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耶、伊的“博爱”精神与全球伦理构建

正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秩序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指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构建全球伦理以建立良好的全球秩序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道德体系,但是道德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的需求决定了共同价值及精神理念的存在,     

论圣乐之“圣”

基督教音乐有个特殊的称谓．就是“圣乐”。用“圣乐”一词来称谓基督教音乐．确实能客观、具体地表达、体现基督教音乐的神圣性．独特性．超越性与永恒性。可以这样说,“圣”是基督教音乐的基石,离开这块基石,也就失去基督教音乐的特性与存在的意义。     

浅论伊儒会通——以王岱舆、刘智为观察点

从明末至清末,中国伊斯兰教界发起了一场以译撰为特点,以会通儒家与伊斯兰教为内容的自觉文化活动,期间涌现了许多思想家,而王岱舆、刘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王岱舆首开了会通活动,而刘智则将会通活动推向了最高潮,他们的著作,无论在会通立场、会通方法、乃至理论体系构建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为同时代乃至后代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颜元论“儒”

在历史发展中,不同的学者对"儒"给予了不同的理解。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再到隋唐,进而宋明,儒者虽然具有某些共同点,但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特征。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颜元,具有坚定的儒学信念,力辟佛老等异端,批判空疏无用的书生、文人、汉宋之儒,复周孔正学。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儒者是心系天下事,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习行"三事"、"六府"、"三物"之学、教、治,重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并具有"六艺"等技能,准备入仕为"君相百职","斡旋乾坤、利济苍生",做有用之事的实用之人。他的思想及言行对现代儒学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儒、佛、道”和“政、学、教”

因北京大学王守常教授的引荐，近日我有机会参加了首都师大东方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儒佛道交融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很有特色，富有成果，赵朴老等社会贤达专门题词，以示祝贺。我亦从中获益不浅，但是．逮着机会，我还是忍耐不住．在与会的各路饱学之土面前大声疾呼：诸位，咱们老在这里侃“儒、佛、道”交融云云是远远不够的‘这三教之外，还有个政界、学界和教界，这“三界”的关系非常值得注意！宗教界之中又以大众层面的宗教尤其值得研究！在近年国内的“传统文化热”之中，”‘儒、佛、道”已经成了“传统丈化”的代福问。似我还未…     

“补儒易佛”

作为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受儒学的影响,他对基督教学说（时人称为“天学”）的理解,是在自己已经拥有的儒学背景中展开的。因此,要了解徐光启对天学的认识,必须了解他对天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1612年,徐光启为他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写了一篇序,其中这样说道：“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     

“道圣符契”

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有一段话: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要理解这句话,必须首先确定道与圣之确切含义。《景教碑》中,此句话的前文乃是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根据文义,道显然指景教。那么,圣指什么呢?有西方学者将该字翻译为先知(prophets)。若照此理解,上文的意思即:景教和先知相处和谐。这话显然不通。     

頌“七、一”

七月一,七月一,党的谭大涎生日,三·卜八年尽辛苦;为国为民创功技!七月一,七月一,光辉历史重意义,三座大山全推倒;人民解放乐无上七!七月一,七月一,祖国到处吸杠旗,超英赶美鼓干勤,共产主义定胜利!七月一,一七月一,不落太阳照万里,人足爱党歌颂党;光荣永远属于你!頌“七、一”@馬玉暉$瀋阳銅網厂!工人~~     

论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

本文试图解答: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而发生过战争这一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理论上的内在包容性、调和性较之世界上其他宗教强烈的"排他性"更有利于避免宗教战争之发生。而帝王、朝廷的制度及宗教政策也对不同宗教思想文化之信仰形成一种外在的约束力。此外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形成的神灵崇拜多元化之传统以及各阶层之情理思维模式等都有助于儒、释、道三教相互补充、同处共存。     

论“儒释调和”

“儒释调和”,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是佛教传入中土后长达几百年间的大规模文化交流的果实,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影响很大。但这却是一个畸形的果实。由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我国历史上在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哲学、逻辑学(因明)、语言学、史学等众多领域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从意识形态发展的总体     

浅论利玛窦“补儒”

<正> 徐光启在谈到利玛窦到中国传教问题时说:“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徐光启集·泰西水法序》)利玛窦本来是来中国传教的,何以能得到徐光启“补儒易佛”的评价呢?本文侧重分析一下这个“补儒”问题。     

何以为“圣”:理雅各对“圣”与“神”的译解

在儒家经典英译的过程中,"圣""神""天""帝""仁""贤"等概念之间的理解、关联和转换,特别突出地折射出中西之间的思想碰撞。而"强为之名"的翻译似乎可以建立对应的概念系统,却未必意味着真正的"会通"。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之所以不可替代,也许恰恰由于他始终处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经典译介者的身份纠葛,从而无法"求同"的文本却成全了迂回辗转的比较和释义。就此,从"至诚如神"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从"惟曰其助上帝"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等等,在理雅各的译文中都成为"释"而不仅是"译"。这对儒耶对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孟、庄“文论”中之儒、道文学观

孟、庄“文论”中之儒、道文学观董正春先秦的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先秦文学的开启性的成就,已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清代章学诚＂文体备于战国＂之说虽显有夸大．但千里大江,起于滥觞．先秦文学对后世乃至今日的影...     

“法儒”还是“儒法”?——荀子与法家关系重估

荀子与后期法家(李斯、韩非等)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史课题。荀子对法家人物采取批评的态度,对法家的法、术、势理念也并不认同,是能守住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价值的。诚然,荀子构建的制度化礼学,包含有一种强势性和僵化的可能,所以是"大醇而小疵"。而后期法家虽然对儒学进行过系统学习,但因根本出发点的不同,反而以此为资源来排斥儒家,并建构了法家自身的理论。因此,荀子和法家之间更多的是距离感,而不是亲和关系;荀子当为"法儒"而不是"儒法"。     

“儒”源索隐——兼评何新《“儒”的由来与演变》

<正> 孔、孟学派称“儒”,乃千载定名。然而何以名孔、孟学派为儒,却并不象墨、道、法诸家命名那样一目了然。因此,对“儒”家学派的命名,自汉至今,探究者不乏其人。较早者有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五说:“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训“无”为不易之术,显然是增字为训。把“儒”源归之于“无”,殊觉牵强。自韩婴之后,汉代说“儒”者尚有许慎、郑玄、应劭等人。许慎《说文解字·人部》曰:“儒,柔     

儒佛“孝”道观的比较

在中国文化中,儒佛两家都十分讲求"孝"道,各自都有系统的有关"孝"的教义,但是儒佛两家的"孝"道观是有差别的:(1)儒家以德教为基础,而佛教以感恩为基础;(2)儒家要求子女帮助父母解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身心之困,而佛教要求子女帮助父母获得佛教的解脱;(3)儒家要求子女以"三年之丧"来表达对去世父母的"孝",而佛教要求子女以"盂兰盆会"来表达对去世父母的"孝";(4)儒家提出了"人伦父母"的观念,认为互为"人伦"关系的双方都应该发展"孝"的关系。而佛教提出了"众生父母"的观念,认为"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因而我对一切众生都必须有"孝"的态度。儒佛这两种不同的"孝"道观已经融合在一起并进入了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论庄子“三无”说及其与儒、墨、杨朱之关系

人们在解释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时,一般都或从文字学,或从庄子哲学这一“正”的角度入手,而忽略了庄子“三无说”的历史背景,即它是一种思想论战的产物,分别针对着当时的三家显学,即讲贵己的杨朱,讲功利的墨子和讲正名的孔子而发,是一种思想批判的产物,因此从这里也可看出他们之间的深刻差异。     

严锡禹:“补儒易佛”

作为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受儒学的影响,他对基督教学说(时人称为“天学”)的理解,是在自己已经拥有的儒学背景中展开的.因此,要了解徐光启对天学的认识,必须了解他对天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 1612年,徐光启为他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写了一篇序,其中这样说道:“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也就是说,传教士所传的宗教,可以补充儒家的不足,可以抵制佛教的侵袭.在《辨学章疏》中,他又说:“诸陪臣所传敬事天主之道,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诸陪臣”指传教士,他们所传的宗教,大有益于今天的社会.     

钱穆、缪钺战国秦汉间“新儒”说述论

20世纪40年代,钱穆与缪钺就战国秦汉之际的"新儒"展开讨论商榷。钱穆揭橥"新儒"之说,并从宇宙论方面揭示其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缪钺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强调阴阳家对"新儒"及秦汉思想的作用。钱穆和缪钺"新儒"说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也存在着方法论的差异,彼此又有吸收借鉴,对现代儒学研究和当代语境中的"说儒"具有重要意义。     

“圣”义及其观念溯源

“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基本观念.顾颉刚先生认为“圣”字最初只是非常普通的知识意义上的聪明义,诸种崇高和神秘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我们同意顾先生的后一判断,但不同意前一判断.我们认为“圣”字初义当为“听治”,引申为“善听”.“善听”之义也主要不是从知识听辨而是从德性意义上来引申展开的.在最早的文献中,“圣”义及其观念主要不是知识意义上的“聪明”而是德性意义上的宽容、通达(包括通神)、自制、顺从等涵义.稳定形态的“圣”的崇高、超越与神秘义及观念可能主要是春秋后的引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