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评当代儒学的“三偏”与“三正”

儒学在当代中国近三十年来有长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当前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本文指出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此三者,本文提出了"三正"之说: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合称"三正"。     

“社会儒学”何以可能

<正>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儒学究竟应当在什么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目前,人们对儒学的当代定位问题具有不同的看法:自熊十力以来的新儒家,主要关注的是儒学的"心性"层面,所以人们多称之为"心性儒学"。针对"心性儒学",蒋庆提出了"政治儒学"的理论,明确宣布     

经学视野下的儒学三形态

文章认为经学的发展历程对儒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和世俗化儒学三种形态都与经学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都以儒家经典作为自己最高的文本依据,以经典解释学的方式表现自身,经学的转型也意味着儒学发展的新方向,经学的发展史与三种形态儒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     

有别于“心本体”的“意本体”——对作为宋明新儒学归宿的刘蕺山哲学的重新定位

蕺山学与其说如牟宗三所认为的那样,仅为阳明心学的补充和完善,不如说以其以"意"易"心",代表了一种迥异于"心本体"的全新的"意本体"的哲学在宋明新儒学中的崛起和形成。而"意"的合内外、一天人的性质又决定了,一种真正的"意本主义"实际上也即一种"身本主义"。这种身本主义不仅使蕺山的本体论与工夫论彻底地打并归一,而且使其学说最终实现了从宋明新儒学哲学的"意识知觉"范式向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体行为"范式的理论皈依。也正是在这里,为我们豁显出了牟宗三中国哲学解读中的那种流于"康德主义"的理论误区,并使"超越牟宗三"成为今日中国哲学思想之真正光大弘扬的必然的趋势。     

孔子“中庸”的“时中”境域——兼评当代新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路径

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孔子"中庸"之"时中"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维度:一是"时"与"位"相称的"正名";二是"时"与"学"相契的"好学";三是"时"与"教"相合的"教化";四是"时"与"权"结合的"权变"。从这几个角度切入,可望打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解决当代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歧,并令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当代思想世界重新焕发光彩。     

论儒学之“道”的哲学品格

儒学特别是儒学之"道"能否称得上哲学?这是中外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哲学作为"类称"的本质规定有两个方面,即探讨宇宙人生最根本的普遍性原理和人最根本的价值理想,而儒学之道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由此表现了哲学的自觉和个性。儒学之道这两方面的意义是围绕"性与天道"而展开的,同样讨论和回答了康德的四大哲学问题,只是其理论旨趣与后者有所不同。本文论证了儒学之道既具有与西方哲学同样的哲学品格,又有着不同于后者的个性。     

儒学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

在儒家哲学中,价值非仅哲学的一个部门,而是贯通所有哲学问题并规定了其本质的一个核心和辐射源。儒学以人的存在实现为进路,落实到“心性”的论域动态地展示人性的内涵,而非对人性做静态的分析。儒学即心言性,即情言心,将“知”理解为人的存在所本具的智照、定向和主宰作用。其所主人性本善论,规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实现方式。儒学循道德和存在实现进路以建立其形上学体系,其所言伦理与价值,则是一种真理与应当本原一体,表征人的生命存在之整全性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念。儒家所言道,是在实存差异实现之“通”性上所显现出的一个形上超越性的“一”,其达道之途径,可名之为“旁通而上达”。“旁通”与“上达”两个维度,虽有分判,又相即互成,共同构成了儒家的价值和形上学系统。这一价值和形上学系统,既凸显了一种即伦常日用而达超越的实践品格,同时亦体现出了一种尽性、成己以成物的价值平等精神。     

先秦儒家心性论的伦理特征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现代研究儒学的许多中外学者常把儒家学说概括为道德哲学、伦理哲学,这确实抓住了儒学的重要特点。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儒学的这个特点是由它的心性论所决定的,因此也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心性之学,它具有道德理性主义的特征。心性论是研究人的本质、本性和自我价值及其如何实现等问题的哲学理论。它探讨人与自然(天)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说明人的生命、情欲、知觉和道德理性,精神自由以及心性修养方法     

论政治儒学的历史演化与人文理性精神

中国儒学本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把它与封建君主专制沟通起来,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儒家学说的本义。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背景与复杂的历史演变,儒学在作为政治化工具的运行实践中,也不断探寻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和形式。在经过魏晋、宋明儒的本体改造,同时又吸收佛、道的某些思想和修养方法之后,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实际上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得以进一步弘扬。而今,正确看待儒学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必然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动力。     

魏晋禅代与“郑王之争”——政权更迭与儒学因应关系的一个历史考察

本文对经学史上的“郑王之争”进行了研究和辨析,认为这一公案既反映出郑玄和王肃儒学思想的差异,也反映出他们对当时政治变革态度的不同,折射出在魏晋禅代的变局中儒学的自我调适和对政治的回应。同时本文还指出,王肃撰辑《孔子家语》的态度和其思想里所体现出的对传统儒学进行自觉改造的变通精神,同样是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儒学日常生活伦理的形上之维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伦理与儒学日常生活伦理是合二为一的。儒学的日常生活伦理不是通过概念的抽象演绎或建构形而上的体系得以证实,其价值体现于"日用即道"中,即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伴随着形上的终极关切,在日用生活伦理中蕴含着"知性、事天、立命"与"知天命"的终极追求。儒学日常生活伦理之形上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日常伦理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在儒家的内在超越和伦理认同的理论与实践中,人的生命与道德终极根源、个人日常生活与伦理责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中遵循着"中"与"和"的人生价值,并通过"诚"与"信"对超越人类自身的形上本体进行确认与体认,从而为日常生活伦理提供形而上的途径与担保。     

“儒家人格主义”之省察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提出了一种儒家现代性人格的范型——"儒家人格主义",并以此为核心来阐明儒家自由观的特质及其发展途径。对此,笔者认为狄百瑞"儒家人格主义"的实质依据是传统宋明儒学的"天理",其实现途径乃基于程朱理学家的"新民"主张,这都与其倡导的现代性人格相背离。究其原因,在于狄百瑞没有真正意识到儒家人格的时代转变问题,更未能从时代转变的维度上认清宋明儒学内部的分歧。     

佛教“敬”的内向语义发展与程朱持敬论

宋明儒者承继先秦儒学提出持敬论,把"敬"看作人格修养的方式之一。在先秦儒学中,"敬"主要表示谨慎谦卑、严肃认真的处世态度和行事方式,是道德伦理层面的要求,与宋明理学的"敬"有较大距离。考察佛经译本中"敬"字语义的变化发展,可以发现佛经中的"敬"除了表"礼敬"之外,还常常与"信""爱"等抽象心理动词连用,并由此感染了信奉、喜爱、爱戴等词义。这种语义发展的内向性特点,显然与佛教的心性论和工夫论有关。理学心性论受佛教的影响较大,可以说,佛教"敬"的内向语义发展为程朱持敬论的提出做了语义上的准备。     

儒学与宪法三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儒学面临了全面的"去建制化"困境,民初制宪中的儒学"入宪"与"出宪"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在儒学最终告别宪法后,中国的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彻底地"去儒家化"。但宪法是现代政治最重要的价值载体,复兴中的儒学不可避免地再次面临其宪法定位的问题。现代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正式重启了有关儒学宪法性意义的讨论。不过,两者都过分地偏重于儒学直接的宪法性意义。而实际上,儒学间接的宪法性意义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它亦是儒学在现代宪法中最有可能的定位。儒学应该以"公民宗教"的身份间接地支持中国的宪政主义,同时,它还应保持其独立的价值系统的地位,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形成外在的批判、制约。     

“自由儒学”导论——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

如何面对现代自由是当代儒学无法回避的一项思想课题,"自由儒学"就是笔者为此而提出的一种儒家哲学建构,其意旨在于克服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紧张,同时避免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端,为发展现代自由开辟更稳健的道路。因此,"自由儒学"将直接面对自由问题本身,也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思考,通过厘清"自由"概念的儒家话语,追溯自由的存在本源(本源自由),由此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进而建构起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重思荀子的“大清明”

学界对荀子的"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本文通过详细疏解先秦秦汉对"清明"一词的使用,指出该词的基本含义是清楚明白的认知,但又与道德、政治乃至经学相关联。事实上,荀子认为,通过"大清明"的认知之心,人可以认识到至善——道,并以之来对治自身心性和各种现实中的恶,进而使自身和现实都达到善。可见,如果转换港台新儒家从孟子出发的心性论样式,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与道德相分的心灵模式,或许可以收获一种更加丰厚的心性观念。     

梁漱溟生命化儒学的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

在本世纪初中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之际,梁漱溟为复兴儒学,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引入儒学,使儒学获得了新生命。他从儒家思想中发掘出不为特定时期和社会形态限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这构成了20世纪新人本主义的初始环节。梁漱溟深刻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的弊病和极端唯科学主义的危机,试图以人文关切扫除理智的冷酷,让伦理情谊温暖人心。同时重建儒家道德主义传统,给现代化事业筑立一个精神根基,为人们找回安身立命之所,以回应西化派的挑战。     

儒学的目的性问题

儒学是生命哲学。与近代机械论的宇宙观不同,传统儒学的宇宙观是生机论。儒学的目的性本质就是“生”,这种目的性的根据就是生机论的宇宙论,其体现即“仁”,其归旨在“太和”,其实现须要“天人合德”。目的性统贯着儒学的基本问题,它与康德的目的论有较大的差异却与现代深层生态伦理有重要的契合,利用这些思想资源,可以对儒学目的论进行诠释和转化。     

明代儒学气学传统的回归及走向——以“太虚”诠释为中心

明代学者对"太虚"的诠释,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气学的风格取向。具体而言,在"后理学"视野下,明代儒者批判性地继承了"太虚"概念,对太虚进行了本体论建构,表现出回归气学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又将"太虚"与"心"并论,呈现出以气论心性的学术路径,并最终将"太虚"作为伦理价值的归宿。从中可以看出,"太虚"内涵是一个逐渐深化丰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反映了明代儒学演进历程中对以往气学传统的继承。梳理这一过程,不仅为理解明代学术变迁及宋明儒学转承的内在理路提供一个视角,也可为解读儒学内部的气学传统及儒学史的演进开辟新的面向。