仲舒之学中汲取了思想资源,建立起一套关于人性的气学论说。与此同时,他又援入西洋新知来丰富这一理论。然而,康有为对"人性"概念的理解,对"仁"的内涵的阐释,都与传统儒学发生了极大差异。重新认识康有为的人性理论,既有助于分辨康氏思想与传统儒学的关系,也为理解他的"三世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清华简与《书序》研究

新出清华简以及相关传世文献的证据表明,《书序》的成书年代在公元前289年到公元前213年之间,它既不是孔子所作,也非刘歆等人伪作,而是这一时期的儒家后学托名孔子所作。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介绍、评价和误读

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不仅将康有为称为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宗教家,而且声称康有为"宗教思想特盛",并对康有为的宗教思想予以概括和阐发。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中,他声称自己的演讲只不过是"述康南海之言"。就康有为的宗教思想来说,梁启超对孔教思想的介绍、阐发最多,态度变化也最大。从早期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亦步亦趋到后来的公开驳斥,直观地展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通过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介绍和评价,可再现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误读及两人思想的分歧。     

成为“哲学家”的孔子、成为孔子的井上圆了——近代日本“孔子教”之渊源探析

井上圆了是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代以佛学的复兴、西方哲学的引进、"妖怪学"的提出以及哲学馆(今日的东洋大学)的创立等而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实践家。他撰写的各种著作也对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的思想有不小的影响。而且,井上圆了是在"东亚近代化"的历史脉络中第一次举行"祭孔"的人物。本文试图阐明圆了对孔子的相关著作具有"分析性"和"尊崇性"两种态度,但整体而言,他对孔子的推崇具备与对其他三圣不同的额外重要性。也就是说,孔子所提倡的儒家道德哲学就是人人为了进入圆了所提出理想的"哲学界"或"绝对城"境界的不二途径。     

孔子之学:“道前定”而“行笃敬”

对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怎样立志起信,孔子尤重"志于道""道前定"。"我欲仁,斯仁至矣",人有"守死善道"之心,才有"行笃敬"的踏实努力。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追求"学行天下",一生为"求道"努力。这在孔子弟子后学传述孔子学说,编辑《论语》时体现。《论语》体现的孔子之学、孔子的追求、孔子对待"人不知"的态度,都与孔子的人生主题相呼应。     

从立公理之学到以大同立教——康有为奉孔子为“大地教主”的过程与方法

本文梳理了康有为流亡之前立学与立教的思路演进过程。他首先致力于综合全球诸教诸学,建构全球性的公理之学,并为公理之学确立"宜于人道"的衡量标准;进而指出,孔子之道最宜于人道,孔子的太平大同之学即包含了人类公理,孔子堪为"大地教主"。以此为基础,康有为主张立孔教,并在流亡之后认为,作为"人道教"的孔教在全球诸教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康有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没有直接以泰西之法为参照和标准来反思中国之学,而是经过以已知文明为基础建构全球性公理公法之学的环节,以公理公法之学为参照来反思中国二千年以来之学。这一超越性的参照也使得反思泰西之治是合理的。在敌国并立之世,如果没有这一超越性参照,对一国之学的分析和反思,只可能在与异国之学的二元对立中展开。     

庄子视界中的儒家

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著名代表,站在道家立场,批评孔子、批评儒家处甚多。透过这些批评,我们发现,庄子熟悉儒家人物,谙熟儒家著作,精通儒家思想。庄子视界中的儒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经典,以仁义为思想核心,同时,还以仁义为人性的内容。此外,庄子视界中的儒家又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仔细考究庄子视界中的儒家思想,更多地是对孟子和告子思想的概述和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