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在逻辑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是其仁政思想的价值核心所在。政治行为因以人为其行为的对象,故而其自身的正当性与人日常行为的价值源头紧密连接在一起。人因有不忍人之心而后有不忍人之行,有不忍人之行而后有不忍人之政。围绕着这一价值源头,于君,孟子有着一种道德操守的必然诉求;于政,这一必然诉求则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客观化为具体的法令制度;于民,孟子则本着顺遂人之常情的态度,强调通过制民之产以导民向善。善、德、政三者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是环环相扣的自本至末的逻辑扩充关系。孟子的这一认识,在当今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参考意义。     

“义利之辨”的政治哲学意蕴与“仁政”的实际可行性问题——孟子政治哲学新探

孟子义利之辨的政治哲学意蕴在于呈现了出于利的政治与出于仁义的政治及其思考方式之间的分歧和争执。出于仁义的政治就是仁政,仁政就是为政者优先考虑民的利益的政治。仁政有其制度之维,为政者的仁心必须通过仁政来使自身得到落实和客观化。孟子仁政构想落空的主要根源在于其制度设计的不合时宜,而并非缺乏对制度的关注和设计。虽然人君所具有的不忍人之心为仁政的施行提供了内在根据,但是单纯依据性善论,孟子却无法解释政刑乃至政治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物种“内在生物本质主义”:从温和走向激进

走向内在生物本质主义(INBE)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温和的INBE者没有看到基因种概念的真实性和优越性,主张物种本质的二元论或多元论,是错误的。物种的本质可以而且应该归结为物种成员之共同拥有的内在微观结构——DNA序列片段,即未来的、新的、理想的物种DNA条形码。它是物种内在本质属性的典型载体,属于基因种概念,体现了物种的真实本质,不仅能够解释其他物种概念所能够解释的,而且还能够解释它们所不能解释的,由此可以作为物种唯一的、内在的本质而存在。这是物种本质一元论,属于激进的INBE。激进的INBE是成立的,因为DNA条形码是在物种的形成演变过程中确立的,蕴涵了物种演化、变异的历史性、生态性和关系性,体现了整体化的‘基因还原论’以及历史蕴涵的‘基因决定论’。     

从“内在超越”说起

从“内在超越”说起郑家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１００７３２）方法是与问题关联在一起的，方法的改变往往会引生出新的领域与问题，而新问题的提出有时也会引发对于方法的反省。８０年代以来“内在超越”一语的流行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关涉到中国（特别是儒家）思...     

内在超越与内圣外王——孟子思想的政教一体化思维特征

孟子以性善论为孔子所开启的儒家内在超越的思维理路确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强化做人成圣的“绝对命令”性质,在儒家内圣学与外王学之间建立了较自然的逻辑关联,并最终将宗教人伦的关切与现实政治的关怀融为一体,在完成对宗教人伦理想与实践的政治化的同时,也完成了对...     

孟子故里“圣地化”的基本内涵——评刘培桂《孟子与孟子故里》

从“历史 /思想史进路”看目前的孟学史研究 ,孟子升圣、《孟子》升经之类“宏大叙事”往往较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但一般人却很少关注作为“微小叙事”的三孟升级。但是 ,自从 1 988年以来 ,邹城市孟子学术研究会的刘培桂先生则致力于研究孟子与孟子故里的文物和文献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文史出版社 2 0 0 1年出版的《孟子与孟子故里》 ,尤其体现了作者立足于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以“孟子升圣”和“《孟子》升经”为背景去勾勒“三孟升级”、进而拓展孟子学研究范围的治学特征。第一个需要评论的问题是“孟庙建制沿革考”。国家礼仪…     

以性善为根据的治国路径--从孟子性善论视角解读其仁政论思想

本文基于孟子性善论与仁政论的结构性关联,从性善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仁政学说在理论层面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阐明了民本观念作为仁政学说核心思想的人性论根据;分析了仁政具体措施的性善论根基;探讨了王道方案过于理想化的人性论根源.     

孟子的伦理选择论——从“可欲”到“能”和“为”

为了促成人们的伦理实践,孟子提出了一个比他的性善论更为复杂的伦理选择论。这一伦理选择论既有抽象的一般性的正当选择原则,也有比较具体的可欲之善和更具体的作为"良贵"的仁义等价值;既有对人性的相似性和人能够做什么的说明,也有如何实践伦理的方法。在层层推论和类比中,孟子令人信服地向人们证明,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伦理选择是最好的选择。它不仅是可欲的最高的善,而且也是人完全能够获得的价值。     

善与正当性:孟子政治哲学的内在架构

文章从善与正当性这两个概念来探讨孟子政治哲学的内在架构,区分了作为事物之属性的善与实体之善,认为在孟子那里善是与人的存在直接相关的范畴,分析了善内在关联于人与世界的意义创生的深层含义;考察了正当性的双重意义,即个人道德行为的正当性和政治领域内的正当性,指出孟子并没有将这两者加以清晰区分;并且指出善更多地具有作为整体的实质的价值意义,而正当则更多地是一个单独的道德和政治哲学概念,并且往往带有较强的形式色彩,其基本含义与一定的原则、规范相一致。在上述区分和考察的基础上,文章初步厘清了善与正当性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孟子是如何将具有形式意义的正当性加以落实的,最终得出正当性从客观的天命落入行为主体的理性自觉之自主性中的结论。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

此“疑古”、“信古”之“古” ,主要指北宋庆历以前传统古典学而言的。传统　　古典学至宋代而始疑 ,至近代而大疑 ,形成“疑古”思潮。 2 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对传世文献作重新判断 ,是一次重要的古典学重建活动。而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 ,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 ,“走出疑古时代” ,并不意味着走向“释古”。冯友兰先生对其“释古”的解释 ,前后有很大的不同 ,而最终倒向了“疑古”。中国古典学的正确发展方向 ,应该是从“疑古”走向“正古”。“正古”即“修正”传统古典学。它一方面肯定传统古典学基本上可靠 ,只需“修正” ;另一方面承认传统古典学也有缺陷 ,所以需要“修正”。具体言之 ,它大致可以归结为“四正” ,即“反正”、“纠正”、“补正”和“判正”。     

从“运动”走向“规则”——对“平安”话语的思考

正常实施刑法和民法,比任何其他情况要有助于在人民的头脑中形成对政府的热爱、尊重和崇敬之情。——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近来,公共话语中出现了一股诉求“平安”的声音,各级政府或相关部门纷纷打出建设“平安××”的招牌,煞是引人注目。“平安××”口号提出以后,下面的市、县就马上有了诸如“平安××市”、“平安××县”、“平安××镇”“平安门头沟”(本乡镇纯属虚构) 之类的口号,各行业部门也提出了建设“平安     

环境哲学与现代发展理念的转换

建立在环境哲学基础上的现代发展理念是对传统非生态的发展理念的纠偏。发展应体现在经济价值、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等的同步增长上。现代发展理念需要确立科学的自然意识、生态价值意识、未来意识和全球意识     

从“心游万仞”到“戳中一点”——论审美接受从传统、现代到当代的转换

传统的文学和艺术的审美接受强调体验和感悟,需要受众对作品进行想象和联想,通过复杂的思维加工活动获得审美快感。进入现代,也即"机械复制"的时代,其呈现方式改变了人们看的方式,大众对作品的接受方式也随之由"凝神观照"转变为"消遣"。进入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和观看以及体验的方式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一件事情的注意力被手机等信息终端彻底地撕裂成"碎片"。同时作为信息传播的大众媒介,传播的文字与图像呈现出一种"巧妙"的状态,使大众的接受进一步简单化,节约了联想与思考的脑力,也节约了时间。所有内容都追求准确地"戳中一点",让受众产生直接、即刻而又相对具有冲击力的快感。     

传统“孝”德内涵的演变与现代转换

传统"孝"德观念已有三千余年的沧桑演变,其内涵、地位和作用是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而演变的;其内涵复杂,既有维护等级、特权、专制的封建糟粕,又有体现人生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科学内涵,因此,我们要在对其进行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扬弃、继承和创新;要使其内容和形式与时俱进,以便与当代社会的民生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相适应。     

从伦理走向道德:精神的嬗变与思维的转换

"伦理"与"道德"并非是对同质的或相似的人类社会精神生活的不同历史话语或概念表达,二者实质上标示着人类社会精神生活的不同历史阶段与不同历史形态。只有厘清人类社会精神生活从"伦理"走向"道德"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精神嬗变轨迹和思维转换逻辑,才能对人类当代的社会精神生活有一个具体而真切的把握,从而也才能对人类社会精神生活的未来发展方向有一种自觉的领悟与导引。     

老子“德”的内在意蕴及其现代阐释

在老子那里,"德"的含义不只是停留在伦理范畴之中,而且是通达道的一种途径。老子在阐释"德"的意蕴的论述中包含三个不同的向度,简单来说,就是从"有"而至"无有",进而达到"无无",也就是道的本来样态。这是"德"的形上层面的路径。落实在实践层面,则由初始的"有言之教"到"无言之教",最高的德要引发个体自身的创造性,这是老子对至德的独到理解。这三层思想是由老子对"德"的层层上升的理解所构成的。如此把握老子"德"的含义,才能将其道德观念落实到当前时代背景下的伦理生活之中,使人们能够实现自我栽培,觉察自己的本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老子道德观念的根本要义。     

从“实效”与“实践”之辨看实用主义的内在分野

皮尔斯、詹姆斯、杜威被称为古典实用主义的"三驾马车",但是他们对于"实效"这个概念的理解以及实施路径却不尽相同。通过对"实践"概念的辨析,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会十分清晰。皮尔斯的"实效"概念虽然包含实践性的意蕴,但是更倾向于一种分析哲学的思维理路,而詹姆斯和杜威则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实践哲学的思维进路。古典实用主义内部的这种差异性对后来美国哲学的发展,尤其是新实用主义的分野式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实践哲学理路和语言分析哲学理路之争执的缩影。     

从“方内”到“方外”——庄子之孔子形象建构的内在理路

以《论语》中孔子"化而日进"的生命精神为基准,庄子或认为"游方之内"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并非孔子理应知止的圆熟境界;在这种"游方之内"的道德境界之外,尚有"踰矩"以"游方之外"的进境可能。所谓"矩"、"方",实即以礼乐为核心建制的"人间世"。面对崩坏的礼乐制度,孔子通过对"礼之本"的论述而强调礼乐的情感内质与生命关切,并以在秩序之中安顿生命为至高理想;然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情感与秩序之间呈现出的是难以消解的张力。在此基础上,庄子遂以"自事其心"为原则,以"礼意"为旨归,意在超越"方"的拘限(也即"踰矩")而追求"相造乎道"的本真、自适之境。循乎此,"孔子"也便在庄子笔下"重获新生"了。在这种理解进路中,庄子既不"诋孔",亦不"尊孔",而是通过"释孔"的方式回应着孔子生命与思想中存在的难题。     

从“曲”到“戏”——先秦“乐教”考察路径的转换

当前学界常以"音乐"、"乐曲"等概念来解释先秦文献中的"乐",这是有局限性的。其实,先秦时期的"乐"是综合了"诗辞"、"乐曲"、"舞蹈"等艺术元素而近似于"戏剧"的一种社会活动。除去借助"乐曲"之演奏来影响受众之听觉外,"乐"更通过舞台表演对受众之视听感官产生协同作用,影响和塑造受众的德性人格,从而达至"成教"的目的。这种"以‘戏’解‘乐’"的理解方式在诠释相关文献时更具优势。同时,我们应该在"以‘戏’解‘乐’"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乐’中之‘音’"、"‘戏’中之‘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