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缪钺战国秦汉间“新儒”说述论

20世纪40年代,钱穆与缪钺就战国秦汉之际的"新儒"展开讨论商榷。钱穆揭橥"新儒"之说,并从宇宙论方面揭示其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缪钺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强调阴阳家对"新儒"及秦汉思想的作用。钱穆和缪钺"新儒"说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也存在着方法论的差异,彼此又有吸收借鉴,对现代儒学研究和当代语境中的"说儒"具有重要意义。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地发展,从而偏离了原始儒学所遵循的精神。本文即根据这一认识,就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偏离的问题作些粗浅论述。     

关于胡适的“儒的起源说”的新评说

“儒”在中华文化和儒学中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但在很长时间内,在汗牛充栋的著述中,有关“儒的起源问题”,却被忽略。诸多学案,与此相关。胡适是孜孜不倦的说儒者。说儒,是他学术事业的重头戏。经过２０年的研究,他终以“丰伟之论文”———《说儒》,冲在探求“儒的起源”者最前头。胡适建构的“儒的起源说”的内容体系,带有开山性质,在学界产生冲击波,引起连锁反应,历６０余年而不衰。近现代锋头人物都参与其中。他的见解,始终以其合理性和新锐性,沐浴于风风雨雨,对于推进儒学研究,颇有助益。     

从公孙弘看汉初儒墨的融合

自觉融合其它诸家学说之长,做到广采博收、兼容并包,而又有所取舍、发挥运用,是汉代儒学能够取得理论上的优势并取得独尊地位的重要原因。其著名者如陆贾纳黄老无为之说入儒,贾谊颇采法家之术人儒,董仲舒援阴阳五行入儒等已久为史家广泛注意。但开创汉代儒学兴盛局面的弃学①代表人物公孙弘的综合儒、墨,从而将影响极大的先秦“显学”─—墨学融入儒学,并摈弃其中不合西汉王朝时宜的部分却无有措意者。本文拟根据史料,探讨墨学对公孙弘思想的重大影响,并试图说明以公孙弘综合儒墨为主要中介,墨学在汉代已逐渐融入儒学之中,对汉朝…     

论蒙文通的儒学观

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以儒学为"中国文化之根柢",认为儒学从根本上说是唯物的,孔、孟之说与唯物论实不相悖,并积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工作。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认为各有宗旨而主会通。就儒、道而言,认为儒学与北方道家同源于仁义,儒家之克己复礼与南方道家心斋坐忘之学异曲同工,二程之学实出于陈抟。就儒、禅而言,两者虽截然不同——儒学为性学,重工夫,主有善有恶;禅宗为心宗,只见心体,主无善无恶,但皆主理事不二,儒可通禅并可摄禅。蒙先生的儒学观于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也谈“老子是殷商派老儒”

近又重读胡适先生在 2 0世纪 3 0年代所著的那篇著名的《说儒》 ,对其中的两个问题更感兴趣 ,即《说儒》中的第二个问题 :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 ;第六个问题 :论老子是正宗的儒 ,并且是个殷商派的老儒。胡适当时发表这些观点时 ,由于与其有关的考古文物资料尚未发现 ,学术界怀疑者有之 ,反驳者有之。但胡适先生很自信 ,他在《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自序中说 :“《说儒》一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新鲜的看法 ,我自信这个看法 ,将来大概可以渐渐得着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现在看来 ,胡适的上述两个观点已被新发现…     

从《十一家注孙子》看兵家与儒家治国战略的融通

兵家与儒家虽然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但其立论的目的都是治国安邦，这使得他们对治国战略的论述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这在先秦兵家鼻祖孙子和经典儒家孔、盂、荀的论述中都有体现。兵家和儒家治国战略的共通性为后代整合兵儒学说提供了思想基础，北宋时期的《十一家注孙子》，就充分体现了“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孔孟荀义利思想歧异

《韩非子·显学》在批判先秦儒学时,认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把孟子和苟于分列为儒家不同派别,指出他们对孔学取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如果避开韩非对儒学的非难不论,而其对先秦儒学流变的分别,则是世所公认的。司马迁《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说,苟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环,序列著数万言而卒”,他与“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的孟子存在巨大思想分歧,是自不待言的。然而,不仅如此,就是孔子、孟子这两位“至圣”和“亚圣”之间,思想上也有差异。对此,我们予以研究,是必定不会多余的。本文仅就孔子、孟子和苟子在义利…     

《周易正义》的注疏特色

从形式上来说,唐代的注疏之学,是在南北朝的义疏之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至唐初孔颖达注疏《周易正义》时,受了南北朝义疏的影响,即以一家之注为底本,兼采诸经、诸家之说。而从内容方面来说,《周易正义》则以儒为宗,兼采老庄之说,并掺杂佛风,同时,重义理而不废象数,是儒家思想主导下儒、释、道三家合流、象数与义理互融的结果,在学术上显示了兼容并包的盛唐气象。     

《黄庭》内外二景考

《黄庭》内外二景，常被其他道书所称引，并据此来判断某些道书产生的年代，然二景孰先孰后及产生的时间则众说不一，难得共识。本文首先简介诸家之说，然后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考证。认为《外景》产生于东汉，约与《太平经》同时或稍后；《内景》产生于西晋太康九年（２８８），作者为魏华存。同时，还指出了诸家之说的是非所在以及有关道教神秘文化的某些问题。     

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重构

由于港台新儒学对儒学传统的重建功不可没,因而如今“当代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几乎构成同一所指。但就全球范围而言,以港台新儒学指代当代儒学的重建,未能反映当代儒学重构的全貌。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如今都有儒学重构的重要成果。仅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而言,如今至少就有两种参与儒学重构的理论形态,即南乐山和白诗朗所代表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对于古典儒学建构性的诠释。本文在指出“当代儒学”并不等同于“港台新儒学”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世界中南乐山和白诗朗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的儒学建构,并对二者的不同进行了提示。限于篇幅,关于中国大陆当代儒学的重构,则另文处理。     

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展望

儒学在近代成为进步思潮的批判对象,并丧失了文化主位性,这有其历史的必然原因。但“五四”的批儒,有简单化和过于政治化之失,儒学只是被简单地抛弃,并没有被扬弃。“文革”再度批儒。“文革”的破产及儒学在东亚若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使批儒反孔的进步性首次受到怀疑。最近文化热中儒学虽又一次受到批判,但全盘否定儒学的潮流已不能左右知识界。许多学者正在努力超越传统,也超越反传统,从自外部打倒传统进到在内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以便在多元化的文化趋势中重建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主位性,但其精华经过加工改造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在人生哲学方面,儒学注重焕发人的生命活力;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并把人生的价值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三点具有现代意义。在社会伦理方面,我们要继承发扬儒家重道德礼貌的传统,要重新评价和改造“五常”说,要把“五伦”中的朋友一伦提到首位,并推广于其他一切人际关系之中。     

严锡禹:“补儒易佛”

作为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受儒学的影响,他对基督教学说(时人称为“天学”)的理解,是在自己已经拥有的儒学背景中展开的.因此,要了解徐光启对天学的认识,必须了解他对天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 1612年,徐光启为他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写了一篇序,其中这样说道:“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也就是说,传教士所传的宗教,可以补充儒家的不足,可以抵制佛教的侵袭.在《辨学章疏》中,他又说:“诸陪臣所传敬事天主之道,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诸陪臣”指传教士,他们所传的宗教,大有益于今天的社会.     

道教的文化整合作用值得研究

中国素有“三教”之说,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代曾 说过：“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自晋至今 ,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道教的文化整合作用值得研究历史地看,虽不能说儒释道三教构成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鼎足之势,但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三教各有其地位和作用,应是不争的事实。诚如牟钟鉴先生所说：“魏晋 以降,儒佛道三家成为三大主流学说,其中以儒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互相渗透,互相推动……”但与儒释二教相比较,人们常以“杂…     

周敦颐生死哲学探微

周敦颐的生死哲学主要由二部分构成,第一是生死态度:“今死矣,命也!”第二,生死观:“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周敦颐构筑了儒学之形上本体,又以阴阳五行之理贯之“天人”。这不仅为儒者之积极入世、道德践履的人生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从本根上确立了儒式的生死观。本文从对周敦颐生死思想的探讨进而对儒家的生死哲学进行反省,以期推动对中国哲学的思想探讨的深入。     

古典儒学宗教性的不同解读

杜维明与安乐哲对古典儒学宗教性的诠释 ,分别强调儒学中的超越性和共同创造性 ,代表了诉诸超越和非超越话语两种诠释方向。成中英从比较神学的角度对古代中国神性观念的讨论则突显了儒学中的神性问题。本文选取杜维明、安乐哲与成中英三者为研究个案 ,来看他们对儒学宗教性的理解以及在他们的理解中儒学的宗教思想有何特质。论文第一部分以杜维明对儒学宗教性的研究为主 ,阐述分析“内在超越”理论 ;第二部分介绍分析安乐哲对古典儒学宗教性的诠释 ,重点阐述“共同创造”观念和“礼”的宗教维度 ;第三部分介绍成中英“无神学的神性”观念 ,展开古典儒家对神性的理解。这些研究表明 ,在扩展了的宗教观念的基础上来认识儒学时 ,可以肯定儒学具有宗教性。有争议的仍然是儒学的“超越性” ,而这对一部分学者来说 ,仍是儒学宗教性的问题。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主体的消解与复归──论《逻辑哲学论》的主体问题

国内学术界有关《逻辑哲学论》的介绍已为数可观,维特根斯坦研究成了又一“热点”。不少青年学者凭借外语方面一技之长率先引进维氏之说,从之者竞相传抄,颇有“生吞活剥”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拾人牙慧为本,以著书“立说”为荣,已成为今日某些学术领域的～种时髦“景观”。在这种情势下,有必要对维特根斯坦作些认真的研究。朱文论涉《逻辑哲学论》的主体问题,并非侈言“救弊”,而只是对这个重要概念作一些探讨。主体（subject）、形而上学主体（metaphysicalsubject）或我（I）这个概念是《逻辑哲学论》中许多令人困惑的概念之…     

试论荀子哲学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

一、荀学的历史命运在儒学发展史上,所受诉病最多的恐怕莫过于苟子了。但无论后儒如何评价苟子,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苟子的功绩是不容置疑的：其一是对儒学的复兴之功。孔子死后,内部的分化与外部的挑战使儒学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乃至一度出现了“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以孟子·股文公下》）的局面。正是孟子和苟子的出现,才使得处于颓势中的儒学得以挺立不倒、重新崛起。苟子的另一个功绩则是在传经方面。据史家考证,现存儒家请经除个别经典证据不足外,大多传自苟子。所以清代汪中作《苟卿子通论》说：“苟卿之学出…     

《四库全书总目》所建构的易学诠释边界

四库馆臣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经学为解释方式,将历代易学派别划分为“《易》之根本”与“《易》之一端”。费直、郑玄一脉的易学和儒理易及“参证史事”派,合于儒家经学的治《易》理路,被馆臣视为“《易》之根本”;孟、京之学入于禨祥,王弼易学“说以老庄”,易图学源于道教,心学易入于禅学,不合于儒家经学的解《易》方式,被馆臣视为“《易》之一端”。馆臣的这种区分及取向,目的在于使学者分清儒家经学视域中的易学诠释边界和解释方式,同时又能为各家各派的易学思想预留一定的诠释空间。但这种本末、主次的区分,不仅加深了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且使儒学内部的汉易与宋易之争走向了更为深入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