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性、创发性是儒家道德主体性的根本

成中英先生作为新儒家三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于2016年春季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了"论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论儒学的三偏与三正"的学术报告及其论文。其报告的主旨内容和新的学术贡献可以用如下几句话加以概括和评点:述史砭今说偏正,真诚创发开新论;仁义礼智诚为真,德性角色伦理魂;心性政治不可分,内圣外王再创新;知识信仰究天人,道德主体儒学根。真诚性和创发性是其所要论述的道德主体性的根本,所谓"主体性"一般是指人的意识自觉性和能动性,而儒家对道德的高度真诚与笃信是其主体自觉性的极致,创发性是其能动性的最高体现。     

论韩非的“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的本义是指无所不备、无所不在的"古之道术",其后起义是指"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的学问。若"接着讲",韩非之学亦是"内圣外王"。道体沿着两条途径向下落实为"内圣"与"外王":一是道体内化为人的精神,精神积聚而成"德",而"德"的最高层次是心中主道而虚静,是为"内圣";二是道体落实为事物的内在法则,形成了"理","理"又落实为君主的统治手段"法"和"术",是为"外王"。"内圣"与"外王"是并列统一关系。在理想政治中,圣人兼备"内圣"与"外王";而在现实政治中,韩非所论偏重于"外王"。道家、儒家、法家均有"内圣外王"思想,故"内圣外王"应是先秦学术的共性,而非某家之专利。     

儒家修身理论及其现代价值浅析

中国古代儒家修身理论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善恶问题予以追问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道德修养的可能性和必须性才是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修身原则和方法,即:立志乐道、涵养省察、内省自讼、知行相资.而这些修养原则和方法指向的价值目标则是圣人之境,即"内圣";其外在趋向则是"修己安人",即"外王".二者缺一不可.儒家的这一修身理路以及具体原则方向和趋向目标,具有较强的现代价值.     

佛教对儒家道统观的影响——以韩愈和朱熹为中心

在佛教传入以前,儒家道统观本以"治"或"外王"为主,但注重"内圣"的佛教传入后,在其挑战与影响之下,儒家道统观转向"教"或"内圣"层面。韩愈的道统观是这一转向开端的标志。对于韩愈的道统观,学界多讨论其一线单传之传道形式源自佛教禅宗还是天台宗。不过,佛教所促成的上述转向才是更为根本的影响。沿着"教"或"内圣"的向度,朱熹的道统观进一步深入,以"十六字心传"作为道统观的主要内容,并以"存天理,灭人欲"对其予以诠释,最终在佛教的挑战之下,基本上挺立起儒家的主体性。     

“国际儒学论坛·2009: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9年12月5-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和亚洲研究中心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09: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的1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就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展开讨论。1.内圣与外王以"内圣外王"阐释儒家思想,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因为安身立命最终的实现就是内圣与外王的贯通。林存光教授指出,"内圣外王"体现了儒家的一般政治理想诉求,     

由王而圣始,由内而外终——丘濬《大学衍义补》的内在理路

《大学衍义补》是明儒丘濬晚年所著的匡时救世之作,旨在阐发帝王为治的大经大法,教导君主修己以治人,内圣而外王。全书的框架依托于以"君"代"圣",内在的理路可以概括为:由"王"而"圣"始,由"内"而"外"终。     

帛书《二三子问》“精白”思想与儒家工夫论

"精白"一词罕见于先秦传世典籍,但在帛书《二三子问》中却集中出现,并作为一个政治话语上的用词被明确提出来。在单字词"精""白"的内涵里,均有德性修养的一面,且上升到君主和大臣治国的高度,此与复合词"精白"的两重内涵是一致的。孔子对此内涵进行了提升,"精白"即是在性与天道相贯通的基础之上,进行内心道德的修养,此即内圣的工夫。内圣必然兼含外王,圣人行王者之道,以治国平天下,此即外王的工夫。事实上,这是一种儒家工夫论。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善“分别说”视域下的英雄世界——牟宗三的立场

牟宗三关于英雄的见解内蕴着现代新儒家的独特视角。他对英雄的审视,在其美善"分别说"的致思格局之中可得到准确衡量。他对"美"作了富有东方智慧的阐说,并结合其人性论,将英雄的生命及其实践领域视作艺术性的,成立了一种英雄人格的审美。他视刘邦为英雄典型,对理想的英雄作了精彩的美学品鉴。此外,他还以"内圣"为衡定标准,在儒家传统与时代吁求"新外王"(民主和科学)之间判明了英雄的价值层级,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了对英雄生命的恰当理解和积极转化。     

试论柏拉图《理想国》中城邦—灵魂类比的政治哲学意涵

通过厘清威廉姆斯、李尔、费拉里三位学者在《理想国》城邦—灵魂类比问题上的代表性论点,并且结合《理想国》文本,可以认识到,该类比的两端分别对应着人的不同身份即邦民与个人,它只是一种修辞性的比例性隐喻。柏拉图(苏格拉底)借助该隐喻的可逆性,通过不对称地使用类比,使灵魂中神圣的哲学品质超越于外在的王权,然后又借助类比之外的原则,使人的不同身份在哲人王与僭主的例子上偶然重合,最后得出了"内圣高于外王"、"内圣并不必然开出外王"的政治哲学教导。     

善如何可能?圣人如何可能?——韩非子的人性论及内圣外王思想

韩非子的人性论是由"圣人"之聪明睿智之性、虚静无为之心与"众人"之好利之性、欲利之心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人性与人心,是一个好利与向善的综合体。人性好利决定人情好利,但聪明睿智之性、虚静无为之心却能节制自身欲望,向"道"靠拢,并最终"体道"。人性虽不蕴含善性,但却能萌生向善的能力。人能体道,成为"圣人"。人世之善,源自"圣人",而最终源自"道"。韩非子亦有"内圣外王"思想。"内圣"必然要求"外王",欲实现"外王",必须借助君主。王必霸、霸必王,是韩非子王霸观念的显著特征。     

内圣外王新诠

传统的内圣外王应用于皇权时代的家族社会,在民权取代皇权,家族日益消亡的情况下,应以核心家庭伦理和规则伦理取代家族伦理,并建立不干涉政治的新儒教,此为儒家新内圣。新外王的民主政治以仁爱共识为基础,首先是天下主义;其次是平等自由主义。内圣外王依据人的不同能力,政治哲学依据人的理性能力,内圣之学依据人对德性天道的信仰。儒家内圣外王的新连接应该回到儒家的源头活水处,合孟荀,折衷于孔子,其思想结构就是:仁爱、平等、自由。     

论孔子的中道超越

儒家超越精神是华夏轴心突破的主要思想成果,关于其内涵与特征,港台新儒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内在超越说。但儒家的超越既非港台新儒家所说的内在超越,也非基督教式的外在超越,而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道超越。中道超越的上下、内外、左右三重向度分别指向天人之际、身心之际和人人之际,在工夫实践中融合为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达成即凡而圣的修养目标,成为各大轴心文明中独具特色的超越形态,对培育士大夫人格与信仰具有关键作用。     

仁义的普世价值与王道政治的情理支撑

仁指向人的情感世界,义指向人的理智世界,仁与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儒家价值根基.在儒家看来,仁义是至高至上、至尊至贵的,它既是人类的普遍尊严,也是一切政治制度的价值支撑.相对于仁义而言,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是手段,是工具,而仁义的实现才是人类的真正目的.从“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意义上讲,仁义是比生存权与发展权更本质的人权.以德服人的王道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与追求,而仁义构成了儒家王道政治的价值支撑.     

“奥秘”的彰显——浅析托马斯·阿奎那圣事学说的人学意蕴

作为对于教会神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通过解读"圣事是一种标记"和"圣事要借助于可感事物和话语",将圣事源自于天主的"奥秘性"与开放给人的"标记性"结合起来,强调了圣事指向人、适合于人并最终圣化人的属性。以这一圣事学说为基础,天主教的圣事神学指导天主教信众构建起了以圣事为中心的宗教信仰生活,发展出了丰富的圣事礼仪文化,从而显示了托马斯·阿奎那这一圣事神学深刻的人学意蕴。     

论牟宗三的“两重坎陷义”

学界对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研究和评论已经相当丰富,而不论是赞成或反对者只关注到牟宗三关于"良知坎陷"说的一个侧面,而没有看到另一方面,从而误读了牟宗三讨论坎陷的问题意识。按照牟宗三关于坎陷的论述理路,可分两重,即凡位坎陷义和圣位坎陷义。凡位坎陷义是牟宗三讨论西方知识形态存在何种缺陷的核心概念,因为坎陷是知识构造的根基。牟宗三认识到西方的知识传统对个体生命的安顿不足,遂要从认识心之坎陷中跃出,最终转向本体界,使得本心呈露,获得真正的安心,此历程从现象界上升到本体界,从凡位转入圣位,亦可说是内圣之路。达到圣位后,还要从本体界下降到现象界来安顿天下人的心,在此历程中仍然需要借助坎陷,具体表现为"新外王",其核心内容为科学与民主,但开出的方式上却要本内圣之明,以此使得器物制度皆具有提撕精神。据此可知,凡位坎陷义演内圣之学,而圣位坎陷义开外王之学,二者是上学下达的整体,体现了牟宗三一生学思所向。牟宗三对坎陷问题的讨论始终充满着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人文关怀,他尝试借助东西方已有的文明形态构建起一个融合宇宙知识与生命价值的理想架构。     

道统、道学与政治立法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朱子的"道统—道学之辨"进行了重构,指出朱子那里存在着道统与道学的严格区分:道统是孔子之前的有德有位的圣王之间相传的谱系,而孔子有德无位,只能开创道学却未能继承道统。然而,他的这一重构与朱子的本意相距甚远。对朱子而言,道统是道学的传授谱系,道学是道统的传承内容。而道学的具体内容则是一套实现内圣的修养工夫,同时也是历代圣贤相传的治理天下的"密旨"、"心法"。在位的人君作为统治者,只有按照这一套工夫系统进行自我修养,才能够通过内圣的修养实现外王的政治理想。因此,朱子对道统与道学的论述包含着对在位的人君进行政治立法的诉求。     

从君子“修身”到义人“成圣”——关系性“罪”论视角下的耶儒思想融合之尝试

儒家~([1])历来重视"修身",这是"成仁"之本。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而想要成为君子就要从修身开始。儒家的"修身"强调先天的善与后天的努力结合,从而实现从"现实的我"到"理想的我"的过渡。基督教则主张悔罪、重生努力过圣洁的生活是达到"成圣"地步的一生操练。这两种获得理想人格的路径似乎看起来相行不悖,但二者对人的本性,特别是对"罪"的理解并不一致。缺乏罪感文化的国人对于"罪"、"犯罪"等话题的讳莫如深,并不能掩盖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的"罪"之理念。笔者想要尝试的是,基督教的罪观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是陌生的,在关系性"罪"论的指引下找到基督教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契合点。     

良知“附套”与“纳方于圆”——唐君毅对儒学与科学关系之型塑

为化解儒学与科学之冲突,唐君毅重建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并从两维度予以阐释:以主体"性能"扩充"良知"本体,将科学理性纳入"新内圣",为科学提供"本体论承诺";以"道德真理"范导"科学真理",进而以"道德文明"主宰"科学文明",将科学知识、科学实践纳入"新外王"。在晚年,他进一步创建"本体境界论"以整合两维度之论域,完成对科学之终极统摄。此种儒家的科学解释学范式亦为思考科学时代之儒学价值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