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和之道的诠释与反思

“和”是儒学之道的最高点。作为核心议题,和贯穿于儒家学术讨论的各个层面。“和”在字源上与音乐相关,其主旨有别于“同”,与德行修养、政治教化、生活实践相关联。儒家多在天人关系的语境中阐述“和”,认为天人在根本上是和谐而非对立的。依据对天的不同理解,儒家天人和谐思想呈现为两大主张:人与主宰之天合一、人与自然之天协同。同时,儒家关于和的论述并不仅仅是一种探寻形而上之奥秘的理论尝试。这一理论具有很强的化解冲突、建立秩序的实践性功能。作为一种救治方案,和道在人的领域具有人我、家庭和国家三个向度,追求一种动态的有序。     

周敦颐生死哲学探微

周敦颐的生死哲学主要由二部分构成,第一是生死态度:“今死矣,命也!”第二,生死观:“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周敦颐构筑了儒学之形上本体,又以阴阳五行之理贯之“天人”。这不仅为儒者之积极入世、道德践履的人生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从本根上确立了儒式的生死观。本文从对周敦颐生死思想的探讨进而对儒家的生死哲学进行反省,以期推动对中国哲学的思想探讨的深入。     

一性或二性：朱熹人性论争议及其缘由

朱熹人性论属于一性还是二性,学界多有争议。如要把握此争议的关键点,首先,必须既立足“理气”关系论分析朱熹人性论内涵,又要立足宇宙论或本体论、事实或价值取向等角度,去梳理心学派、气论派以及理学后学对人性论的争议。其次,魏校人性论“两个路向”可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即“生之谓性”路向,将“性与习对”,从存在论、事实层面来界定人性,形成人性论发展史的第一传统;“天命之谓性”路向,则“以性与命对”“性与天道对”“性与人道对”,从实践论、价值层面来界定人性,从而形成人性论第二传统。在把握这两个关键点的基础上,再分析一性或二性观点分歧的缘由,并在“理气不离不杂”“性即理”语境下阐释朱熹人性论。阐释结论是：朱熹人性论兼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观点,绝非“一性或二性”的机械划分。     

朱熹论“理一分殊”中的同一与差异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体现出朱熹对同一与差异之辩证关系的思考。从"理一"来看,朱熹反对空谈"理一",而注重辨析"分殊"。因为空谈"理一"会局限于抽象的同一性,这并非天理的真实内涵。天理之中固有地包含着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从表面上看是"理一"与"万理""万物"之"分殊",从本体论看则是"太极之理"与"阴阳之理"的"分殊",即"理"自身就具有内在的差异性。有差异的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结构,这一整体性的秩序结构与它内部具有差异性的事物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相互界定的关系。同一性在天理作为整体大化流行的统一体层面上,才脱离了自身在开端处的抽象性,最终成为了活生生的、具有实在性的实存。     

朱熹“理”的价值内涵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哲学是以“理”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而形成其内在联系，建立其逻辑结构的。“理”在朱熹哲学中，涵义甚为丰富，其“本体”义、“形式”义、“规律”义，学术界论述颇多，而对其“价值’议，却探讨不够。其实，“理”作为价值范畴，在朱熹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比它的“本体”义为低，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本体”义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朱熹哲学的基本特征。朱熹哲学中，“理”的价值涵义，概而言之，约有四端。一、“至善之理”是万物价值的本原朱熹以理为宇宙的本体，理…     

朱熹历史观中的“理势”问题

"理势"是朱熹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框架,他强调对待历史问题要兼理、势,结合价值与事实进行判断。理势含有内在的秩序与趋势,这与"不得已之势"只强调客观层面有所不同。朱熹在使用理势分析问题时,主张把握价值、事实两方面的当然性与必然性,即要看到"理势之当然、必然",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理导势",用价值引导现实的发展方向。总之,朱熹是在理学的框架内讨论"势",这是其理势观与以往势论不同的显要处。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朱熹与李退溪理气观异同及意义

本文认为朱熹与李退溪的理气观各具自己独特的个性,正是这种理气观上的个性促成了他们对心性理论全新的创意诠释,从而完善与发展了儒家的性理之学。二子皆是以理为本的理一元论者,在许多命题上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子理气观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气的作用和地位的理解大不相同,在朱熹,虽然从理本论角度排定理主气从,却非贵理贱气,对理气关系重在“合”;在退溪,气的重要性减弱了许多,更重理气之“分”,表现出主理抑气倾向。这些特征造成了他们对人性本质内涵的理解、规定及阐释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朱熹的“理一分殊”与和谐构建理念

基于理本论的思路和理念,为了强调理的独一无二、不可分割,朱熹对“理一分殊”展开了系统而全面的哲学阐述和理论说明。其实,在朱熹的哲学中,“理一分殊”的理念和思路并不局限于本体领域,而是始于本体领域,贯彻到人性、认识和伦理等诸多方面。正是在各个领域之间层层推进、重重叠叠的相互印证中,朱熹的哲学散发出浓郁的道德哲学旨趣和意蕴。同时,朱熹之所以对“理一分殊”津津乐道,不仅出于夯实理本论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理一分殊”传递并浓缩着朱熹的和谐理念和等级秩序的构建。伴随着“理一分殊”从本体领域向其他领域的渗透,朱熹…     

“常理”与“非常理”:朱熹死亡观念的一个侧面

为解释死亡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应对死亡所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朱熹从理气宇宙论与道德生命观出发,按照"常理"与"非常理"的死亡分类模式,一方面将"人死为鬼""人死气散"视为"生死之常理",并通过祖先与子孙间的祭祀感格弥缝因死亡所造成的人伦秩序的断裂;另一方面,又将强死为厉解释为气未散尽的非常理状态,并通过终归于散与道德生命的修养等途径予以安顿。朱熹建构了一套理学化的死亡知识体系,具有周全性与涵容性的特点,其中蕴含的儒家人文主义气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象山“心即理”说的本体论诠释

“心即理”是象山哲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其所以异于朱熹的关键所在，对它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关于象山哲学的整体把握。本文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心即理”是一个关于本体的实在论命题，同时也是象山全部哲学的逻辑基点。它不仅阐明了宇宙万物与人的存在本质的同一不二，而且阐明了这种不二之原即在于心体的本身实存。无限阔大的宇宙万物的一体化是以人的主体精神为运行轴心的，因此人的存在遂在哲学上被提升到一种至高无尚的精神境域。     

养生送死、内圣外王与事鬼神上帝——儒家人生哲学初探

儒家是三代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层次:一是人生问题,即人的生死问题,根本的一点是养生送死,具体原则是事死如事生。二是政治教化问题,即人间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这里有两点:从社会基础来说,根本的原则是亲亲尊尊;从教化方面来说,根本的原则是以修身为本,落实到实践上就是内圣外王。三是宗教问题,即人与鬼神上帝的关系,根本的一点是祭祀。事鬼神上帝不是儒家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在儒家的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养生送死:儒家人生哲学的人道情怀中国礼乐文化或者说礼教起源于什么呢?《礼记·礼运》指出:“夫礼之…     

以理论孝：儒家孝道正当性的哲学辩护

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理”既是宇宙起源之实然,又是人伦道德应然之本源。人伦道德源于天理,是天理的社会化外现。“理便是性”,仁、义、礼、智、孝等伦理道德观念先验性地包容于理本体之中,并因为“理”之先验存在而获得形而上证明,儒家孝论从而实现了“实质上的系统”．     

“家国一理”与“家国殊等”——王船山“理一分殊”视域下的家国关系重构

王船山以“理一分殊”说作为处理家国关系问题的基本视域,对朱子“家国一理”说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提出“家国殊等”说以驳斥阳明学。在船山看来,“理一”仅仅是人道“继善”的倾向性,“分殊”则是抽象的继善倾向的差异化人道实践,“家国殊等”就意味着国-天下层面的政治实践有其独立性,政治秩序的形成需要以“絜矩之道”为原则实现制度构建。船山在继承理学传统强调天人相继的连续性的基础上,申明“君子之道非天地自然之道”,更为着眼于人作为一个群类整体的“人道”秩序的真实。     

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空中楼阁”与“天挺人豪”——程朱眼中的邵雍

邵雍是宋代最重要的理学家之一,然而其人其学却饱受争议,其中程朱的评价最为全面系统。程朱对邵雍的评价大致从数与理、知与行、恭与玩、纯与杂等四个方面展开。在数理关系方面,二程对邵雍易数持轻蔑的态度,甚至拒绝与之进行易数上的交流;朱熹没有一味排斥邵雍易数,他所否定的主要是邵雍重数轻理的总体倾向,否定的理由也更具思辨色彩。在知行关系方面,二程认为邵雍其学没有可行性,朱熹则认为其识见太高以至于不肯把实践的功夫做到尽处。程朱批评邵雍玩世不恭的一面,二程指的是性格方面,认为这种"不恭"往往显得"无端",朱熹认为这是由知行脱节导致的,并发现其不恭中有恭,不规矩中有规矩。程朱批评邵雍不符合儒学正宗,二程觉得他"淳一不杂",对他的批评主要在于偏而非杂;朱熹批评其人其学杂有释道的成分。     

关于朱熹法律思想的几点探讨

一、朱熹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朱熹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律思想等等都被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而这一体系的建构基础则是其理气论和人性论。朱高所谓“理”是宇宙本体，它与气结合而派生万物，在派生万物之后又存于万物之中，成为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根据。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作为“生物之本”的“理”和作为“生物之具”的“气”结合到一起…     

论朱熹的“理生气”

《朱子语类》有"理生气"的说法,人们以为这是朱熹的观点。朱熹之理是形而上的,超越于经验现实,这便是"静"。"静"之理无所谓生死。朱熹之气是形而下者,它本身便能够生万物。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的关系是本末、体用关系,而不可能是经验性的生的关系。故理不生气。事实上,将理视为静理,恰恰体现了朱熹哲学的思辨性。《语类》记载可能有误。     

中日朱子学“理”范畴比较

朱子学精深博大,古人和今人对之研究者甚多。全面分析朱子学者有之;探求朱子学逻辑结构者有之;研究朱子学分化演变者有之。笔者在这篇文章里,着重分析朱子学“理”范畴及中日朱子学“理”范畴的异同。“理”是朱子学的核心范畴。剖析朱熹“理”范畴的建构,可以看到它具有三重意义:一是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