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

作为商业社会的首席辩护人,斯密因其正义论给商业社会的秩序来源确立了合法性而广受关注。尽管如此,学界尚未就其正义论的内涵达成一致。回到斯密的道德理论可以为此提供解答。斯密的道德理论秉承苏格兰学派以情感作为道德判断依据的传统,区分了合宜性和德性两个判断标准。体现在正义论上,就表现为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的二重奏。斯密虽然把基于交换正义的社会秩序理论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但他从未忽视德性之于一个美好社会的重要性,并一直以此来指引自己构建社会理论。斯密的正义论,不论是自然正义部分还是德性正义部分,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而实现善治而言,皆极富启发意义。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斯密论商业社会对个人道德的要求

斯密试图结合自然法理学和美德伦理学这两大传统来应对商业社会的道德问题。从社会的需要和人性的限制出发,斯密将交换正义的遵循看成商业社会的底线伦理。在斯密看来,仁爱这一原则只能够作为小的共同体的组织原则,而不足以支持商业社会秩序的扩展。相反,交换正义的底线伦理所搭建的社会不仅能够实现普遍的丰裕,而且可以内生出勤勉、友善等美化社会的德性。然而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斯密发现:一方面,即便这一底线伦理的践行也需要从个人德性方面获得更多支持;另一方面,正在遭受扭曲的自然自由体系需要得到更高的德性的捍卫。为应对这些问题,斯密对商业社会中公民的道德发出了关于审慎之德的两重呼吁,一重针对普通人,一重针对可能的政治精英。     

财富、幸福与德性——读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财富、幸福与德性构成人的本质发展的永恒主题。财富是人们安身立命之基础,幸福则是人关于生活意义的体悟。作为基础的财富构成体悟的对象,幸福的体悟能力则蕴涵着人们对财富创造、分配和消费意义的评价和选择,具有不同评价选择能力即德性素质的人将勾勒出财富与幸福之间复杂关系的不同的曲线图。一财富与幸福的背离现象坎贝尔(Compbell)等人关于“美国人的生活质量”的研究(1976)发现,在可能影响生活满意度的12种因素中,经济地位排在第11位。而金(King)和纳帕(Napa)则发现(1998),在影响幸福指数的各种因素中,金钱只起到1/5的作用,在构成…     

好人存在方式的论证与目的论的恢复——兼谈赫勒对麦金太尔道德理论的承续与展开

通读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和阿格妮丝·赫勒关于道德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可以发现赫勒在恢复目的论的过程中深受麦金太尔的影响，她立足于现代人双重偶然性的生存境况，通过论证好人存在的方式，承续了麦金太尔的力图恢复以美德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目标，展开了麦金太尔提到但未完全充分探讨的问题。赫勒通过修改麦金太尔没有讨论的亚里士多德目的论框架中的三个要素，尝试在现代社会恢复人的目的；与麦金太尔同样，她通过重新阐释美德概念，重拾起了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主要美德；与麦金太尔从“探寻”的角度重建现代统一的道德自我这一美德的载体不同，赫勒通过对依据普遍性范畴的存在选择的强调，重建了这一美德的载体。     

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何以可能——基于美德伦理的道德机器学习

现实道德情境的复杂性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深度应用构成了极大挑战，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算法“自上而下”的路径无法成功应对这一挑战；相反，美德伦理“自下而上”的路径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具体来说，美德模范的“仿效”式学习和注重道德经验的“实践智慧”既保证了道德决策的情境敏感性，又确保了复杂情境道德决策的可靠性。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种“自下而上”的美德习得路径与一些机器学习方法高度相洽。因此，美德伦理可以作为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伦理基础。     

孟子德性论的思维理路与儒家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从性、天统一的德性论,到“德教”、“成德”的德性生成论,再到以德行仁的仁政学说,呈现出了孟子道德形上学的基本理路和环节。这一思维理路反映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

我国伦理学界近来关于德性(美德)伦理的研究,当然有其社会和伦理学发展的国内背景,但毕竟还得益于来自当代英美伦理学"德性的复兴"之推动,这就提出了"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问题。西方德性伦理学首先是在英美伦理学界实现"复兴"的,其实质是要求道德生活更具体化、更人情化,更重视个人德性及其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其形式可以概括为"行为分析中的德性伦理学"。但是,鉴于现代化的尚未完全实现,对于发展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德性伦理学"更为重要的则是麦金太尔的"现代性批判中的德性伦理学"。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美德经济学”与“哥白尼革命”：陈焕章儒家经济学的性质与定位

自曼德维尔提出“私人的恶德，公共的利益”的悖论后，美德因妨碍经济发展而被驱除。亚当·斯密尝试给自利自爱正名，但仍未给仁爱的经济意义正名。陈焕章认为缺乏道德根基的放任主义只给强者带来利益，必致社会分裂和崩溃。为了阻止经济的去道德化，陈焕章认为社会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并建构了以美德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学。向善的人性预设、美德主导分配、政府调节、适度竞争是其经济学的主要特征，这一新形态的经济学可以称作美德经济学。陈焕章美德经济学虽显粗略，但在理论上重启了经济的道德化进程，并与数十年后兴盛的经济伦理学和社群主义遥相呼应，可以说潜在地具有引发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得不甚清楚,在中西方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在"互镜"中寻求"合作"——现代性视域中的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之争

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道德危机,尤其是在解决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生存论问题上,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亟待从理论层面加以澄明。对之把握,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抽象思维,立足现代道德生活的完满诠释与理解。现代道德生活既追求社会秩序,又崇尚道德理想,希冀幸福生活。由此,现代道德生活既需要能够守住道德底线的规范伦理学,也需要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热烈追求的德性伦理学。不管是规范伦理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还是德性伦理从主体内在阐发的幸福期待,都旨在回应现代人道德生活的重大问题。     

亚当·斯密与"亚当·斯密问题"

一“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与斯密的自相矛盾1.“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亚当·斯密问题”即关于亚当·斯密的人性自利与利他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源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他们认为斯密最初在《道德情操论》中主张同情或利他是人的本性,而在后来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却改变了对人性的看法,转而把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或自私,由此造成了《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对立。从学术思想产生的宏观历史背景来看,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落后的德国与先进的…     

德性·知识·人格——论唐君毅“本心德性论”的建构理路

“本心德性论”是唐君毅哲学思想的理论根基。在形上学的意义之下，唐君毅所论的“本心”得以全幅开展。于是，德性借仁德(“至善”)之设定，描述了自身道德的原因性；德性对知识之规范，展现出道德价值的交互性；德性立成德之目的，赋予了人格塑造的理想性。通过三个层次的分析，唐君毅给出一个充盈着道德理想的哲学反思历程，展示出“本心德性论”的建构理路，以期在直面现代思想的困境和挑战时，能够动态开放地重塑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     

墨子“贵生”的伦理机制及其现实意义

墨子以“天下莫若身之贵”阐释了生命存在的伦理之义,并从“生,刑与知之处”的知性统一的视角,表达了对人之为人的自在与自为的“生”之内涵的洞察与感悟。这种感悟既是人之为“生”的一种道德境界,也是对人的“生生之道”在伦理意义上的孜孜以求。墨子对“生”的追求强调在普遍意义上的德性之欲,故而以“兼爱”为机制,在“兼”的社会化过程中来表达对“众之生”的尊重。所以,“兼爱”是墨子实现“贵生”的伦理设计,“兼”体现了墨子对人生关系、社会关系应该如何的一种德性之约,确切地说,“兼爱”是实现“贵生”的社会道德要求,更是人何以“贵生”的一种伦理手段,此与当代社会的和谐建设有借鉴之功。     

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简论早期儒家的"仁"说及其现代价值

"仁"是早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并推崇的最高德性,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张的人们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在儒家学者看来,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觉地坚持"由仁义行",其结果则可为"行仁义".换言之,一个人若能够具备由"仁"这一范畴所表达的美好德性,实践由"仁"这一范畴所界定的伦理规范,其行为就会是道德的行为,亦即能获取自己圆满的人生价值.在儒家学说中,这种以"仁"范畴表达和论释的人的美德与行为规范及二者统一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与思考.因为人的德性与人的德行统一,德性是德行的基础,具备良好的德性,可导引行为的道德;坚持德行,则可以完善和彰显人的美德,正是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倡导与追求的伦理意识.而这样的伦理意识早已蕴含在儒家以"仁"范畴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仁学系统之中.     

重视德性伦理的研究——杜治政医学美德伦理观浅析

杜治政教授是我国当代医学哲学尤其是医学伦理学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直接而清晰地剖析了我国医学伦理学面临的现实危机和道德困境,提出培养医学道德要促进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结合,更要高扬医学美德伦理。杜治政教授强调美德伦理首先是医生的美德,美德具有医学伦理学母德的性质,他的医学美德伦理观为我国当代医学道德发展奠定了基础,为解决当今临床实践中的种种现实伦理问题、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有益启示。     

德性与知识——如何开展孔子启迪的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

本文从当代科学发展与道德衰落相伴而生的现象入手,阐释了中西哲学的异同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解决路径,指出中西哲学的经典范式是相通的。一方面,孔子的言论是由其弟子记录的,而苏格拉底的对话也是由其最杰出的学生柏拉图记录的;另一方面,关于德性、学问以及知识获取方式问题,孔子启迪下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采取了相通的处理方式,是双方的共同遗产。作者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一是德性的知识,即将德性作为其本质内容的知识;二是作为德性本身本质部分的知识。孔子的知识属于后一种类型,因而他拥有和柏拉图相同的德性概念。     

孟子“不虑而知”新解与良知的实现——基于德性认识论的视角

在孟子“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说中,良知一般被视为主体道德意识或道德实践等层面的内在规定,所以通常以道德德性加以阐释,以致忽略了可能潜含的理智德性内涵。转换考察进路来看,与饱含神秘色彩的“生而知之”不同,“不虑而知”以遮诠的形式寓意了良知的认知特性,以及某种消极实现方式。在德性认识论的启发下,作为一种好的、可靠的认知结果或认知状态,良知不仅蕴含了伦理意义下主体德性品质的良善,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心”之功能的良好。而良知所彰显的此种认知状态的达成,离不开主体相关理智德性的参与和发挥,“感”和“直觉”即为良知的两种可能实现方式。     

同情的进步——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文明问题

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强调道德判断的情境性和道德情感的社会生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持有一种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在斯密那里,跨文化的比较始终是可能的,因为自然合宜性构成了我们评判某一习俗的客观的、外在的尺度。文明与野蛮的差别在斯密那里并不是中性的,文明社会与野蛮民族在生活条件上的差别本身就具有重要的道德后果,而且文明的进程在道德上体现为人的同情能力的进步。斯密借助“文明”的概念表达了一种关于人性完满性的理想,这一理想使他得以对18世纪欧洲社会本身持有一种批判的立场。     

重建美德伦理如何可能——序秦越存博士新著《追寻美德之路》

“美德伦理”（the Ethic of Virtue）这一古老的道德文明样式曾经作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向度，伴随着人类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历程，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外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学观念系统中最古老而经典的伦理观念图式和道德实践图式了，当然也是中外传统文化之生存和演进过程中最重要而深刻的道德文明之构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