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从根本恶到恶之平庸——阿伦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

阿伦特在二战后和20世纪60年代分别以"根本恶"与"恶之平庸"来阐释纳粹运动。对于这一变化是否表明阿伦特彻底还是部分改变了对恶的看法,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事实上,在阿伦特的思想里,恶之平庸与根本恶之间具有悖论性相容关系;但在其后期的思想里,阿伦特更愿意通过恶之平庸而非根本恶来理解纳粹之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有关。她逐渐明确拒绝了根本恶中隐含的神学因素,认为这一因素既无法把握,也难以导向对个体道德责任的追究,最终转而以彻底的世俗主义态度展开对个体责任的道德探究。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与定言命令演绎

普通人类知识在实践运用中出现自然辩证法,引发对定言命令有效性的怀疑,使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成为必要。纯粹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追问三个问题,防止实践理性的僭越,确立了定言命令演绎的实践的立场。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前面三节,说明道德法则除了自由之外,别无根据;自由除了道德法则之外,没有其他基础;追问对道德法则的兴趣,容易把情感当作道德法则的根据。这些观点与《实践理性批判》是一致的。康德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演绎定言命令,也没有出现主流学界所批判的失败。     

启蒙的逻辑与现代性的秘密——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文本学解读

《启蒙辩证法》通过对启蒙理性"抽象同一性"原则的批判,指证了"神话变成了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启蒙辩证法》通过揭秘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从而得出启蒙的逻辑作为现代性之秘密的基本判断.《启蒙辩证法》虽然将卢卡奇基于"物化"思想的现代性批判推进到了工具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定向,然而这一批判仅止步于理性主义批判,尚未达到现代社会资本统治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原则高度,对启蒙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批判,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对现代性"副本"的批判.     

阿伦特与恶的现代性悖论

根本恶与恶之平庸,这两种貌似走向相反两端的对恶的描述,在作为行动主体对自我意图的执迷上是一致的。这种执迷或"过度"(excessive)就是恶的实质,它在阿伦特笔下具有悲剧性的双重面目。阿伦特揭示了恶的现代性悖论:现代性的题中之义是将恶视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将随时代进步而被消除;然而,现代生活的"世界异化"却容易加剧主体行动的盲目与道德自欺,从而导致根本恶的后果。     

欲成义人,先做善人——康德对道德与宗教关系的处理

本文首先对"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这一说法进行了辨析,认为康德把宗教看作由两个部分的内容构成——理性的内容和经验性的内容;前者是宗教的道德内核,后者是用于承载或表现这个道德内核的宗教性外衣。康德强调真宗教必须是此二者的结合;对于人来说,道德与宗教都不可或缺:离开道德的内核,只把宗教的外衣当作宗教的全部内容,会走向宗教妄想;而离开宗教的表现、以为道德能够提供实践理性的终极目的的全部条件,这是道德狂热。康德对这两种思想倾向及实践都进行了批判。基于对康德宗教思想的这种认识,本文重新审视了把康德看作取消宗教的独立地位、将其化约为道德的看法,认为此种看法不符合康德对于道德与宗教关系的观点,因而是错误的认识。     

“未写出的政治哲学”——汉娜·阿伦特与《判断力批判》重构

阿伦特认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包含着"他未写出的政治哲学",因为康德真正的政治哲学是基于他对判断而不是意志这种人类能力的考察。阿伦特在康德的鉴赏判断中发现了判断的这种自主性能力,即在缺乏概念和规则同时又不放弃某种普遍有效性的情况下来判断特殊物的能力。判断不仅是在与共通感同源的共同世界中发生的,而且与"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这种扩展的思想方式联系在一起,判断的必然性是一种通过想象力而成为可能的示范性的有效性。阿伦特对《判断力批判》的重构旨在表明,反思性判断力不仅是一种区分美与丑的能力,而且也是一种区分对与错的能力。我们必须像判断美的对象那样来判断对与错,因此,反思性判断力成为了政治判断的一种模式。     

道德敬畏与价值判断——从康德到新康德主义

康德曾说: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 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康德,2000年,第177 页)这是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句话,也是康德的墓志铭。今天,在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之际,我们在追溯康德道德哲学对近现代人类的启迪时,对这句话中的道德部分加以重新诠释,并以此来怀念这位“睥睨古人、下开百世” 的思想家,具有特殊的意义。     

后形而上学视野里的“德福观”

传统形而上学以抽象的“神性”、“理性”来确保德福的绝对同一性.后现代主义通过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对个体差异性的强调,否认道德与幸福的必然联系.后形而上学主张德福相即,通过对话在交往中达成共识,实现主体间的相互承认,既是道德的,也是幸福的;在风险社会中,团结之德是获得人类安全之福的条件;主体交往的平等性决定了尊重他者幸福意愿构成践履道德责任的限度.     

论神对于康德道德律的多重意义及其限度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被设定为实存的神作为道德律的"规定根据";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他把神圣的、绝对完美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即神意视为使先天综合的定言命令成为可能的"第三者";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神意是一个必须被用作原型的实践理念,该理念将神圣的道德律呈现在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眼前。但康德在赋予神意对于道德律以多重意义时,也为此设置了一个限度,这就是:被设定为实存的神对道德律作用的间接性和直接作用于道德律的神的观念性。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     

孝道实践的情理张力及其克服——以《孟子》"怨慕"的考察为中心

面对"怨慕"这一孝道实践个案中包含的情理张力,孟子与后儒偏重于不同取向的实践进路来克服.孟子承认包括舜在内的人心中既"怨"又"慕"的情感,主张通过涵养"慕"的道德情感来转化"怨";而后世尤其是宋明儒者则偏向于"不怨",并由此转向"责己",通过道德理性的自觉与主体的反身性实践来统一理性要求与道德心理的分裂.两种进路本质上...     

康德是否证成了道德的形上学 ——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

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三义的确立与对儒家的"当下呈现"即是康德所谓智的直觉之肯定,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学。他进而认为康德只证成了道德理性之第一义,而未能证成其第二义,亦未能透显出第三义,衡定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通过对康德理路的分析可以发现,康德建立的道德的神学在《判断力批判》中亦有道德的证明,而非只有《实践理性批判》之单纯分解地形式地建立,与儒家以良知为本体建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Reason与Reasons:从康德动机论到动机论的康德主义

Reason和reasons都可以表示动机,但reason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为的要素, 因而一切能够导致道德行为发生的因素都属于行为的动机;而reasons意义上的动机则可以 被理解为行为者被激发的行为理由。近代康德道德动机论主要在reason的意义上 讨论动机,而当代以内格尔和斯坎伦为代表的道德动机论的康德主义则将主题转向reasons 。从reason到reasons,道德动机由被逻各斯视为法则的绝对理性所统摄演化为被努斯视为 灵魂的理由理性所构建,道德哲学也通过新的道德动机理性观开创了新的发展路径,由此, 道德动机自身也由主体的自律性约束发展为主体间的普遍性建构,而这既体现出道德动机论 的康德主义以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对康德道德动机论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扬弃 ,同时也回应了休谟主义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并彰显了康德主义对现实道德生活的观照。     

汉娜·阿伦特论“拥有权利的权利”

作为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尽管并未系统地阐释一种关于人权的理论,但是人权思想构成了阿伦特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她提出的"拥有权利的权利"(the right to     

道德的三种样态——阿伦特对道德哲学的反思

为了反思纳粹极权主义的道德教训,阿伦特对原初的道德经验进行了分析。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她区分了三种迥异的道德样态,即分别以苏格拉底、耶稣和马基雅维利为典范的思想道德、信仰道德和政治道德。思想道德以思考者的思考经验为基础,以思想之我的内在和谐为原则。信仰道德以同情经验为基础,以忘我为根本特征。政治道德以行动者对荣誉的追求为核心,以对世界的关心为其原则。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康德哲学中同时包含着这三种道德概念,而这也正是它充满内在张力的根本原因。     

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

批判哲学有一个实质性的内核,这个内核在单独考察《纯粹理性批判》时不受注意。但正是在举办《纯粹理性批判》庆祝活动时我希望能想到这个内核,特别是康德所提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联系具有最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人们常常坚决要加以证明的康德的“严格主义”,使人们有可能不断地考察《纯粹理性批判》“本身”。当利特(Theodor Litt)说下面一段话时,他确实是对的。他说:“事实上的‘伦理要求’几乎从来未曾这样严峻地同一切和谐的伦理理论对立过。道德哲学家数百年来就以     

"我不知道怎样发现'适度'"——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理论的批判和改造

霍布斯批判中道学说的要点包括:(1)在指导实践方面,中道学说——更一般地,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是空洞的;(2)这种空洞性源于,尽管亚里士多德确立了道德哲学的正确基础,即欲望服从理性的人类灵魂自然秩序观念,然而他未能以规则的形式揭露理性本身的规定性.据此,在霍布斯这里,道德辩护的问题转化为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为诸道德规则寻找理性基础的问题.     

“塔克—伍德命题”的后半段——对“非道德的善”概念的批评与改进

"塔克—伍德命题"不仅试图表明,马克思既不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也反对以不正义的名义谴责资本主义,而且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根植于人性之中的自由/自我实现才是马克思开展批判的真实缘由。根据该命题,基于正义、权利等"道德的善"的批判在有效性与合法性上是不成立的,而只有基于人性的自由/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批判才真正有效。但是,马克思对人性等概念早已做出严格限定甚至清除。与"自由/自我实现"相比,通过"阶级利益"来解释"非道德的善"才更加贴切。这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比资产阶级的更加普遍和真实,可以有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阶级利益的"非道德的善"和作为正义的"道德的善"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取前舍后的关系:后者可以经由前者得到解释和定义,并在"妥为安排"之后与前者相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