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的规范与人性的理解——荀子人性新论

荀子对"性"概念的界定是属于"生之谓性",是指人基于其自然生命之上种种生理及心理的本能和欲望。孟子的"性"是基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立言,而荀子的"性"则相反,其所指恰恰是人与禽兽之共通性的属性而言。从广义上来说,荀子人性论内涵心、性、情、欲四者;从狭义上来讲,荀子人性论主要是指情与欲二者。荀子通过外在的"礼"与内在的"心"实现了人性的自然性向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性转换,这也是人的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变的过程。     

康德对井上圆了纯正哲学的影响

日本近代哲学家井上圆了为了振兴佛教,借鉴康德哲学,把传统佛教改造为纯正哲学的理论体系。圆了受康德星云说的启发,提出了"宇宙轮化"说,以论证佛教因果循环说的"科学"性;正像康德以批判哲学统合唯物论与唯心论,圆了强调大乘佛教非有非空、亦有亦空的"中道之妙理"统合了物心两界,达到了哲理的"中正";圆了援引康德"物自体"的学说,主张有限相对的事物是可知的,无限绝对的本体是不可知的,只有大乘佛教才能与绝对无限的本体融合一致。井上圆了融会康德哲学与传统佛教而构建的纯正哲学对梁启超等以佛学义理诠释康德哲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未写出的政治哲学”——汉娜·阿伦特与《判断力批判》重构

阿伦特认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包含着"他未写出的政治哲学",因为康德真正的政治哲学是基于他对判断而不是意志这种人类能力的考察。阿伦特在康德的鉴赏判断中发现了判断的这种自主性能力,即在缺乏概念和规则同时又不放弃某种普遍有效性的情况下来判断特殊物的能力。判断不仅是在与共通感同源的共同世界中发生的,而且与"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这种扩展的思想方式联系在一起,判断的必然性是一种通过想象力而成为可能的示范性的有效性。阿伦特对《判断力批判》的重构旨在表明,反思性判断力不仅是一种区分美与丑的能力,而且也是一种区分对与错的能力。我们必须像判断美的对象那样来判断对与错,因此,反思性判断力成为了政治判断的一种模式。     

“控名责实”何以可能——儒家名分思想初探

依司马谈之意,至少有两种"正名",一种是名家意义的缺乏人情味的"专决于名",另一种则是儒家意义的不乏人情味的"控名责实"。为了理解后一个问题,梁启超提出了一种"顾名思义"的解释,认为儒家的正名分意在使个人之同类意识由麻木而觉醒,从而产生同情心。同情心属于中国古人所说的"感通",而"感通"实际上是"通感"的扩大化。     

重思荀子的“大清明”

学界对荀子的"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本文通过详细疏解先秦秦汉对"清明"一词的使用,指出该词的基本含义是清楚明白的认知,但又与道德、政治乃至经学相关联。事实上,荀子认为,通过"大清明"的认知之心,人可以认识到至善——道,并以之来对治自身心性和各种现实中的恶,进而使自身和现实都达到善。可见,如果转换港台新儒家从孟子出发的心性论样式,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与道德相分的心灵模式,或许可以收获一种更加丰厚的心性观念。     

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

《荀子·性恶》的主旨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其中"伪"据郭店竹简应作"■",指心之思虑活动、心之作为。这既点出性恶,又指出善来自心之思虑活动,揭示了人生中以"性"为代表的向下堕失的力量、以"心"为代表的向上提升的力量,并通过善恶的对立对人性作出考察,实际是提出了性恶、心善说。荀子的心乃道德智虑心,心好善、知善、为善,具有明确的价值诉求,故心善是说心趋向于善、可以为善。荀子的人性论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无疑是较为特殊、较为完备的,值得充分重视。     

荀子“天人并立”思想诠说

"究天人之际"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永恒母题。荀子的思想大厦亦以其天人论为根基。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制天命而用之",实现人的自我长养,进而通过践行礼义而成为圣贤,在德性人格上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荀子的天人论是"天人之分"与天人相系的辩证统一,既反对畏天、慕天、"错人而思天",又反对"天人二分",人定胜天,让天与人的价值皆得以彰显,避免了天与人的"互役",形成友好型伙伴关系,可谓之"天人并立"。荀子在《天论》篇中完成了"天人并立"思想的逻辑证成,并将其贯穿于"性恶论"(自然维度)和"礼论"(文化维度)之中,成为荀子天人论的思想内核。本文通过分析天论、性恶论和礼论中的人学意蕴,让"天人并立"这一伟大思想显豁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荀子思想有一个更加深刻系统的把握。     

从《汉书·艺文志》看荀子的学派归属

《汉书·艺文志》最早对"儒家"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并认定荀子属于儒家一派。荀子提倡读经,精研"五经",以经典为理据,对《易经》也多有研究,称其"游文于六经之中"合乎实际。荀子"留意于仁义之际",对儒家的仁义之学多有创造性阐释,"祖述尧舜"不遗余力,其"法后王"之论即《汉志》所说"宪章文武"。在与孔子的关系问题上,荀子是继孟子之后又一"宗师仲尼"的典范。《汉志》将荀子划为儒家学者具有充分的理据。     

论荀子以“类”为核心的道德认识方法

荀子认为,人的道德认识与对物的认识一样,都可以通过逻辑性的"推类"方法来超越经验性认识的不足,以达到对事物的抽象把握。但是,伦理、道德之"推类"并非纯粹演绎逻辑中的必然性推理,它因其随机性和情境性具有或然性。荀子提出,道德之"推类"准确与否取决于三个条件:首先,道德认识主体是否能做到"类之不悖",同类才能相推;其次,道德认识主体能否做到"心不悖",即道德认识主体是否能克服个体的主观性,做到不"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最后,道德认识主体须承认道德认识发展过程中存在"类不可必推"的非逻辑性。荀子认真地分析了产生非逻辑性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使用"虚壹而静"的直觉方法来弥补这一逻辑上的不足。     

荀子心"合"物论发微

关于荀子认识论的研究,学者通常都从主观和客观分别对待出发,认为荀子力图使主观"符合"客观,以期求得全面荀正确的认识.本文作者认为,这种看法可以说符合常识的理解,但却没有切近苟子的本意.子的认识论是心物一体的认识论,心不是"主观",物也不是"客观",他更没有提出"符合"论,也不以"客观"为认识的标准.荀子的认识论是心"合"物论,也就是心物相合不二之论.     

康德崇高论美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崇高论思想是康德美学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在崇高感中,人的精神力量得到提升,超越了自然界,取得了道德和精神上的胜利。康德通过借助于理性,将崇高感与道德感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康德主张的是人本主义哲学,只有紧紧围绕着"人",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崇高在康德美学乃至整个康德哲学中的地位,进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崇高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孟荀各“一偏”——荻生徂徕之“祖型”辨

关于荻生徂徕的思想渊源,"荀子祖型论"几成定论。徂徕本人却强调孟荀皆为"一偏",此即暗示荀子不能单独成为徂徕思想的祖型,亦提示有必要重新梳理徂徕对孟荀的看法。我们于《孟子识》中可以见出徂徕虽不满孟子以言争胜和"脱略礼乐",却从孟子的思想中提炼了以"习熟"为中心的仿效论,此为徂徕之古文辞学成型的关键;从《读荀子》的"荀子大见处"出发,在突显徂徕沿袭荀子之天、道、礼之关节点的同时,亦可见出二人侧重点及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在交织着孟荀因素的人性论中,徂徕所重并非不可变之"材性",而是"习善则善,习恶则恶"之"习性",而且"善移"之"习性"在未发的起点上还保留着"相亲相爱相助相养"之"善"端。可见徂徕并非简单的"贱孟扬荀",只有以统合孟荀的视角重新分析其思想中的孟荀成分,才能更为恰切地理解徂徕所言"思孟者,圣门之御侮也;荀子者,思孟之忠臣也"。     

荀子诚论发凡

《中庸》首先将诚提升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此后的儒家学者对此概念的阐释大都归宗于此。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对诚也有深刻的哲思。荀子对诚的阐释与《中庸》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荀子之诚却因其理论基点——性恶论——而又与思孟一系儒家不同。在荀子这里,诚仅仅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功夫而存在。这一道德修养功夫又可以具体化为"常"和"慎独"两个层次。作为功夫的诚之最终目的乃在于实现人本身的"化",但是这种化指的是心对道的认可及行为的合规范性,并非是在人性层面实现本质性的转化。     

作为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晚期福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及其伦理转向

晚期福柯思想的一个线索就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康德提出要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摆脱"未成熟状态",实现理性的自由。福柯发展了这种批判,认为康德启蒙思想暗含着对我们当下在场的分析,凸显出一种现代性态度和伦理风格:主体和真理的关系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伦理的,即人们有没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转向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福柯消解了康德的先验主体结构,重建起启蒙与修养工夫之间的关系,倡导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我们自己的当下实在性"。     

从义务论的角度看康德的正义思想

康德虽然没有正义论方面的专著,但具有丰富的正义思想。从义务论的角度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康德的义务论等同于正义论。但人们应该注意到:康德把义务分为可以外在强制的法权义务和只能自我强制的德性义务,因此其义务论有法权义务论和德性义务论之分。由于法权义务的履行可以通过外在强制的法律,因而属于"合法性"即正义的范围,法权义务论也就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正义论。对康德而言,合法的即正当的,而正当的即正义的。相反,一切违背法律的行为都为不义。但是,德性义务作为人的一种自我强制,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只能依靠人的内心自觉去履行,这就决定了德性义务论不是正义论。康德背离了古代德性论的传统,把正义不再视为人的一种基本德性。     

“天学”视野中的荀子——利玛窦对《王制篇》物种分类说的改造

《荀子·王制篇》关于物种分类的一段话,被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引来支持其批判宋明理学万物一体说。仔细比照,可以发现,利玛窦对荀子原文做了一种改造,诸如:将"气"写作"形",将"水火"写成"金石",将"义"写成"灵才",等等。这种改造典型地反映了中西思维的差异,为我们了解荀子在西学尤其是天主教神学视野中的镜像提供了一个典型范本。     

荀子知识论研究

人类认识（心有征知）的对象是感觉（天官薄类）.感觉模式具有先验性.人类据此确立命题原则：逻辑原则、简单原则等.主体因为有善恶喜好,故要虚;认识不同而平等,故壹;心有萌动,故静.针对先秦学者在名实问题上产生的一些混乱,荀子提出：行、调、约等方法,强调在概念的实际运用中把握它.     

性恶、情恶抑或心恶？——从荀子论“质具”与“心性”问题说起

荀子虽主"人之性恶",但又谓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在哲学史上,学者对此"质具"与"心性"的关系曾有"质具"属性说、"质具"与"性恶"矛盾说、"质具"属心说以及"质具"属心又属性说等几种不同的形态;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以"质具"问题为线索,则在历史上又演化出"性恶论"、"情恶论"(性朴论)和"心恶论"等不同的说法。荀子言性恶之目的原不在讨论"自然之恶",而在说明道德之恶,但道德之恶预设了责任概念,而责任概念又预设了选择自由。若谓在荀子那里,"质具"乃是人成就德行的主观根据,而这个意义上的"质具"乃从"天君"之心上来理解,那么,此心便有理由为"恶"承担责任,如是,"心恶说"在理论上便有其成立的根据。     

论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

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第一,对思孟学派的"法先王"思想进行批判。荀子不仅提出"法后王",也主张"法先王",并认为"先王之道"与"后王之道"是相同的,而其主要内容是礼乐制度。思孟学派主张"法先王",主要内容是效法先王的"禅让"与"仁政",因此受到荀子的激烈批判。第二,对"思孟五行"进行批判。"思孟五行"具体所指,历来众说不一,新出土的简帛材料揭示了思孟五行的内容。战国初期的子思比类原始五行思想创建了关于人的德行的"五行"说,这在荀子看来是"无类";又因早期《五行》没有解、说,因此被荀子批判为"无解"、"无说"。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依时代不同不断调整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儒家学说的不断完善。     

音乐教学在幼儿感觉统合中的作用

大量幼儿都存在感觉统合失调问题,音乐课堂有益于幼儿的感觉统合发展。遗憾的是,很多幼儿音乐教学是在"致"而非"治"感统失调。进行幼儿感统治疗,需要认识到音乐不仅是听觉的艺术,更是多姿多彩的活动;要设计形式丰富的音乐课堂,让音乐成为幼儿感觉统合的途径;要在音乐教学中为孩子创造合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